一 生存美學在福柯思想體系中的地位
　　　　
福柯的生存美學(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是他長期進行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以及權力和道德系譜學(la généalogie du pouvoir et de la morale)研究的直接成果，也是他自身生活歷程的經驗總結和實踐智慧(phronesis)的結晶，同時又是他在探索西方思想源頭和批判古希臘羅馬時代原有生存美學古代版本的基礎上，為了徹底擺脫近代西方思想及其社會制度的約束，根據現代生活條件而創造性地設計出來的新型的自由生活方式(une nouvelle manière de vivre)。

福柯一生所關懷的基本問題，始終是我們自身的生活命運；為此，他既要探討我們自身的現狀及其歷史原因，又要尋求我們自身實現自由的審美生存的出路。所以， 1983年，福柯很明確地指出﹕“思想史的任務，與行為史和觀念史完全相反，是要發現和考查，人類自身究竟根據什麼條件，不斷地反思和考量自身﹑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但是，在提出這個非常一般化的問題時，特別是當它涉及到古希臘羅馬文化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同我們社會中特定時期內具有重要意義的一系列生活實踐方式，有密切關系。這一整套實踐方式，可以稱之為‘生存藝術’(les arts de l ’existence)。所謂生存的藝術，就是一整套反身的和自願的實踐方式(des pratiques réfléchies et volontaires)﹔人們不僅由此確定一定的行為規則，而且還設法改變他們自身，形塑他們自身的獨特生存方式，並使他們的生活，改變成為具有特定美學價值﹑又符合特定風格標準的藝術作品(une oeuvre d’art)。這樣的生存藝術(arts d ’existence)以及‘自身的技術’(la technique de soi)，當它們被基督教整合到教士的權力運作模式中，當它們在更後一個階段又被整合到教育﹑醫學和心理學的實踐的時候，就喪失了它們的一部份重要意義及其自律性”(Foucault, 1994 : IV, 544-545)。因此，福柯指出：“我應該承認，同‘性’(la sexualité)等問題相比，我是更多地對‘自身的技術’ 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感興趣”(Foucault, 1994 : IV, 383)。由此可見，探討‘自身的技術’以及相關的生存美學，在福柯後期的研究工作中，越來越占據重要的地位；福柯的生存美學是他尋求‘關懷自身的生存藝術’的自然產物。

但是，要徹底探索生存美學，不但同‘自身的技術’的演變過程有關，而且勢必要關連到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主體性原則(le principe de la subjectivité)的形成和運作過程，關系到貫穿於西方文化生活中的真理遊戲(le jeu de vérité)策略(des stratégie)，也同西方人的基本生活經驗(l’expérience fondamentale des Occidentaux)，特別是他們在性的方面的生活經驗(l’expérience de la sexualité)息息相關。福柯為此強調說：“我所研究的，毋寧是探索我們文化中，有關我們人類的各種不同的主體化模式的歷史(J’ ai cherché plut?t à produire une histoire des différents modes de subjectivation de l’être humaine dans notre culture)”(Foucault, 1994 : IV, 222-223)。顯然，福柯之所以在臨死前十年左右，轉而集中思考西方社會文化中的‘性史’部分以及‘自身的技術’的轉變過程，就是為了從中揭示西方主體性原則的考古學和系譜學根源，並同時系統地清理出原本存在於古希臘羅馬文化中的‘獲取自身愉悅快感的性經驗’(aphrodisia)和生存美學 (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福柯通過他的研究發現：在古希臘羅馬時期，關於‘性’的藝術(l’art de sexualité)以及生存美學，是關懷和陶冶自身、以便使自身的生活方式，提升到具有藝術遊戲性質的實踐智慧(phronesis)的更高層面﹔古代的生存美學，雖然會對自身的行為，有某種程度的約束，但其目的，完全是為了滿足自身審美愉悅的欲望，而且，它的實行過程，也完全出自個人內心的自由意願，並有利於自身生存的審美化。

因此，福柯後來集中探討生存美學，並不是偶然的。根據福柯的看法，人生在世並非為了使自己變成為符合某種‘身份’標準的‘正常人’或‘理性’的人。對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把自身界定或確定在一個固定身分框框之內，而是要透過逾越遊戲式的生存美學，發現人生的「詩性美」的特征，創造出具有獨特風格的人生歷程。福柯一向把理論創造和思維活動以及生活本身，當成生存遊戲藝術，當成‘關懷自身’和進行自身生命審美化的過程，也當成追求最高自由境界的一種「自身的技術」(technique de soi)或「自身的實踐」(pratique de soi)。正因為這樣，福柯讚同他的法蘭西學院的同事、古希臘研究專家哈多(Pierre Hadot)的基本觀點，強調哲學的任務，不應該是進行抽象的意義探討，也不是為了建構系統的理論體系，而純粹是探索和總結生活的藝術，尋求生存美學的各種實踐技藝(Hadot, 2001)。人是一種永遠不甘寂寞、時刻試圖逾越現實而尋求更刺激的審美愉悅感的特殊生命體；真正懂得生存審美意義的人，總是要通過無止盡的審美超越活動，盡可能地使自身的整個生活過程，譜寫成一首富有魅力的詩性生存的讚歌。
　　　　

二 生存美學與‘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
　　　　

考慮到西方社會和文化的特點，福柯認為：生存美學的重建及其實施，是離不開對於‘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s)的研究(Foucault, IV, 223; 383; 609)；這是因為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演變過程中，自從基督教道德和羅馬統治者的權力運作緊密相結合之後，特別是自從近代社會產生之後，西方人的思考模式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主體性，逐漸成為了個人和社會生活以及文化再生產的基本原則。

‘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所要探討的基本問題，就是‘我們自身是如何成為主體的’﹖福柯在這個基本論體中，強調了兩方面的意含：一方面是試圖揭示他所一貫嚴勵批判的傳統主體性原則的真正實質及其建構過程，另一方面則重點指明：“創建絕對自由的個人自身(soi-même)”在生存美學理論和實踐中的核心地位。

為了揭示傳統主體性原則的真正實質，福柯在其一生的理論研究中，以大量的精力從事知識考古學以及權力和道德系譜學的批判研究活動，不遺余力地揭示權力 (le pouvoir)、知識(le savoir)和道德(la morale)以及各種社會文化力量的緊密交錯關系，揭露它們相互配合、縱橫穿梭而彼此滲透的狡詐計謀，特別是揭示它們在創建和散播各種論述(le discours; Discourse)以及貫徹論述實踐(la pratique discurcive)的過程中，威脅利誘地運用複雜的策略的權術遊戲的特征。福柯指出，就是在這種政治運作中，我們逐漸地喪失了‘自身’，一方面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le sujet)以及成為說話、勞動和生活的主體，另一方面也不知不覺地淪為歷代社會統治勢力所宰制的對象；所以，福柯由此指出，主體無非是各種傳統理論對每個人的自身進行扭曲的結果，也是社會統治勢力普遍宰制個人的欺詐手段。正因為這樣，福柯對傳統‘主體’深惡痛絕，欲予徹底批判而後快。

更具體地說，福柯在其長期的理論研究中所要探討的基本論題就是：‘我們自身為什麼和怎樣同時地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和客體（對象）’﹖我們自身在形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的過程中，究竟又怎樣既滿足於主體地位，又永遠感受到自身的不自由﹖福柯由此認為，如果我們自身並不知道自身的奧秘，不知道自身何以成為主體、卻又同時成為被宰制的對象，那麼，掌握再多的知識真理，握有再強大的權力，把自身練就成德高望重的人，又有什麼意義﹖在探尋上述基本論題的基礎上，福柯終於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將研究中心轉向關懷自身(le souci de soi-même)，轉向‘我們自身’的真正自由的基本條件和實踐原則，這就是他的生存美學的基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