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習慣,每天晚上八九點鐘睡下,早上很早就起來散步,許多文章的構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時夜半醒來,獲得了靈感,立刻開燈記錄下來。看雲、做夢,也是我實現妙悟的方式。比如,我曾從天空雲朵的奇幻變化,想到了蕭紅的整個生命歷程。當我看到片雲當空不動時,就聯想到這個解事頗早的小女孩,沒其母愛,沒有夥伴,孤寂地坐在後花園裏,雙手支頤,憑空遐想;而當一抹流雲疾速地逸向遠方,我想這宛如一個青年女子沖出封建家庭的樊籠,逃婚出走,開始其流離顛沛的生涯;有時,兩片浮遊的雲朵疊合在一起,而後又各不相幹地飄走,我聯想到這有如兩顆叛逆的靈魂的契合,結伴跋涉,後來卻分道揚鑣,天各一方了;當發現一縷雲霞漸漸地溶入青空悄然泯滅,我便抑制不住悲懷,為天涯淪落的才女一縷香魂飄散在遙遠的淺水灣而深情悼惜。

對我而言,讀書、創作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興趣、愛好,而是壓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內在追求、精神歸宿,是生活的意義所在,是我的存在方式。此外,一切都看得很輕。我寫過一首《寫懷寄友》的七律:“埋首書叢怯送迎,未須奔走競浮名。拋開私忿心常泰,除卻人才眼不青。襟抱春雲翔遠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闊別渾無恙,宦況詩懷一樣清。”可說是真實寫照。人事的紛爭、世俗的誘惑消解之後,剩下來的只是創作中的焦思、困惑。但這種創化中的苦惱和世俗的憂煩不同,焦灼過後常常是成功的歡愉。自在、自如的心境,不僅帶來美的享受,而且為靈魂找到一個安頓的處所。

應該承認,這種心態的培植,大大得力於莊子。莊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於一切,追求一種“無待”的也就是絕對自由的精神境界,不憑借任何外在的依托,超越世俗的一切。他從人本學出發,要求恢覆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過超越倫理規範和功利標準的束縛,超越感性認識相對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擾,使個體生命得以解脫,從而獲得一種全新的心理體驗。這對我有重大而直接的影響。我很小就讀了他的書,當時雖然並不全懂它的文辭,可莊子的形象卻活在心裏:瘦骨零丁的身材,穿著打了補釘的“大布之衣”,住在窮閭陋巷之中,靠編織草鞋來維持生計,可精神上卻是富有的。我看這個古怪的老頭兒是個名副其實的“故事大王”,特別有趣兒。他筆下的猴子、老鷹、井蛙、螞蟻、斑鳩、蟬呀、龜呀、蛇呀,活靈活現,都為我們所熟悉,裏面卻寄寓著深刻的人生哲理。

這些初始的印象都來自於感性。後來,隨著智能與閱歷的增長,判斷能力增強了,逐漸地做到了“三個劃分”:一是就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來說,把道家同儒家分開。儒家過分看重人在社會中的關系,看重等級地位與調適合作,卻忽視個體存在的自由與真實,習慣以共性為前提,而不承認個性是人生的依據,道家正好與此相反;儒家絕少涉及哲學問題,道家則充滿了哲學思維,黑格爾對《老子》的作者致以哲學的敬意,卻否認孔子是哲學家;[7]思考問題的重心,孔子是“聖人應做什麼”,老、莊是“聖人不做什麼”。二是就道家自身來說,把莊子同老子分開。老子實際上是個功利主義者,充滿了權謀、策略,因而被人尊為“中國的政治藝術之父”;而莊子則視獨立人格、個性自由為生命,浮雲富貴,糞土王侯。老、莊都主張“無為”,老子的“無為”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根本策略,是他的思想的支點,是由戰略哲學引伸出來的人生哲學;莊子的“無為”是人生的歸宿,直接通向詩性人生。應該說,莊子本身是無意於今天的所謂藝術的,但是,順著他的心路走下去,自然導向藝術精神,實現人生藝術化。三是就莊子自身來說,把他的消極避世的一面同他的藝術精神區分開。我們崇尚他的人生藝術化和詩性人生。其實,莊子的精神內核在於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獨立,而並非絕對地放棄現實觀照,最後歸於寂滅。如果是那樣,也就不會有《莊子》這部千古奇書了。

兩千多年前的莊子,在許多方面同現代西方哲學有相通之處,他可以說是一個比現代派更為現代的思想家。有人說,全部中國思想與智能結晶於《莊子》的哲思;起碼從人生哲學的角度看,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滲透力是巨大的。正是這種生命體驗和藝術精神,滋育了後來的魏晉風度,成就一種超拔的人生境界和心靈狀態,開啟了淵源不竭的藝術資源。難怪美國著名學者H•米勒要說,不懂得道家學說就無法理解中國文學。[8]

我在散文創作中,得益於莊子者實在很多。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我的整個散文創作鮮明地滲透著莊子的藝術精神。莊子的“乘物以遊心”的詩性人生,為我培植超拔、自在的心態提供了有益的滋養;而道家文化,特別是莊子的藝術精神,包括經過現代化轉換的藝術視野,更成為我治學與創作的一種深度背景和可貴的富礦,成為展現藝術人生的生命底線。

這裏我想談一下《兩個李白》這篇散文。當時的出發點是,解讀李白具有典型意義,因為他的宏偉抱負、從政情結、傲岸品格、詩人氣質及其個人際遇所帶來的悲欣苦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兩千多年來中國士人的心態,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現實性。龔自珍說,李白是“並莊、屈以為心”的。他渴望登龍入仕、經國濟民,有一番大的作為,卻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論他的本性更接近莊子,張揚個性,強調自我,這和仕進追求可說是南轅北轍。結果就處處遭受挫折,陷入無邊的苦悶與激憤之中,產生強烈的心理矛盾。還是莊子的超越意識和藝術精神解救了他,痛飲狂歌、登高長嘯,使內心的熬煎得以暫時緩解,情感能量獲得成功的轉移。這樣就出現了兩個李白,一個是現實存在,一個是詩意存在,兩者相互沖突,表現為試圖超越又無法超越,頑強地選擇命運卻又終歸為命運所選擇,展現了人生的無奈和深刻的悲劇性。結果“蚌病成珠”,這悲劇性的命運倒成為產生天才詩作的深厚基礎和內在動力。看來,歷史老仙翁很會捉弄人,通過揭示人生價值、意義上的背反,和李白開了個大玩笑:本來他志不在於詩文,最後竟以詩仙身份攀上榮譽的巔峰;一心渴望建功立業,偏偏又政壇失意,屢試屢敗,直至落拓窮途,跌入人生的谷底。虧得李白遠離魏闕,未得登龍入仕,否則,沈香亭畔、溫泉宮前,將不時地閃現著他那瀟灑的豐姿,而千秋詩苑的青空,則因失去這顆耀眼的明星變得無邊的暗淡。這該是多麼巨大的損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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