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如果不把它當成一種物,那會是什麽呢?一種絕對精神創造的體現嗎?所謂絕對精神指的就是上帝,那麽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只有《摩西十誡》才算得上是這樣一本“書”,雖然它同樣不得不借助於某種物質外殼,《舊約》上明白地交待了它的“字是神寫的,刻在版上”,天主耶和華在西奈山親手把它交給了摩西。在回教徒們看來,《古蘭經》也正是這樣一本天賜之書,它是在七世紀時由一個叫穆罕默德的人根據上天的啟示斷斷續續地口授,並由他的門徒記錄下來的。但即使連這樣的一本“聖書”,也還有人管它叫《讀物》(又譯《閱讀》),意思是指每一個穆斯林“要讀的東西”。並且事實上跟《聖經》一樣,它們都是人類歷史被最廣泛地閱讀的書,雖然不能隨便把它們跟通常所謂暢銷書混為一談。

可讀性無疑是書作為讀物的一個最起碼標準,但具體落實到像《古蘭經》這樣的書,仍有見仁見智、難以把握的一面。文化背景的不同,心境的差異,對於不能夠閱讀原著的人,甚至選擇何種譯文都有可能成為影響閱讀效果的因素。即以《古蘭經》為例,從它問世到現在的十幾個世紀中,一直是作為占整個人類種族五分之一的人的宗教和生活指南,據卡萊爾《論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介紹,在世界上所有的清真寺里,“每天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閱讀它;30班祭司相繼接過它,整整誦讀一天。1200年間,這本書的聲音在任何時刻都響徹在許多人的耳邊和心中。我們聽說伊斯蘭教徒的學者們曾閱讀它7萬次!”盡管如此,思想家卡萊爾仍把讀《古蘭經》看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指責它“令人厭煩的混淆雜亂、粗糙、結構拙劣;無止境地重復、冗長、障礙;粗糙不堪、邏輯混亂;簡言之,令人難以容忍地愚蠢!……我們從中讀了大量的不可閱讀的無用雜物……無論如何,人們覺得難以把這個《古蘭經》當作天上寫的為大地造福的書,當作一本文筆優美的書,或者就是當作一本書,而不是當作一本使人糊塗的敘事詩,就寫作而言,幾乎沒有一本書寫得如此糟!……然而一旦你用你的手剝去《古蘭經》的這個一圈混亂的東西,並把它放在你身後的一段距離外,它的本質就會顯露出來,其中有一種完全不同於文學優點的優點。……一切藝術與寫作技巧都不與此同日而語。人們可以說,《古蘭經》的首要特點是它的這種真實性,它是一本真誠的書。”回教徒們肯定會同意卡萊爾的最後結論,而將他對《古蘭經》可讀性的質疑視為胡說八道甚或大逆不道!

同樣生活在西方且深受卡萊爾讚許的歌德卻認為“《古蘭經》是百讀不厭的,每讀一次,起初總覺得它更新鮮了,不久它就更引人入勝,使人驚心動魄,終於使人肅然起敬,其文體因內容與宗旨不同,有嚴正的,有堂皇的,有威嚴的──總而言之,其莊嚴性是不容否認的……這部經典,將永遠具有一種最偉大的勢力。”《古蘭經》的中譯者馬堅先生在“古蘭簡介”中曾單列一節歐洲作家對《古蘭經》的正面評論,大部分對《古蘭經》包括文體在內都作出了正面讚美或肯定。至少對這些作家與回教徒世界而言,《古蘭經》的可讀性是不容置疑的。卡萊爾無疑更強調一本書的內在品質,或許可以稱之為對內在可讀性的注重,必要的話,甚至不惜以犧牲部分文字表面效果的可讀性作為代價,尤其是對於像《古蘭經》這樣偉大的精神聖書來說,這樣做幾乎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

如果所指的只是通常所謂文學作品,問題是否會變得簡單一些呢?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曾辟專章討論過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或“本體論的地位”的問題。哲學家波普爾偶然地從埃及進口到雅典的紙莎草紙數量開始劇增聯想到荷馬史詩首次以書的形式出版,正好都發生在公元前550年左右。雖然書寫比人們料想的要早得多,但有很長時間書寫除了被商人用來作記錄,(人類最古老的字母之一──腓尼基字母就是被以善於經商著稱的腓尼基人,出於商業計算的需要結合數字的發明演化而來的)主要用於官方和宗教文件。另一方面“尤其是在東方,幾乎到處都可以發現類似書籍的東西”,無論是摩西的石版,──猶太教先賢認為它和“字”一起同為上帝在安息日前的黃昏造出來的十件東西之一,──還是巴比倫的粘土,中國人的甲骨、鐘鼎、簡帛,或其它民族的蠟、羊皮紙以及類似的材料等等。希羅多德就曾多次用byblos表示“書”,即,用以表示構成一部偉大著作的一部分的一卷紙莎草紙。而英語中的book”(書),原意是指用以刻字的木板。以詩為例,作為確知最早問世的文學式樣,詩曾同樣被看作是一種“人工制品”(artefact),但一首詩畢竟跟一幅畫或一件雕刻不一樣,何況確實存在著大量未被記錄下來的“口頭文學”。即使毀掉一首詩的所有版本也毀不掉一首詩本身。而一首真正的詩也並非僅僅意味著印出的詩行,字的大小、類型或選擇何種開本對一首詩來說始終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甚至對像斯蒂芬·格奧爾格這樣喜歡從字體、紙張到版式樣樣別出心裁地另創一套的詩人來說,也只是試圖通過將物詩化,以便從詩的內部抵禦物的入侵。同樣馬拉美詩中的空白也不是紙張無聲的空白,而是為了強調聲音的靜默,是作為一首詩的有機組成部分。

我們都知道最初的詩是用來歌唱或大聲朗讀的,在朗讀高於默讀的時代,“書面傳達常常被看作口頭表達的低等替代物。”可能受老師蘇格拉底不立文字的影響。“甚至柏拉圖也不僅認為他能說的話不是在他的作品中,而且認為通過寫作充分表達一個人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波普爾:《通過知識獲得解放》)柏拉圖的觀點雖不無偏頗,口頭表達雖因其直接性與現場感體現出某種人性的優勢,但它的時空局限的確是很明顯的。儒勒·列那爾則干脆指出:“書寫,就是以一種不會被打斷的方式說話。”卡萊爾把書的發明及其作用說得再透徹不過。“可以肯定,寫作藝術是人們已發明的一切事物中最神奇的。……書,寫下的言論,……在書中有著整個過去時代的靈魂;當過去的軀體和物質實體像一個夢那樣完全消逝後,書是過去的明確說出並且使人聽得到的聲音。……所有人類做過、想過、獲得過或存在過的東西,像以魔術保存法一樣存在於書頁之中。”“在所有方面,我們被迫作出這樣的結論,在塵世間人類所創造的一切事物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有價值的一種,我們叫做‘書’!”

人類由於掌握了書寫這個神聖的動作,遂建立並發展了人類文明。在印刷術發明並被廣泛使用之前,抄書業曾一度大為興盛。據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記載,在以抄書為職業的人們當中,那些懂希臘文的人地位最高,他們特別被冠以“寫本人員”的光榮稱號。他們的人數有限,因而報酬也很高。其余的人僅僅被叫作“抄書手”。由於這些抄本裝幀考究,所以印本書籍的突然出現最初並不受到歡迎,甚至有人“會以有一本印本書為恥辱”。印刷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則使書寫的廣泛復制成為可能,書寫及書寫的加快物化有力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最終迎來了我們時代的機械文明,書寫隨之進入了機器復制的階段,書籍的流通與交換順理成章地進入了市場。柏拉圖在《蘇格拉底申辯篇》中曾經暗示,遠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就有一個稱作“樂池”的生意興隆的書籍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只需化一個德拉克馬──據歷史學家估計大約相當於一戰前稍低於十便士的英國銀幣或八十年代的一兩個英磅,一本平裝書的價錢──就能買到一本阿那克薩哥拉的著作,跟一般手抄本的既貴且少相比,便宜得不可思議。波普爾認為阿那克薩哥拉的《論自然》可能是第一部為出版而寫的書,並且是最早的地方性暢銷書。發行量與讀者群的增減一般成正比,反過來又影響到書價的制定與印刷成本的核算。只有在印刷術發明之後,價廉物美的書籍的推廣普及才得以成為現實,可以說正是從那時起人類真正進入到了一個讀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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