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生型敘事與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作為柏拉圖的高足弟子，其理論學說，可說是既批判師說，又繼承師說。以“模仿論”而言，亦是如此。他們都承認“模仿”的存在及“模仿”對於藝術的影響。但相較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兩人對於模仿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柏拉圖貶低詩人的模仿，認為詩人的模仿低於現實，更低於比現實還高的理念，模仿僅僅是“沒有什麼知識”“不能當真”的一種遊戲。而亞里士多德則采取了更積極的立場，認為詩人在模仿現實時，運用各種手段、方式表現事件和人物，將一種形式賦予分散的素材，這樣的模仿實屬於創造性的活動，絕不比現實存在更低。在他看來，文學不僅敘述確已發生的事，而且敘述根據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與僅僅敘述確已發生之事的歷史紀事相比，文學的創作活動更具有哲學性。(14) …

在某種程度上，張藝謀的《影》便是這種“內生型敘事”的完美案例，因為這部影片的敘事就是建立在一種“層層模仿”的敘事機制基礎之上的。這部影片中，以“權”為中心的理念，構成了此影片的本質，也就是說，張藝謀首先為影片設置了一個“理念的床”：即“權”(它充斥占據“權力、權謀、權術”等的所有內涵與外延)；而沛國國君沛良作為一名“工匠”，通過自己的書寫(書法)及種種怪異行為，“仿造”出了一個“可見”的“床”——“權床”；最後，沛國大都督子虞作為一個“藝術家”，通過塑造他的替身——境州，完成了對於“權床”的再次模仿。 …

第三，電影敘事學作為敘事學的一個分支，一如敘事學本身，不僅依靠各種其他相關理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依靠文學敘事學的研究成果，這使得電影敘事學雖可作為一門學科，但不免總有掣肘。此外，由於沿用了語言學以來的二分法，使得電影敘事學多傾向於表達敘事學的研究，而忽略了姚曉濛所謂的對於表意系統的研究，從而使電影敘事學在很大程度上僅是一種偏技藝性的能指敘事學。因此，當電影敘事學不能充分表達自身的理論訴求時，也便更多淪為電影文化研究及其他研究的一個附屬物。…

 毫無疑問，這一波高潮將敘事學研究，特別是電影敘事學研究，推到了一個非常顯要的位置，而電影敘事學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吸收和運用了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和範疇，而且第一次開始將電影技術因素作為敘事因素來考慮，改變了傳統的，只把主題和人物性格變化過程作為敘事因素來研究的做法，電影敘事學也進一步擺脫了過去那種把電影敘事作為一種靠主觀想像和領悟的藝術和美學，而是一種進行深入細致的，更加精確的、繁瑣的定量分析和研究。從而不僅推動了電影敘事技巧的發展，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諸如場面調度、攝影、機位、景深、景別、燈光、音響等的運用。因而，電影敘事學研究雖然在根本上是理論問題，但它對創作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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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對俄國形式主義進行如此較為詳細的描述，一是因為他們的學術思想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後才被重新發掘。而此時，則正是“敘事學”這門學科醞釀、初創之期；二是它一經發掘，便迅速與其他各種思潮或主義相結合，並由此開創了敘事學研究的新熱潮。



其後的塔爾圖學派、布拉格語言學派、結構主義敘事學，以及大衛·波德維爾開展的新形式主義分析等等，都與此有關。



而在俄國形式主義衰落(20世紀20年代末)，至敘事學確立(20世紀70年代初)這段時期，就電影敘事研究而論，影響較大的是愛森斯坦所代表的蒙太奇學派，和巴贊的電影本體論哲學。蒙太奇學派建立在“衝突論”基礎上的各種組合觀念，以及巴贊所推崇的“完整神話”，所由此形成的對於敘事和空間及鏡頭語言的影響，都非常巨大。



由於這是電影史上眾所周知的基本事實，在此略述。…

內容提要：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電影敘事學研究曾一度在全球範圍內興盛一時，但隨著這股熱潮的消退，其研究卻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而未見有任何起色。緣何會造成如此局面？又該如何重新振興電影敘事學的研究？本文從重談模仿說說起，認為在一時難以改變方法論的前提下，重新從“動力學”角度進行探索，或許是一個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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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果《空著的一枝瓶子》

    一枝

    瓶子在那裏空著

    我在那裏空著

    風過時，瓶子口，發生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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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吃什麼就變成什麼。—19世紀德國哲學家路德維格·費爾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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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慢速運動面臨的最大挑戰將是如何修補我們與時間之間神經質的關係。用以色列前領袖戈爾達·梅耶的話來說，教育我們如何"支配時間，而不為時間所支配"。或許已經通過雷達產生了這種關係。

倫敦科學博物館的時間館館長大衛·魯尼負責看護500件精美的計時器收藏品，其中包括古代的日規、沙漏和現代的石英手錶和自動鐘等。不足為奇，這位戴眼鏡的28歲的年輕人和時間之間有一種幽閉恐懼症般的關係。他手腕上帶著一塊精確的無線電操縱表，表帶下有一根內置天線，每日可借助它從法蘭克福接受到最準確的報時。假如手錶少收到一個信號，表盤左下角就會出現數字1；假如次日沒有收到信號，數字變為2，依此類推。這樣的精確度讓魯尼確實深感憂慮。…

目前，許多人在精神的安全港灣中尋求對速度的避難。當基督教主流面臨著日趨減少的集會時，其福音對手則在增長。佛教在西方日漸盛行，奉行新時代主義折中玄學教義的書店、聊天室及治療中心也是如此。當人們渴望放慢速度時，這一切都變得富有意義。其精神核心即是一個"慢"字。無論你怎麼努力，你都無法加快這種啟蒙的進程。任何一種宗教信仰都告誡人們要放慢速度，以便將自身、他人與更高的力量聯結起來。《聖經》的第46首《聖歌》中就說："安靜，要知道我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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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以英國為基地的工藝美術運動發生了從大批量生產到歡迎慢速的、注重細節的手工藝產品的轉向。在工業世界的城市里，精疲力竭的都市人在農村的田園式生活中找到了慰藉。理查德·傑弗里斯以寫作小說和有關英國令人愉悅的牧場回憶錄為職業，而德國的卡斯帕·大衛、法國的簡·弗朗索瓦·米勒和英格蘭的約翰·康斯特布爾等浪漫主義畫家，其畫布里充滿了令人寬慰的田園風光的主題。都市人渴望有時間到世外桃源休憩、充電，這有助於現代旅遊業的興起。到1845年，英國湖泊區的外來旅遊者超過了當地的羊的數目。

19世紀晚期，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提醒人們注意快節奏的害處。1881年，喬治·比爾德以其《美國的神經》一書使這一話題的討論延續至今。該書批評快節奏生活引發神經痛、牙痛、掉頭髮等疾病。喬治·比爾德辯解說，現代對守時的困擾，分秒必爭，使每個人都感到"幾分鐘的拖延或許能毀滅終身的希望"。…

許多長久當下基金會支持者從事技術領域的工作。幫助發明超級計算機的丹尼·希爾斯就是該基金會的董事。集團捐款者包括高科技巨頭如人民軟件、美國AUTODESK公司與太陽微系統公司。為什麼地球上發展最迅猛的行業也支持倡導慢速的組織呢？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人們對速度的崇拜已經失控。 

今天支持慢速的組織同早在工業時代就開始的抵抗傳統密切相關。即便早在古代，我們的祖先已經對計時的專制惱怒不已。公元前200年，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曾寫下這樣的挽詩：

上帝使首位發現如何甄別時間的人驚惶失措—…

他的這家擁有300張床位的酒店將坐落在奧地利國家公園，感覺將會與眾不同。遊客將乘坐蒸汽火車來到附近的村莊，然後步行或乘坐馬車來到酒店。在這里，一切引發匆忙的技術，包括電視、手機、掌上電腦、汽車等，都將禁止使用，遊客們將享受簡單而舒緩的娛樂，如園藝、徒步旅行、閱讀、瑜珈及溫泉療養等，他們將談論時間、速度、緩慢等話題。正當沃爾曼向大家大談他的設想藍圖時，突然一些減速者對他的想法提出異議，大聲嚷道：酒店太大，太優秀，太商業化了。但穿著黑色皮鞋的沃爾曼未被這一切嚇住。過後他邊嚼著蘋果派邊對我說："在當今世界，人們都非常渴望放慢節奏。我認為已經到了讓酒店真正成為客人全方位放慢節奏場所的時候了。" …

該學會在出版有關人與時間關係的嚴肅的論文同時，還發起引人注目的半開玩笑性質的辯論。其會員身上掛著三明治牌子在市中心遊行，牌上寫著"請快一點"，不久前，該學會呼籲國際奧委會為速度最慢的運動員頒發金牌。

"成為慢速運動的一員並不意味著你總是要慢（我們也乘坐飛機），或者你總得表情嚴肅，具有哲學家泰然自若、開明和智慧的特點，或者你要去干擾他人的娛樂。"學會秘書邁克爾說道，他工作效率很高。"嚴肅可以，但你不需要失去幽默。"…

有人辯解道，全天候文化通過給人工作的自由，什麼時候想做就做，能讓人感到不那麼匆忙。這是癡心妄想。一旦沒有了界限，競爭、貪戀、恐懼就會促使我們將"時間就是金錢"的原則付諸每一天的每一時每一刻。這就是為什麼睡眠已不再是匆忙的避難所的緣故。數百萬人為考試而學習，學外語，邊打瞌睡邊聽廣播溫習管理技巧。在睡眠學習網站，對曾經是我們沒有內疚感就可以放慢速度的攻擊現在被包裝成獲得個人提高的令人興奮的機會。"睡眠占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是沒有生產性的。好好利用這巨大的潛能以發展你的事業、健康和幸福。"…

另一些人認為速度是一種逃避，不是從生活中逃避，而是從死亡中逃避。多倫多大學的哲學教授馬克·金衛在現代速度崇拜方面有些頗具洞察力的著述。我們在一起喝咖啡的時候，他將話題從火箭發動機和寬帶互聯網轉移了出來。"不管人們怎麼想，有關速度的討論從來不是僅僅關注技術現狀的。這遠遠比它深入，回到了人類對先驗的渴望。"他說道，"很難思考這樣的事實，即我們都將死去；這是不愉快的，因此我們不斷尋找從我們自身的死亡率的意識中擺脫出來的方法。速度賦予感官的倉促感，是轉移注意力的一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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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管孩子就是一攤活，唯一能在親子關係中幸存的方法是減少工作量。但我發現要做到這點很困難。我希望自己什麼都不受影響，因此沒有減少個人愛好，而是拼命將它們擠進本已很滿的日程里。從額外安排的網球比賽中溜出來後，餘下的一天時間里，都在拼命地趕。車開得更快，路走得更快，睡前給孩子講故事也給省了。…

當泰勒在計算每換一隻電燈泡需要百分之幾秒的時候，亨利·歐勒出版了《沒有城市沒有鄉村的世界》一書，該書描述了火星上的文明，在火星上，珍貴的時間成了貨幣。一個世紀後，他的預言實質上已經變為現實：如今，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像錢。我們甚至談到"有時間"，或更常見的提法："缺時間"。

為什麼物質如此富足，缺少時間卻如此普遍、如此流行？主要原因在於人類的死亡率。現代醫學使人類在《聖經》所說的70歲壽命的基礎上，增加了10年左右的時間，盡管如此，人類依然生活在最大的期限陰影下，即死亡。毫無疑問，我們感到了時間的短暫，並力圖使每一刻都富有價值。但如果這種本能得到普及，那麼為何有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傾向於同時間賽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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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早期的工業工人按鐘點作息並非易事。很多人按自己的速度幹活，憑個人的興致休息，或者在該幹活的時候幹脆沒有出現—這對按時付酬的工廠老板而言是一種災難。為了將現代資本主義的這些新紀律傳授給工人，剝削階層開始將守時當作市民的一種義務和美德宣傳，而緩慢則被貶責為重要過失。電鐘公司1891年的目錄提醒人們力戒跟不上步伐的種種弊端："一個人若想成功，如果說有一種美德比其他任何美德更應得到培養，那就是守時；如果有一種錯誤需要避免，那就是遲到。"該公司的時鐘恰當地命名為"獨裁者"，宣稱要"革落後者的命"。…

工業資本主義以速度生存，其回報也高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候。生產與產品運輸最快的行業可以打敗對手。資本越快變為利潤，就可以越快再投資以獲得更大的收益。19世紀"輕鬆掙錢"的表述進入語言並非偶然。

1748年，在工業時代的黎明，本傑明·富蘭克林以一句格言頌揚利潤與速度之間的聯姻，這句話今天的人們仍然可以脫口而出，即時間就是金錢。沒有什麼比以小時而不是工人生產的產品計算報酬的轉變更能反應、強化新的精神狀態。一旦每一分鐘都值錢，事業就進入了永無休止的加快生產的競賽中。每小時生產更多的產品意味著創造更多的利潤。保持領先意味著在你的對手前面配備最先進的節省時間的技術。現代資本主義同一種固有的提升、加速、提高效率的本能相伴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