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管孩子就是一攤活，唯一能在親子關係中幸存的方法是減少工作量。但我發現要做到這點很困難。我希望自己什麼都不受影響，因此沒有減少個人愛好，而是拼命將它們擠進本已很滿的日程里。從額外安排的網球比賽中溜出來後，餘下的一天時間里，都在拼命地趕。車開得更快，路走得更快，睡前給孩子講故事也給省了。

像其他人一樣，我希望技術能幫我買到更多的時間，以便有更多的機會，不再感到如此匆忙。但技術是不可靠的朋友。即便確實節省了時間，它也常常通過誘發一系列新的責任和欲望，使其效果受到損害。當洗碗機在20世紀早期問世的時候，它將家庭主婦從累人的勞作中解放出來，隨後，在十多年時間里，隨著衛生標準的提高，我開始更頻繁地換洗衣服。結果，裝滿臟衣服的洗衣筐同門口腳墊上堆起的賬單一樣，成為現代家庭的特征。電子郵件是另一例證。說得好一點，它使人們變得前所未有的團結。但電子郵件操作的簡易，隨時點擊一下"發送"即可，從而導致過度使用的蔓延。每天，信息高速公路傳送的電子郵件達五十多億封，其中很多是毫無必要的備忘錄、粗俗的笑話和垃圾郵件。對大部分人而言，其結果是每天迎來了堆積如山的電子郵件。

面對眾多壓力，即便最有奉獻精神的緩慢倡導者也發現很難做到不匆忙。以沙提敘·庫馬為例，這位前耆那教和尚20世紀60年代從英國步行到印度，此後便徒步遊歷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目前他生活在英國西南部的德文郡，他出版發行了一本名為《蘇醒》的雙月刊，其中有許多贊同緩慢哲學的理念。一個美妙的夏日下午，我在倫敦海德公園見到了他。他身材瘦小，穿著一套亞麻西服，從一群排成行的、風格變幻莫測的溜冰者、漫步者和快速步行者中，他安詳地走過來。我們在樹陰下坐下。庫馬脫下短襪和鞋子，並將他那雙足跡遍布全球許多地方的腳放到草地上。我向他談起時間病的問題。

他說道："讓時間變得有限化是西方的一種疾病，這就會將速度加諸於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母親曾對我說，當上帝創造時間時，他也創造了足夠多的時間—她是對的。"

我指出說："可你母親一輩子生活在印度農村。加速的壓力，同時間賽跑，在現代世界無疑是不可抗拒的。"

"是的，在某種程度上說確實如此。在這里生活，我也屈服於匆忙，屈服於速度。有時沒有其他辦法去趕雜誌的最後期限。生活在西方，要不斷掙扎以避免受時間支配。"

一架飛機在頭頂上空哀怨地隆隆掠過。庫馬瞥了一眼手錶。他的下一個安排是參加15分鐘後開始的一本書的發行儀式。"該走了。"他淺淺一笑，說道，"我不想遲到。"

時間病也可能是存在主義萎靡不振更深刻的症狀。在崩潰之前的最後階段，人們常常加快節奏，以回避不得不面對的憂愁和苦惱。在庫馬看來，速度可以幫助人們將現代世界的恐懼和荒蕪阻擋在外。"我們的時代為忘卻的欲望所困擾，但也正是為了滿足這一欲望，人們才放棄速度這一魔鬼；它加速地向我們呈現它不再希望被記住，它對自身已經厭倦；它想掐滅七情六欲中的微弱而令人發顫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