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散文中，用情最真的是寫人物的部分。其中以相知的師友最感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知人”、“論世”(《萬裏上》)的原則，在他的這些文章中可謂盡善盡美。沈從文是他啟蒙的業師，也是他畢生崇拜的作家。關於沈從文以及他的作品，汪曾祺先生寫了近十篇文章。從性格為人、思想情趣，精神風貌都是通過點點滴滴的小事，通過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大量細節娓娓道來，並且以審美的態度對他的貢獻作出獨特的評價，文學創作是“水邊的抒情詩人”，服裝史的研究則是“抒情的考古學”。這比一些沈從文研究專家，都更深入地進入了沈的情感世界。至於沈從文所受到的歷史誤解，他精神的寂寞，則抒發了不可克制的憤懣。除了儒家的文體意識，支撐著他人物散文的基本骨幹之外，《史記》的傳記筆法也滲透在他的文體中，抓住傳神的細節與語言，刻畫出一個人物的性格，小說家的才華增添了這些散文的韻致。比如《譚富英佚事》，突出他作為一個傑出的戲劇演員，“有意見不說，卻用行動表示”。只寫了他從小到老的幾件事，性格與精神風貌便躍然紙上。並且以舊小說的程式煞尾，翻出新意。在他筆下的人物身上，常常有著特殊的精神氣質，繼承了中國散文傳統的一路成就：“六朝重人物品藻，略略數語，皆具風神”(28)。關於西南聯大諸位教授的文字，尤其生動傳神，聞一多的強烈堅毅，金岳霖的有趣、唐蘭的率真……並且由此生發開去，概括出一個群體的精神品格：“西南聯大就是這樣一所大學，這樣的一種學風：寬容，坦蕩，率真。”(29) 進一步達到對文化精神的弘揚：“……在百物飛騰，人心浮躁之際，他們還能平平靜靜地做學問，並能在高吟淺唱、曲聲笛韻中自得其樂，對覆興民族大業不失信心，不頹唐，不沮喪，他們是濁世中的清流，漩渦中的砥柱。……安貧樂道，恬淡沖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30) 文體的意義直接和文化精神相連接，氣與體貫通流暢，使他的人物散文具有獨特的文化精神價值。

 汪曾祺散文中，遊記占了相當大的部分。他的遊記內容豐富，記山水，記風物，記民俗，記人物，記傳說，考辨古跡，聯想歷史，抒發感受。對於風景的描寫簡約而凝練，語言極其講究且富於變化。例如，他寫伊犁的斑鳩：“有鳩聲處，必多雨，且多大樹。鳴鳩都藏於深樹間。伊犁多雨。”(31) 語句的簡短，近於古文。可以看到他一再推崇的酈道元《水經註》的文體特色：“將一大境界納為數語，真大手筆。”(32) 而《泰山片石》則如話家常，以北京俗語入文，更多地是評價前人對於泰山的描寫，直抒胸臆：“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33) 兩相比較，他對於山水自然的欣賞，顯然建於歷史之上，這和儒家樂山樂水影響下的文化精神一脈相承，而他推崇杜甫而嘲笑李白，也分清了與神仙道教的界限。和現代的環保意識相融合，《猴王的羅曼史》是中國作家寫動物最具學理性的篇章。他為一個作家散文作的序中說：“寫山水，無非是寫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和山水的默契，融合，一番邂逅，一度目成，一回莫逆。”其實看山看水看雨看日看橋看景，看的都是人生，“畢竟，人和自然的關系，人是主體”(34)。但是歷史又無時無處地不牽絆著他的腳步，使他不自覺地尋訪各種遺跡。《建文帝的下落》、《楊慎在寶山》都是追尋歷史人物的文字，但完全不同於士大夫的詠史，而是借歷史人物的命運抒發感慨。關於建文帝的一文，大量的篇幅是寫與他相關的內容，結尾處筆鋒一蕩，結束於武定壯雞，可謂大幽默。楊慎篇感動於他的悲劇，賦詩以為是“風流一種”，結尾推敲他的罪名，幹脆說：“楊升庵犯的是言論罪。”至於《蘇三監獄》，則是對於傳說的民眾心理的尊重。他對於歷史的興趣中包括了大量的民間文化的內容，遊記的文體中記錄著他采風式隨處的發現，以及學者型的思考。《泰山片石》中關於泰山奶奶——碧霞元君的傳說，分析出司生的女神其實反映出所有人內心封藏著的對於母親的記憶，所以說她是母親神。這很接近戴震稱“道”為“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的思想，而現代學術的文化史視角，則使他的遊記更具有民間心理的深度。他在接近人生終點的時候寫道：“我在這個世界走來走去，已經走了七十三年，我還能走得多遠，多久”(35) 這是他一生的象征，而他的遊記是最直接體現這象征的文體。

 他的自傳性散文是他散文中最美的部分。對於家世、老宅、祖父母、父親和母親、老師，以及童年密友的回憶都體現著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他只回憶童年的生活，而回避40年間親屬的遭際，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於美文的追求。他的景物描寫中透著寧靜的詩意，對於人物性格的白描中流淌著溫暖的親情。這樣近似兒童心靈一樣純粹的文體，具有樂園一樣的象征意義。文體的自由也可以追溯到儒家的經典：“我欣賞孟子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36) 而李贄所謂“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者也”，更是有形無形地體現為他的美學理想：“地域文學實際上是兒童文學……一切文學達到極致都是兒童文學。”(37) 他回憶童年的文章，從內容到文體都以極端的單純，體現著這樣的理想。即使有淡淡的哀傷，也沒有壓抑住天性。這是他美學理想的重要部分，決定著他散文的文體。“我不讚成什麽內容都可以寫進散文裏去，什麽文章都可以叫做散文，正如草花還是花，不是狗尾巴草”(38)。這一點是他被稱為唯美主義的原因。相對於童年的回憶，敘述離開家鄉以後經歷的大量散文則可以概括為“失樂園”。文筆也相對粗疏，但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態，少了的是詩情，多了的是憂憤以至自嘲。也正是這一部分文章，使人聯想到老莊哲學對他的影響。他將自己政治蒙冤之後的生活態度概括為“隨遇而安”，也可以說是夫子自道。由樂園到失樂園，他的自傳表達了人類一個永恒的共同主題。而他對於樂園不息的追求，則使他的一些回憶性的文字具有樂園一樣的抒情特征，比如大量關於昆明的散文，都具有廣義的明澈的詩性“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