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另一篇散文裏，寫了原本落後的女真族以其沖決一切的蠻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奇跡般地戰勝了實力大大超過自己的強大軍事對手，直到把北宋的兩代君王俘獲到五國城下。與此同時，他們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後的蒙元、滿清一樣，在農耕文化與遊獵文化的撞擊與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禮，從而加速了發展進程。令人深思的是，人類的文化無一不包含著自我相關的價值、功能上的悖謬，有時演進的結果正好與原初的願望背反。金朝的結局也不例外。他們在充分享用“全盤漢化”的文明碩果的同時，逐漸喪失了本民族固有的優勢，新的文明最後作為一種異已力量反轉過來誘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成為被征服者。誠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

盡管這類散文從意蘊上看，較比那些山水遊記顯得深刻了，但我還想繼續向新的領域探索。這就進入了第三階段。當時的創作心態，從我在《何處是歸程》的題記中可以洞察一二。那是一首小詩：“生涯旅寄等飄蓬，浮世囂煩百感增。為雨為晴渾不覺，小窗心語覓歸程。”就是想在物質化、市場化、功利化的現實中，尋找人的精神的著陸點。從回歸文學本體的角度看，文學在充分表現社會、人生的同時，應該重視對於人的自身的發掘，本著對人的命運、人性弱點和人類處境、生存價值的深度關懷，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從更深層次上把握具體的人生形態，揭櫫心理結構的覆雜性。實際上，每個人都是一個豐富而獨特的自我存在。我們可以從曾國藩這個典型的實例上作一番考察。如所周知，人們對曾國藩的評價，一向存在著巨大的歧異，說明他是一個極度覆雜的人物。可是，如果還像過去那樣只是從政治立場和社會倫理方面進行剖析，似乎也沒有多少新話可說了。反過來，若是從人性方面，從人生哲學方面，進行解讀、進行批判，就會開辟出嶄新的局面。最近我寫了一篇關於他的散文，題目叫《用破一生心》。說他一輩子活得太苦、太累，是個十足的可憐蟲，除去一具猥猥瑣瑣、畏畏縮縮的軀殼，不見一絲生命的活力、靈魂的光彩。那麼，苦從何來呢來自於過多、過強、過盛、過高的欲望。欲望按其實質來說，就是痛苦。結果是心為形役，勞神苦心，最後不免活活地累死。他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不世之功，又想做今古完人，“內聖外王”，全面突破。這樣，痛苦也就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面來自朝廷上下的威脅，盡管他對皇室忠心耿耿，兢兢業業，但因其作為一個漢員大臣，竟有那麼高的戰功，那麼重的兵權，那麼大的地盤，不能不被朝廷視為心腹之患。“兔死狗烹”的刀光血影，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閃在眼前，使他終日陷於憂危之中，畏禍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來自內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他都要維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臨深履薄般的惕懼。比如，當他與人談話時，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見，或者看人下棋，從旁指點了幾招兒，他都要痛悔自責，在日記上罵自己“好表現，簡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裏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後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於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這樣，就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言論和行動產生巨大的反差。加倍苦、累自不待言，而且，必然矯情、偽飾，正所謂：“名心盛者必作偽。”以致不時地露出破綻，被人識破其偽君子、假道學的真面目。他的這種苦，有別於古代詩人為了“一語驚人”，刳肚搜腸，苦心孤詣，人家那裏含蘊著無窮的樂趣。他的苦和那些持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有一種虔誠的信仰，由於確信幸福之光照臨著來生的前路，因而苦亦不覺其苦，反而甘之如飴。而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為荒淫君主、陰險太後的忠順奴才，並非源於真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於來生，只是為了實現一種現實的欲望。這是一種人性的扭曲，絕無絲毫樂趣可言。這種痛苦經驗，倒是與舊時的貞婦守節有些相似。貞婦為了掙得一座旌表節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間最沈重的痛苦；而曾國藩同樣也是為著那塊意念中的“功德碑”而萬苦不辭。通過解讀這個悲劇人物，我們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許多問題，也可以聯想到諸多人、事。應該說是頗具典型意義的。

二、深切的生命體驗與超越性的感悟

我深刻地體會到，散文作家像小說家、戲劇家一樣，同樣應該具備深切的生命體驗和心靈體驗，這是實現散文創作深度追求的迫切需要；大而言之，它還直接關系到文學回歸本體，以人為本，重視對於人的自身的研究這一重大課題。所謂生命體驗與心靈體驗，依我看，是指人在自覺或不自覺的特定情況下，處於某種典型的、不可解脫和改變的境遇之中，以致達到極致狀態，使自身為其所化、所創的一種獨特的生命歷程與情感經歷。它的內蘊極為豐富，而且有巨大的涵蓋性。無疑主要是指寫作者自身而言，正所謂“水管裏淌出來的是水，血管裏流出來的是血”；但是，顯然也應包括作家對於觀照對象在精神層面上的深切體驗，甚至包括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實際體驗。因為文學創作說到底，是生命的轉換，靈魂的對接，精神的契合。

這裏，我想到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史鐵生。他們的藝術感悟來源於各自的生命體驗。作品中提出的所有哲學問題，完全屬於他們個人，是從各自的生命歷程中生長出來的，任何哲學教科書裏都不可能找到。死刑、流放的苦難和喪失行走能力的痛苦，使他們獲得了超常的思維能力，增長了徹悟人生、咀嚼命運的智能。這種寶貴的生命體驗，包括活在心裏的外在遭遇、內在情感，以及無邊的想象與夢幻，都成了他們創作中所獨有的寶貴精神財富。

九年前，在一次作品討論會上，作家莫言說，生命體驗是創作成功的階梯。假如把王充閭發配到當年的西伯利亞去，流放他五年、十年，那他就成“氣候”了。這裏面當然也揭示出他個人的成功之路。其實，就在莫言說這番話的時候，我剛剛熬過了一場生命的煉獄，盡管並非流放，時間也沒有那麼長，但精神、肉體方面的痛苦程度也是很夠一說的。那是1993年，我突然被告知患了惡性腫瘤――肺癌。雖說處於早期，聽來也還是五雷轟頂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一下子就跌進痛苦的深淵。開始是否定、質疑，不肯相信；而後便是埋怨命運的不公平，造物主的殘酷；接著自然想到了“一瞑之後”的安排、處理。我沒有曹孟德那樣的倜儻風流，臨死還掛念著嬌姬美妾，讓她們“分香賣履”；也不想貪婪如唐太宗，死了還要把《蘭亭序》帖帶到棺材裏去。我最傷情的是那些陪伴我多半生、不啻第二生命的大量書籍如何處置。隨著時日的推移，漸漸地這些實在的東西都悄然隱去了，只剩下生命與死亡這類形而上的思考盤踞在腦子裏。

死亡是精神活動的最終場所，它把虛無帶給了人生，從而引起了深沈的恐懼與焦慮。而正是這種焦慮和恐懼，使生命主體悟解到生命的可貴、生存的意義。人生就是這樣，只有失去之後，才懂得加倍地珍惜。恐懼、悲傷的實質，正是以存在與虛無作比較，從而實現對於生命的覺醒，一種重新看待生命的“驚蟄”。在這裏，虛無為存在提供了價值參照系和價值創造的外驅力。――盲姑娘海倫•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的設想，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病苦與死亡，還能促使當事人從迷誤中覺醒，省悟到平素很少考慮、也難以認知的諸多重大課題。因此又可以說，病床是個大學校。其實，不必死生契闊，火燙油煎，一個人只要得過一場大病，在病床上急救幾次，就會領悟到，什麼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權勢，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著不放的東西，轉眼間就會化作虛無，如輕煙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