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是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島，島上寺院甚多，自古以來是佛教勝地，香火不絕。浙江人有一句老話：「行一善事，比南海普陀去燒香更好。」可知南海普陀去燒香是一大功德 。

因為古代沒有汽船，只有帆船；而渡海到普陀島，風浪甚大，旅途艱苦，所以功德很大 。現在有了汽船，交通很方便了，但一般信佛的老太太依舊認為一大功德。



我赴寧波旅行寫生，因見春光明媚，又覺身體健好，遊興濃厚，便不肯回上海，卻轉赴 普陀去「借佛游春」了。我童年時到過普陀，屈指計算，已有五十年不曾重遊了。事隔半個 世紀，加之以解放後普陀寺廟都修理得嶄新，所以重遊竟同初游一樣，印象非常新鮮。

我從寧波乘船到定海，行程三小時；從定海坐汽車到沈家門，五十分鐘；再從沈家門乘…

紅紗彩金盤子中間掛著的用菖蒲雕刻成的張天師馭虎像，左右懸圍著的五色蒲絲百草霜，鋪在上面的雕刻的蜈蚣、蛇、蠍、蜥蜴等“毒蟲”，四周簇擁著的艾葉花朵。這些近似草藥的植物混合一處。皇家相信正是這些藥草可以驅瘟，市民也相信在這一天采百草制藥品，可以避瘟疫。市民往往是自和泥，捏人形，用艾做頭，用蒜做拳，塑張天師的“艾像”。端午節，每家門上都要懸掛張天師畫像或“艾像”。有首宋詞風趣地道出其緣由：

掛天師橕著眼直下覷，騎個生獰大艾虎。閑神浪鬼，辟炸他方遠方，大膽底更敢來上門下戶。…

狂歡上元

美國學者伯高·帕特裏奇的《狂歡史》曾總結狂歡類型，認為一類是與社會道德相一致的集體狂歡行為。他追述古希臘人經常舉行的這種集體狂歡時說道：

所謂慶典一般也是一次規模宏大的宴會，巨額耗資多由國家負擔。人們身著華麗服裝，裝扮成各種神女和追隨酒神的狂女、精靈等等，在全城各處歡歌起舞，互相嬉鬧，開著色情性的玩笑。三四月份要舉行月神節和城市狄俄尼索斯節的慶典，合唱隊為紀狄俄尼索斯唱起了讚美歌，漂亮的男孩們舞之蹈之。夜晚，人們喝得爛醉如泥，然後露宿街頭。

如果撇去希臘的地名和人名，這情景倒與宋代城市的上元燈節頗相吻合，因為上元燈節就是這樣一次與社會道德相一致的集體狂歡行為。…

如果說乘肩小女的演出是商業性的，而這時上街的舞隊，則完全是娛樂性的。蘇州的燈市上，就有著夾道陸行為競渡之樂的劃旱船舞和水傀儡舞。還有“鉗赭裝牢戶，嘲嗤繪樂棚”等戲耍。臨安的舞隊，則更是規模龐大，花樣百出了，可以說是以人物故事為主，將唱、念、做、打兼容一體的歌舞戲劇大匯演——

像“村田樂”以樂旦、正末扮為一對在農村勞動的夥伴，用唱對念，表現了田野豐收的喜悅之情。“瞎判官”表現的則是戴假面，留長髯，著綠袍，穿靴抱簡的鐘馗形象。他的旁邊有一人用小鑼相伴招，並伴有舞蹈動作。更有勝一籌者，如“抱鑼裝鬼”，他們穿著青帖金花短後衣服，帖金皂褲，赤腳攜大銅鑼，裝成厲鬼，踏舞步而進退。…

生育

洪邁《夷堅志》曾記述：婺源嚴田農民江四，生活很富裕，行跡卻無賴，妻子初產是個女孩，江四便將其投入水盆，逾時尚活，江痛掐其女兩耳，皆落，如刀割似的，遂死。第二年，江妻又生一兩耳缺斷女，像上次被掐痕跡。裏巷居民認為這是報應，都說若再溺殺，必有殃禍，勸江四存育，江四這才將這個女孩留下來。

這種溺女現象不止安徽一地，福建農村生男至第四子，再多就不養了；女子則不至第三，若再多，臨產時用器貯水，生下來即溺死。北宋朝廷針對這種現象立下了禁賞，可是愚昧的鄉民卻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隱瞞………

在鎮江市中心大市口東約200米五條街小學後身出土的一批宋代蘇州兒童嬉戲陶土捏像還可證明：兩位兒童，一位摔倒，臀部著地，右臂支橕，臉上一副無所謂的表情；另一位匍匐於地，右臂環曲，左臂橕前，頭卻高昂。他是將對手摔倒，被對手拖倒在地嗎？雖倒猶榮。旁觀者為三兒童，中間者站立，右側者蹲坐，都在為嬉戲的兩位兒童鼓氣，而左側一位兒童，神態悠閑，盡在默觀。五位兒童，嬉戲觀看，姿勢畢肖，透露出了體育運動已成宋代城市兒童常修一課，同時也使我們對兒童體質進行了一次生動的檢閱。

我們又通過另一類《兒童鬥蟋蟀圖》等，又進一步感覺到了宋代城市兒童再也不是唐代周昉筆下的宮廷貴子的模樣，而是帶著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氣象出現的“市民樣”。巍峨殿堂隱去，市井園圃代之而起，曼回的廊腰，高啄的檐牙，已不再見。一缸一幾，一凳一木，一笑一瞋，一爭一奪，已和日常生活毫無二致，世俗景象已成為宋城兒童生活的永恒背景。…

嫁娶

在東京，有一富戶為兒子娶一媳婦，剛過三天，就被皇宮中一位指揮官命令入見，結果，泥牛入海無消息，半個月不見人歸來。這事發生在頗得人望的仁宗朝，富戶自然上告到開封府。開封府尹範諷為此毅然去面奏，他對仁宗侃侃而談：民婦既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範諷所說的“禮”，即是嚴格按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程序而進行的婚姻禮俗，它是維系社會安定發展的重要大禮，怎麼能隨便破壞呢？仁宗聞言極是，立刻降旨，放出此女子，在禦榻前交給範諷帶回。透過這件事看，即使是皇帝，也要擺出一副尊重婚俗的樣子，尤其是在城市裏，講究禮儀，婚俗是千萬馬虎不得的。…

在宋代以前，這一習俗並不明顯。但到了宋代，“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已成為最基本的婚俗第一步，然後再立契約，“以求售其女”，所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倘若城市中的富室，一次新婚，最低程度要有“半千質具”！王安石嫁女到蔡家，慈壽宮賜一珠褥，就值數十萬錢。南宋景定年間，一小小九品鄭姓將仕郎之女慶一娘，許嫁給萬知縣之子，僅資裝費錢就高達十萬五千貫，隨嫁五百畝田尚不算在內。通過以上一高一低兩例，可以推想婚姻論財已成為一種普遍的風氣，這與宋代以前講究門第、等級的懸殊是有明顯區別的。在這種風氣影響下，為下聘財損資破產，乃至嫁娶失時、不能成禮的特別多起來。故官府將聘財定立等第，以男家為主，大致分為上、中、下三等：

上戶金一兩，銀五兩，彩緞六表裏，雜用絹四十匹。

中戶金五錢，銀四兩，彩緞四表裏，雜用絹三十匹。…

北宋城市婚禮進行到此，出現了有趣的一幕：堂中置一馬鞍，女婿要坐上，飲三杯酒，女家再遣人請他下馬鞍，連著請三次，才能把他請下來，這叫“上高坐”。凡是舉行婚禮，只有女婿上高坐，才稱得起是最隆重的儀式，如誰家不設此禮，就會被男女賓客視為闕禮。即使北宋的名儒巨公、衣冠舊族也都要舉行這“坐鞍禮”。這或許是對當時旋風般的草原民族驃悍的仰慕、擷取？…

看來河豚有毒，可是並非人人會烹制，但市民們又想吃，於是，美食家研究出了行之有效的烹制河豚的方法。而且，為了解決口腹之欲，美食家還創造了“假河魨”的吃法——

楊次翕在丹陽時，做羹招待米芾，說：今天為你做河豚。米芾疑慮不敢吃，楊笑著對他道：這是用別的魚做的，假河豚。所謂假，乃象形也。如《山家清供》所記“假煎肉”的制作：葫蘆和面筋都切成薄片，分別加料後用油煎，然後加蔥、花椒油、酒，放一起炒，葫蘆和面筋不但炒得像肉，而且它的味道也和肉味相同。類似這樣制法的假河魨、炸油河魨、油炸假河魨，已作為名菜，紛紛出現在食店裏。

可見，美食家的提倡，對市民認識河豚和吃河豚，還是起到不小的催化作用，而且，飲食商家能夠聞風而上，也的確能將海鮮制作出美味來——…

諸色飲食

在東京，凡是賣熟食者，都用詭異言語吟叫，這樣食品售出才快。曾經有一位賣“環餅”的小販，常常不言所賣的是什麽食品，只是一個勁長嘆：吃虧的便是我呀！當時正巧昭慈皇後被廢黜，在瑤華宮居住，而這位小販每次到瑤華宮前，依舊擱下挑擔嘆息著說這句話。開封府衙役聽其言觀其行，好生懷疑，捕他入獄。經審訊，方知他是為了早點賣出環餅，故意使用這樣奇特的言言，並無他意，但語關重大，打了100棍才放出來。…

在宋代城市中，無論早晚還是白天，都可看見出售“煎點湯茶藥”的，尤其是在時交五更的早市上，街頭巷尾傳來的“煎點湯茶藥”的叫賣聲響作一片，已成為一道亮麗的城市風景……

“煎點湯茶藥”，茶為主要，以宋代常見的“煎香茶”來看，它的制作方法是：每百錢上春嫩芽，合一升去殼蒸熟的綠豆，再細磨十兩山藥，摻入腦、麝各半錢，重新放入盒中一同研磨約20杵下，再放入罐中密封好，窨三天後，再把這種香茶放在水裏煮，使所含的成份進入水中，好似煎藥。

無怪乎宋代美食家林洪有這樣的認識：“茶即藥也，煎服則去滯而代食。”煎茶時間愈長，味道也就愈好。而“點茶”，就是在炭火將茶葉水燒得滾沸起時，用冷水點住，茶葉水再滾沸起，再用冷水點住，如此點三次，才能收到色味皆佳的效果，這是一般的“點茶”規律。…

酒樓茶肆

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風味肥鮮。公孫下馬聞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欄桿彩畫檐。

這是宋話本《趙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一首《鷓鴣天》，是宋仁宗微服來到城中，看見樊樓所發出的一番感嘆。這首詞並無出色處，可是它的意義在於利用皇帝的視角，突出了酒樓在城市中特殊的地位。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世界學術界公認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權威，日本的加藤繁博士，他在30年代初所作的《宋代都市的發展》的論文，就專設《酒樓》一節，深刻指出：宋代城市中的酒樓，“都是朝著大街，建築著堂堂的重疊的高樓”，“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開始出現的”。這些精辟詳實的闡述，至今仍富有啟發性。…

又如《清明上河圖》左方臨近結尾處的孫家正店的兩層彩樓歡門最華麗——前面正中突出一個平面作梯形的檐子，每層的頂部都結紮出山形的花架，其上裝點有花形、鳥狀等各類飾物，檐下垂掛流蘇……

彩樓歡門使人未入酒樓前，就感受到了一種華貴的氣魄，進入酒樓內，更可感到其壯美，因樓內裝飾上了只有皇家貴胄才可以用的藻井，即天花板上凸出為覆井形飾以花紋圖案的那種木建築。

宋代私家園林風格

這些酒樓不僅僅是內部裝飾雍容華貴，而且漸漸園林庭院化。從東京許多著名的酒樓來看，這種傾向是很突出的，許多酒樓往往冠以園子之名，如中山園子正店、蠻王園子正店、邵宅園子正店、張宅園子正店、方宅園子正店、姜宅園子正店、梁宅園子正店、郭小齊園子正店、楊皇後園子正店………

每天清晨五更即點燈做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生意的早茶肆；每天夜晚吸引仕女來遊玩吃茶的有仙洞仙橋、設施別致的北山子夜茶肆；還有中間建有浴池的茶肆，《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臨河的簡易小茶肆……為了使顧客日夕流連，樂而忘返，茶肆均大加修飾，掛名人字畫，插四時鮮花，安頓奇松，放置異檜，把一片茶肆裝扮得——

花瓶高縛，吊掛紙□。壁間名畫，皆則唐朝吳道子丹青；甌內新茶，盡點山居玉川子佳茗。風流上竈，盞中點出百般花；結棹佳人，櫃上挑茶千鐘韻。

這是宋話本《陰騭積善》對茶肆所述，環境不可謂不優雅，所以許多有身份的子弟常常在這樣的茶肆，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這叫做“掛牌兒”，炫耀伎藝，派頭十足。…

消防

早在開寶初年，遠在廣南的劉就命令每家市民，都備置一個號為“防火大桶”的貯水桶。這雖是前代防火制度簡單的沿承，但它已成為一項城市基本設施，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可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後果嚴重的火災，使城市管理者意識到一般性的防火、滅火設置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建立專門化的防火、滅火機構和組織，才是最為根本的杜絕火災之計。

由於史料的浩繁，筆者一時還難於考證到宋代城市中設立防火、滅火機構和組織的確切記錄，但筆者敢說，下面所引的這條史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較早的關於宋代城市已設專門的防火、滅火機構和組織的記錄了——…

望火樓的建構出於李誡的《營造法式》。《營造法式》於元符三年（1100）編纂完成，崇寧二年（1103），經皇帝批準，按照通用的敕令，公諸於世。這也就是說，在元符三年以前，就已經有望火樓的設置或至少有其設想了：

望火樓，一坐四柱，各高三十尺基高十尺，上方

五尺，下方一丈一尺

造作功

柱四條，共一十六功

榥三十六條，共二功八分八厘

梯腳二條，共六分功…

火災

一堆熊熊燃燒的火，一個手腳捆綁的人，烈焰旺，身翻滾，炙皮裂肉，慘叫不絕……這是建隆二年（961）東京街頭出現的一幕。

這位史籍未載姓名的被燒之人，是在皇宮“內酒坊”作工的一名小卒子。史籍未說明是否是他造成皇宮內失火，只記載了由於失火，這名小卒子被投入火中而受到活活燒死的嚴懲。是太祖趙匡胤作出了誰造成失火就要被火燒死的最為嚴酷的決定，他還下令將與這次失火有關的監官以下數十人，押解刑場斬首，屍體露市示眾……

“自是，內司諸署，莫不整肅。”這是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對這次失火處理後果的評價。史籍記述趙匡胤：“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其形象仁義至極，何以對一次失火如此大動肝火，嚴懲不貸？其中自有緣由。…

以真宗天禧年間（10171022）計算，東京的人口約為55萬左右，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6）增至為70萬左右，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7）增至80萬左右。這些數字，當然不包括臨時來京者、流動商販、駐守禁軍及其家屬等等。有專家曾以天禧五年（1021）城內50萬人基數計算，其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裏13570余人，從《清明上河圖》可以看到這種人如蜂集般的情景。

又如《清明上河圖》所繪，在沿街店鋪及一個挨一個的貴族宅第後面，又有密密的院落或住宅，也就是說密集的各式的市民居住區，占據了宋代大城市的大部分空間。城市人口增加很快，城市範圍並無多大擴展，因而居住非常擁擠，這就使庖廚相近的狀況日益突出起來，這是城市火災的一個重要根源——…

宋代城市中的調教蟲蟻，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種較為特殊的商品活動，盡管這個活動中自始至終貫穿著調教，但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出賣，為了取悅，或為了賭博，這在宋代城市的鬥雞中體現得最為鮮明。《楊公筆錄》有“世人以鬥雞為雄”的提法，以此類推，宋代城市中的鬥雞活動必不可少，馴養鬥雞的經驗已見於這一時期的文字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