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習慣，每天晚上八九點鐘睡下，早上很早就起來散步，許多文章的構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時夜半醒來，獲得了靈感，立刻開燈記錄下來。看雲、做夢，也是我實現妙悟的方式。比如，我曾從天空雲朵的奇幻變化，想到了蕭紅的整個生命歷程。當我看到片雲當空不動時，就聯想到這個解事頗早的小女孩，沒其母愛，沒有夥伴，孤寂地坐在後花園裏，雙手支頤，憑空遐想；而當一抹流雲疾速地逸向遠方，我想這宛如一個青年女子沖出封建家庭的樊籠，逃婚出走，開始其流離顛沛的生涯；有時，兩片浮遊的雲朵疊合在一起，而後又各不相幹地飄走，我聯想到這有如兩顆叛逆的靈魂的契合，結伴跋涉，後來卻分道揚鑣，天各一方了；當發現一縷雲霞漸漸地溶入青空悄然泯滅，我便抑制不住悲懷，為天涯淪落的才女一縷香魂飄散在遙遠的淺水灣而深情悼惜。

對我而言，讀書、創作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興趣、愛好，而是壓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內在追求、精神歸宿，是生活的意義所在，是我的存在方式。此外，一切都看得很輕。我寫過一首《寫懷寄友》的七律：“埋首書叢怯送迎，未須奔走競浮名。拋開私忿心常泰，除卻人才眼不青。襟抱春雲翔遠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闊別渾無恙，宦況詩懷一樣清。”可說是真實寫照。人事的紛爭、世俗的誘惑消解之後，剩下來的只是創作中的焦思、困惑。但這種創化中的苦惱和世俗的憂煩不同，焦灼過後常常是成功的歡愉。自在、自如的心境，不僅帶來美的享受，而且為靈魂找到一個安頓的處所。

應該承認，這種心態的培植，大大得力於莊子。莊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於一切，追求一種“無待”的也就是絕對自由的精神境界，不憑借任何外在的依托，超越世俗的一切。他從人本學出發，要求恢覆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過超越倫理規範和功利標準的束縛，超越感性認識相對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擾，使個體生命得以解脫，從而獲得一種全新的心理體驗。這對我有重大而直接的影響。我很小就讀了他的書，當時雖然並不全懂它的文辭，可莊子的形象卻活在心裏：瘦骨零丁的身材，穿著打了補釘的“大布之衣”，住在窮閭陋巷之中，靠編織草鞋來維持生計，可精神上卻是富有的。我看這個古怪的老頭兒是個名副其實的“故事大王”，特別有趣兒。他筆下的猴子、老鷹、井蛙、螞蟻、斑鳩、蟬呀、龜呀、蛇呀，活靈活現，都為我們所熟悉，裏面卻寄寓著深刻的人生哲理。

這些初始的印象都來自於感性。後來，隨著智能與閱歷的增長，判斷能力增強了，逐漸地做到了“三個劃分”：一是就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來說，把道家同儒家分開。儒家過分看重人在社會中的關系，看重等級地位與調適合作，卻忽視個體存在的自由與真實，習慣以共性為前提，而不承認個性是人生的依據，道家正好與此相反；儒家絕少涉及哲學問題，道家則充滿了哲學思維，黑格爾對《老子》的作者致以哲學的敬意，卻否認孔子是哲學家；[7]思考問題的重心，孔子是“聖人應做什麼”，老、莊是“聖人不做什麼”。二是就道家自身來說，把莊子同老子分開。老子實際上是個功利主義者，充滿了權謀、策略，因而被人尊為“中國的政治藝術之父”；而莊子則視獨立人格、個性自由為生命，浮雲富貴，糞土王侯。老、莊都主張“無為”，老子的“無為”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根本策略，是他的思想的支點，是由戰略哲學引伸出來的人生哲學；莊子的“無為”是人生的歸宿，直接通向詩性人生。應該說，莊子本身是無意於今天的所謂藝術的，但是，順著他的心路走下去，自然導向藝術精神，實現人生藝術化。三是就莊子自身來說，把他的消極避世的一面同他的藝術精神區分開。我們崇尚他的人生藝術化和詩性人生。其實，莊子的精神內核在於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獨立，而並非絕對地放棄現實觀照，最後歸於寂滅。如果是那樣，也就不會有《莊子》這部千古奇書了。

兩千多年前的莊子，在許多方面同現代西方哲學有相通之處，他可以說是一個比現代派更為現代的思想家。有人說，全部中國思想與智能結晶於《莊子》的哲思；起碼從人生哲學的角度看，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滲透力是巨大的。正是這種生命體驗和藝術精神，滋育了後來的魏晉風度，成就一種超拔的人生境界和心靈狀態，開啟了淵源不竭的藝術資源。難怪美國著名學者H•米勒要說，不懂得道家學說就無法理解中國文學。[8]

我在散文創作中，得益於莊子者實在很多。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我的整個散文創作鮮明地滲透著莊子的藝術精神。莊子的“乘物以遊心”的詩性人生，為我培植超拔、自在的心態提供了有益的滋養；而道家文化，特別是莊子的藝術精神，包括經過現代化轉換的藝術視野，更成為我治學與創作的一種深度背景和可貴的富礦，成為展現藝術人生的生命底線。

這裏我想談一下《兩個李白》這篇散文。當時的出發點是，解讀李白具有典型意義，因為他的宏偉抱負、從政情結、傲岸品格、詩人氣質及其個人際遇所帶來的悲欣苦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兩千多年來中國士人的心態，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現實性。龔自珍說，李白是“並莊、屈以為心”的。他渴望登龍入仕、經國濟民，有一番大的作為，卻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論他的本性更接近莊子，張揚個性，強調自我，這和仕進追求可說是南轅北轍。結果就處處遭受挫折，陷入無邊的苦悶與激憤之中，產生強烈的心理矛盾。還是莊子的超越意識和藝術精神解救了他，痛飲狂歌、登高長嘯，使內心的熬煎得以暫時緩解，情感能量獲得成功的轉移。這樣就出現了兩個李白，一個是現實存在，一個是詩意存在，兩者相互沖突，表現為試圖超越又無法超越，頑強地選擇命運卻又終歸為命運所選擇，展現了人生的無奈和深刻的悲劇性。結果“蚌病成珠”，這悲劇性的命運倒成為產生天才詩作的深厚基礎和內在動力。看來，歷史老仙翁很會捉弄人，通過揭示人生價值、意義上的背反，和李白開了個大玩笑：本來他志不在於詩文，最後竟以詩仙身份攀上榮譽的巔峰；一心渴望建功立業，偏偏又政壇失意，屢試屢敗，直至落拓窮途，跌入人生的谷底。虧得李白遠離魏闕，未得登龍入仕，否則，沈香亭畔、溫泉宮前，將不時地閃現著他那瀟灑的豐姿，而千秋詩苑的青空，則因失去這顆耀眼的明星變得無邊的暗淡。這該是多麼巨大的損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