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我想要建造我自己的莎士比亞，認定他是一個原子論者，但是我也知道這有膽大妄為之嫌。在現代世界上，第一位明確地對變幻莫測宇宙提出原子論概念的作家是在若干年後在法國被發現的，這就是西拉諾·德·貝熱拉克（Cyrano de Bergerac）。…

改變不講理的環境狀態更重要



求知：你剛剛出版一本《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主要是講理性思維與口頭及書面表達。講理與“說理”是一種什麽關系？…

——《長江日報》“求知”欄目的訪談



【記者楊於澤】記者國內曾有人撰文呼籲“全社會必須恢覆講理的風氣”，獲得廣泛共鳴。之所以有共鳴，是因為人們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有理說不通”的現狀有切膚之痛。有理說不通，是因為一些人、一些機構“不講理”，這主要表現為：有人動輒抖狠，甚至口未動而拳頭先動；有人凡事喜歡“選邊站”，黨同伐異；有人自以為真理在握，不屑於公開的辯論。最有害的是，有人迷信權力，蔑視“草民”。(這是就徐賁新著《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的專訪)。





改變不講理的環境狀態更重要…

《華夏時報》：據您的觀察，中國現在的公共生活是一種什麽狀態？與您說的“好的公共生活”有哪些距離？

徐賁： 當前公共生活整體性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缺陷，如憲政法治無法落實、公民權利難以保障，公共輿論言路不暢、濫用權力得不到遏制、社會生活缺乏真實和誠實、道德腐敗和犬儒主義彌漫、經濟發展破壞環境，竭澤而漁、公共話語粗暴強梁，缺乏理性、學校教育缺乏人文價值，如果我們承認這些缺陷，那麽，我們會說，中國的公共生活離開“好”的程度，還有相當的距離。我書裏的文章，無論是直接議論還是用對比來暗示，都是為了提醒這個距離才寫的。

《華夏時報》：我們如何到達一種“好的公共生活”？

徐賁：…

關於《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的訪談

《華夏時報》(任孟山)： 書名定為《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也就是說，在您的內心中存在著“好的公共生活”的標準，是什麽？



徐賁： 是的，就像我在書的簡介中說的，“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來保障群體共同的幸福，它的倫理導向是鼓勵美德，它的價值內涵是維護尊嚴，它的理智狀態是推崇真實，它的智慧傳統是接受教訓。”可以說，美德、尊嚴、真實是好的公共生活的三要素。…

“這個戒指真的白給我？大概是人造鉆石吧，但人造鉆石這麽大也妙極了。”

　

“是真的鉆石。不嫌棄的話，請戴上試試。”

　

推銷員交出了戒指盒。女的雙頰一紅，捏起了戒指。推銷員按住這只手，說道：“請等一下，太太。不行。我不能說謊。”

　

“還是有什麽條件吧？這麽貴重的東西，不可能白給嘛。”

　…

他一進門，就出來一個白發老頭。青年推銷員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喔，喔，可回來了。你畢竟回來了。”

　

老頭脫口而出。

　

“老婆子，快出來。兒子回來了，是洋一回來了。很健康，長大了，儀表堂堂！”老太太連滾帶爬地出來了。只喊了一聲“洋一！”就捂著嘴，眨巴著眼睛，再也說不出話來。推銷員慌了手腳，剛要說“我……”時，老頭搖頭說：“有話以後再說。快上來。難為你還記得這個家。你下落不明的時候才小學六年級。我想你一定會回來，所以連這個舊門我都不修理，不改原樣，一直都在等著你呀。”…

“附近的人也許認為我去墮胎了。剛才遇到柏屋老板娘，她用異樣的神情，望著我說：阿政小姐到東京去，變漂亮回來了。”　

一天晚上，阿政一面斟酒一面對我說。為了父親四十九日的法事到東京去，我竟這樣病倒在弟弟家的二樓。肺尖熱持續不斷，接著又遇氣喘季節，竟然躺了三個多月。在這期間，一直都由一起到東京的阿政看護。過了百日，我也沒法回寺院去。

　

“K帶著女友行走……”東京的朋友都如此相傳。

　…

從病房的窗口，可以看到左右各有一幢病房。許許多多的窗。可沒有一個是開著的。圍在“”字形之間的內院和用鋼筋水泥建造的三幢病房都已古舊而呈灰色。不見人影的內院的另一邊是條道路，不過給水泥砌成的高墻遮擋著，也見不到墻外的車和行人。圍墻的那邊，可以看到一幢木造的洋樓。洋樓是矩形的三層樓建築。在尖狀屋頂的斜面後方，露著灰色的天空。它看起來是私人住宅，可是窗口也是緊閉著。建築物上爬滿了常春藤，它綠色的葉子是讓人能感受到“生”的氣息的惟一的色彩。躺在床上的女人看起來是三十歲剛過的年齡。站在窗口邊，望著窗外的，是個三十五六歲的男人。真想從窗口走出外面，走過內院，越過墻，走到那邊的洋樓人家去。可是似乎又覺得如果真這麽試試，左右兩側建築物上的所有窗口都會變成槍眼，一齊噴出火花來。女人從病床下來，走到他身邊。這家病院是只有疑似癌癥的病人才會住進來的地方。不過女人的起居行動卻也別無異樣之處。這一刻，正是患部組織檢查的結果即將出來的時刻。

　…

我現在很難再重新建立“你們男人”“我們女人”的敘述模式，因為“我們女人”自身碎裂了

 你們可能會註意到，除了《簡·愛》的對話，或者包括《簡·愛》的對話當中，我近年來很少單獨去處理性別議題，或者熱衷於出席性別研究或者是女性主義研究這樣的會議。我也很久沒有以性別為單一議題撰寫我的學術論文或者學術著作。原因是我難於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幾個面向，一個面向是我個人認為我最近一直在對自己說，是時候了，該再一次地站在性別的議題當中，用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去言說或者回應。但是我一再猶豫，一再延宕這個時間，是因為很多的原因，或者因為很多的層面。而這些原因就是說，也就是孫柏提出的這個問題和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所在。…

我們今天回到那個歷史的節點上，其實是為了讓大家重新獲得那個歷史的感知和體認。35年前還沒有人去討論《簡·愛》是不是一部女性主義著作。35年前，大家認為《簡·愛》就是哥特羅曼斯，這是一種評價。今天有更刻薄的評價，說那不就是瑪麗蘇的開山之作麽?還有人說那不就是“霸道總裁愛上我”嘛!嚴肅的說法：《簡·愛》是歐洲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主義小說，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盡管有這樣高的評價或者那樣低的評價，它在那之前完全沒有被從女性、女性的生命、女性的生命體驗、女性在特定的歷史結構當中所可能產生的表達方式來解讀。…

 摘編自戴錦華6月6日在雨楓書館·百盛館的講座，和孫柏談《那些膽敢握筆的女人——“閣樓上的瘋女人”與性別意識》，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為什麽會變成一個女性主義者…

前面說到了我努力保持一副自在、自如的心態，希望不致被誤解為安於平庸，無所作為。實際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拋開世俗功利，正是為了把全副身心投入於不懈的藝術追求。這種藝術追求，不關乎數量的積累，主要是渴求一種質的飛躍。對於已經產生一定影響的作家來說，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能夠不斷地突破自我，實現新的超越。這是一個關隘。我們可能都註意到了，作家獲取成功大體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飛沖天，暴得高名，以後再很少突破，呈靜態式發展；另一種是螺旋式攀升，精進不已，始終處於動態之中，呈現一種飛揚之勢。比較起來，我更喜歡後一種。因為他們總是給人一種全新感覺，總在展現新的創化，而不是像南宋詞人劉克莊慨嘆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實，即使是新帽子，年年端出來，“外甥打燈籠――照舊”，也沒有什麼看頭。…

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習慣，每天晚上八九點鐘睡下，早上很早就起來散步，許多文章的構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時夜半醒來，獲得了靈感，立刻開燈記錄下來。看雲、做夢，也是我實現妙悟的方式。比如，我曾從天空雲朵的奇幻變化，想到了蕭紅的整個生命歷程。當我看到片雲當空不動時，就聯想到這個解事頗早的小女孩，沒其母愛，沒有夥伴，孤寂地坐在後花園裏，雙手支頤，憑空遐想；而當一抹流雲疾速地逸向遠方，我想這宛如一個青年女子沖出封建家庭的樊籠，逃婚出走，開始其流離顛沛的生涯；有時，兩片浮遊的雲朵疊合在一起，而後又各不相幹地飄走，我聯想到這有如兩顆叛逆的靈魂的契合，結伴跋涉，後來卻分道揚鑣，天各一方了；當發現一縷雲霞漸漸地溶入青空悄然泯滅，我便抑制不住悲懷，為天涯淪落的才女一縷香魂飄散在遙遠的淺水灣而深情悼惜。…

我還在另一篇散文裏，寫了原本落後的女真族以其沖決一切的蠻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奇跡般地戰勝了實力大大超過自己的強大軍事對手，直到把北宋的兩代君王俘獲到五國城下。與此同時，他們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後的蒙元、滿清一樣，在農耕文化與遊獵文化的撞擊與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禮，從而加速了發展進程。令人深思的是，人類的文化無一不包含著自我相關的價值、功能上的悖謬，有時演進的結果正好與原初的願望背反。金朝的結局也不例外。他們在充分享用“全盤漢化”的文明碩果的同時，逐漸喪失了本民族固有的優勢，新的文明最後作為一種異已力量反轉過來誘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成為被征服者。誠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

汪曾祺的散文，“郁郁乎文哉！”卓然海內大家。他自謙地說：“我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好像無心插柳，緊接著的一句話卻是：“不過我以為寫任何形式的文學，都得把散文寫好。”① 可見他對於散文的重視，看似輕松平易，卻是苦心經營。他一生的創作，特別是早期和晚年的大量作品，體現著一些基本的美學風格，構成其文學的主要成就，也充分流露他天真瀟灑的性情。尤其是散文文體自由，行雲流水一樣的沖淡平和，自然流暢。即使悲憤為文，也是以含蓄節制的筆法點到為止，不傷基本的文脈。比較而言，早期的散文更個人化，而晚年的散文更註重思想，因此也更平實。他的散文內容之博雅，遍及人文地理、草木生靈、歷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風土、藝術文物……處處體現著他對世界的好奇，對民族、對人類深摯的感情和對生活的熱愛。體現著他獨特的憂傷、內在的歡樂、諧謔與幽默。他在談到小說創作時說：“小說當然是要講技巧，但是：修辭立其誠。”②…

二

他少年時代，即接受了儒家經典的熏陶。小學時期，祖父就為他講解《論語》，並且教他寫作小論文“義”，這是用以闡釋《論語》、掌握八股文的入門練習(14)，使他進入了中國文章學的正宗源頭，也形成了對於文體的獨特敏感。

 決定他基本人格修養的儒家思想，熔鑄在他文體意識的核心。至於其他的散文家則主要是形式的借鑒，比如莊子：“我對莊子感極大的興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於他的思想，我到現在還不甚了了。”(15) 他理解的儒家，當然是審美化了的儒家。他一再援引《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座章》，認為“曾皙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至”(16)。理想的藝術人生與人生的藝術理想，在民族的原始思想中找到精神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