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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 薩丕爾的語言漂移/沿流理论vs柏格森的““綿延””

薩丕爾（Edward Sapir）在《語言論》（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第七章）中提出的“漂移/沿流”（Drift）現象與柏格森的“綿延”（德文：Duree，英文Duration）有相似之處，但它們屬於不同的概念範疇和理論背景。

薩丕爾的“漂移/沿流”理论

Drift的概念：薩丕爾在《語言論》中提出的“漂移/沿流”指的，是語言隨著時間逐漸發生的系統性變化。這些變化通常是自發的、無意識的，是語言社群在日常使用中逐漸累積的結果。漂移/沿流反映了語言內部的趨勢和方向，這些趨勢可能涉及音韻、語法、詞彙等層面的變化。薩丕爾強調，漂移/沿流是語言演變過程中的自然現象，無法被外部力量直接操控。

語言變化的自發性：漂移/沿流表現出語言隨著時間的自然演變過程，這個過程是緩慢的、漸進的，並且具有一定的方向性。這些變化往往是微妙的，逐漸積累，並最終導致語言結構的深刻變化。

柏格森的“Duree”

Duree的概念：柏格森 的“綿延”指的是人類主觀時間的連續性經驗，這是一種質的時間體驗，與物理學中量化的時間（如鐘錶時間）形成對比。柏格森認為，綿延是持續的、不可分割的，是個體內在意識中感受到的時間流動。它強調的是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是無法被切割成具體時間單位的。

時間的質性：柏格森的綿延是一種質的時間體驗，它注重的是內在心理的時間流動，這種流動是連續的、整體的，無法被分析或分解成各個片段。這種時間觀強調的是生命經驗中的持續性，而不是外部世界中的量化時間。

Drift 與 Duree 的比較

相似性

持續性與漸進性：薩丕爾的漂移/沿流和 柏格森的綿延都強調了一種持續的過程。Drift 是語言隨著時間逐漸演變的過程，而 Duree 是內在時間的連續流動。兩者都表現出一種連續的、非間斷的現象，並且都強調過程中的質變而非量變。

自然性與無意識性：漂移/沿流是語言變化的自發過程，無需外部力量驅動；綿延是個體的內在時間經驗，超越了物理時間的量化特徵。這種自發性和無意識性是兩者的一個共同點。

差異性：

理論背景：漂移/沿流屬於語言學領域，是對語言隨時間自然演變現象的描述，而 綿延是哲學概念，旨在探討人類對時間的主觀經驗。漂移/沿流聚焦於語言結構的變化，而綿延聚焦於意識和時間的質性體驗。

範疇與應用：漂移/沿流是語言學中描述語言變化的概念，用於解釋語言如何在不同歷史階段中演變；而綿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時間觀，旨在解釋人類如何體驗和理解時間流動。這使得兩者在應用範疇上有所不同。

薩丕爾的漂移/沿流和柏格森的綿延，雖然在持續性和自發性方面有相似之處，但它們分屬不同的理論背景和研究領域。Drift 是語言學中的概念，描述語言隨時間的系統性變化，而 Duree 是哲學中的概念，強調主觀時間的連續性經驗。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概念，但在處理過程性和連續性方面有一定的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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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的Duree vs 海德格爾的Dasein

柏格森 的 "Duree" 和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 "Dasein" 是兩個在時間和存在上有著深刻探討的哲學概念。雖然這兩者都涉及到對時間和存在的理解，但它們在哲學背景、目的和具體內涵上有著顯著的差異。以下是兩者的異同之處：

背景與目的

柏格森 的 Duree

背景：柏格森的綿延是在反對機械論和實證主義的背景下提出的。他試圖區分數量化的、外在的時間（如物理學中的鐘錶時間）與人類內在主觀的時間經驗。

目的：綿延的目的是闡述時間的質性體驗，強調時間的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柏格森認為，我們的意識經歷時間不是一系列獨立的瞬間，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流動，這個流動是生命經驗的本質。

海德格爾的“此在”

背景：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提出了此在，作為他對存在問題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人類存在的方式，特別是人類作為存在者的獨特性質。

目的：此在的目的是探討人類存在的本質，特別是人類如何在世界中理解和體驗自己的存在。海德格爾強調，此在是“向死而在”的存在，意味著人類在意識到自己終將死亡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存在和時間性。

時間觀

綿延的時間觀

質的時間：柏格森的綿延強調時間的質性特徵，它不是可以量化的時間點的集合，而是持續的、流動的經驗。這種時間是無法被分割的，它是一種內在的、直觀的感受。

非線性時間：綿延是非線性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我們的意識中連續交織，並不斷影響著我們的感知和行動。

此在的時間觀

時間性（Temporality）：海德格爾的此在關注時間性，這種時間性是存在的基本特徵之一。海德格爾認為，人類的存在是“向未來開放”的，我們的存在方式是被時間性所結構的，並且這種時間性使得我們能夠理解自己的生命和死亡。

生存時間：此在的時間性體現為未來、現在和過去的統一體，人類通過對未來的預期、對過去的回顧以及在當下的行動來構建自己的存在。

存在的意義

綿延的存在意義

生命流動：柏格森認為生命的本質體現在綿延之中。生命經驗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無法被完全量化或理性化。綿延是這種持續流動的生命力的表現，它與創造性和變化性密切相關。

反對機械論：柏格森用綿延來反駁機械論的世界觀，強調存在的不可預測性和創造性。

Dasein 的存在意義

存在的敞開性：海德格爾認為 Dasein 是“敞開於存在”的存在者，這意味著人類通過理解時間性來認識和把握自身的存在。Dasein 的存在總是與世界相關聯的，是在世界中的一種“在世存在”。

向死而在：Dasein 的根本特徵之一是對死亡的意識。這種意識賦予了生命特殊的緊迫感和意義，使得人類的存在具有獨特的深度和豐富性。

相似性

時間與存在的交互作用：儘管來自不同的哲學傳統，柏格森的綿延和海德格爾的此在都強調了時間和存在之間的深刻聯繫。兩者都認為時間不是外在於人的，而是與人的內在經驗或存在狀態密不可分的。

對機械論時間的反思：柏格森和海德格爾都對傳統的機械論時間觀提出了批判。柏格森反對將時間視為一個可以切割的線性序列，而海德格爾則反對將存在簡化為無時間的、固定的本質。

差異性

主觀經驗 vs. 存在論分析：柏格森的綿延更加注重主觀的時間經驗和質的流動，而海德格爾的此在則是對人類存在的存在論分析，更關注的是人如何理解和構建自己的存在，尤其是面對死亡時的存在意識。

生命力 vs. 向死而在：柏格森強調此在作為生命流動的象徵，代表著一種創造性的生命力；而海德格爾的此在強調的是人類在死亡意識中的存在狀態，這種存在狀態具有深刻的存在論意義。

柏格森的綿延和海德格爾的此在，都關注時間與存在的問題，但它們代表了不同的哲學視角和關注重點。綿延是一種質的、流動的時間經驗，強調生命的持續性和創造性，而此在是對人類存在的分析，特別強調時間性和對死亡的意識。儘管兩者在處理時間和存在的方式上有共同點，但它們的核心關懷和理論基礎有著顯著的差異。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September 18, 2024 at 8:41am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雅各布森 vs 量子叙事事

好些现代诗人和实验性作家都在创作中尝试过类似“量子叙事诗”的表现方式，尽管他们未必直接以量子物理为创作基础，但他们的作品反映出非线性、碎片化、多重现实等特征。以下几位诗人的创作风格与“量子叙事诗”的概念相符，且在不同程度上符合罗曼·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和“文学性”理论。

约翰·阿什贝里 (John Ashbery): 这位美国后现代诗人，作品经常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他的诗歌通过跳跃性的语言和情感表达，呈现了类似于量子物理中多重现实并存的效果。阿什贝里的诗歌难以通过传统的逻辑或因果关系来解释，而更像是同时存在的情感和思维的“叠加态”。他的作品，如《自画像于凸透镜中》（Self 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在语言和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符合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强调语言自身的作用和效果，而非单纯的信息传递。

阿兰·金斯堡 (Allen Ginsberg)：他的作品，特别是《嚎叫》（Howl），以其非线性、断裂的叙述风格以及意识流式的表达，体现了时间、空间和情感的交错和碎片化。这种诗歌创作方式有时像量子物理中的波粒二象性，诗中的语言既是具象的，又具有象征意义，创造出一种复杂的多重感知。他的诗歌在文学性上高度重视情感和思想的直接表达，同时遵循雅各布森“诗性功能”，通过复杂的音律、语音和句式的创新来强调语言的自主性。

海德尔·帕拉斯基 (Heidegger Palascu) ：作为实验诗人，帕拉斯基在作品中探索了多维叙事和非线性时间。他的诗以碎片化的语言和破碎的结构表现思想和情感的交织，与量子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和时间的多维状态相呼应。他的诗歌有时表现出一种即兴的、不确定的语言风格，语言本身成为了诗歌的核心构建材料，而不是为现实中的某个特定事件或情节服务。

格特鲁德·斯坦 (Gertrude Stein)：斯坦的作品以其实验性的语言和非传统的叙事方式著称，特别是在《三条生活》（Three Lives）中，她通过重复、语言的拆解和重构，创造了类似量子诗的效果。她对时间和语言的重新定义打破了传统叙事的边界，使得事件、角色和时间都可以多重存在。她的诗歌也符合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因为她着重强调语言的形式和音韵，而非简单的信息传递或叙事逻辑。

卡洛·伊薇塔（Carlo Ivetta）：虽然不是广为人知，但一些更具实验性的当代诗人如伊薇塔也探讨了量子理论的美学维度。他的作品通过大量的交叉叙述、随机性和模糊的情节，呈现了时间和空间的错乱感。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感受到量子态的多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符合雅各布森“诗性功能”和“文学性”的探讨

罗曼·雅各布森提出的“诗性功能”强调了语言的自我指涉和形式特质，即诗歌中的语言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而是语言自身的结构、形式、音律、节奏都成为诗歌意义的建构因素。与此相关的“文学性”概念，则强调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超越日常功能的独特特质，它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美学的、符号性的系统。

在量子叙事诗的背景下，这些诗人及其作品显然体现了雅各布森所描述的“诗性功能”和“文学性”：

非线性叙事：诗歌结构本身不再是信息传递的线性工具，而是通过跳跃、反复、断裂等手法让语言发挥独特的情感和思想表达功能。

语言的自我指涉：这些诗人常常在诗中打破日常语言的规则，重新定义语言的用途和意义，语言本身成为了作品的核心，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

多重意义与模糊性：诗歌中的多重可能性、模糊表达以及情感和时间的多维展现，都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使其超越了日常的叙述功能。

这些诗人的作品展示了量子叙事诗的一些基本特征，并符合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和“文学性”的理论。他们的创作强调语言的形式和多重含义，通过非线性叙述和复杂的结构探索多重现实和情感层次。这些尝试揭示了诗歌在现代语境下如何以量子思维的方式重新思考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September 15, 2024 at 9:58am

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 2：“情动转向”与维柯

“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学者不常参考维柯，主要因为维柯集中在历史和文化的建构上。但他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中对感性、情感、文化创造的强调，与“情动转折”关注的主题有共通之处，为理解“情动转向”提供了某些早期的哲学基础。

“情动转折”的主要背景：“情动转折”更多是基于20世纪后半期的后结构主义、情感地理学、现象学、以及精神分析学，主要学者包括米歇尔·德塞尔托、布莱恩·马松、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维克等，他们探讨情感、感性和身体性在社会、文化和权力中的作用。这一领域的学者更频繁地引用现代的理论家，如德勒兹、福柯、克里斯蒂瓦等。

维柯的历史与文化哲学取向：维柯强调历史的诗性建构，认为人类通过神话、隐喻等感性方式构建历史和文化。这虽然与“情动转折”中的某些关注点（如情感与文化创造的关系）相契合，但维柯更多关注的是历史和语言如何通过感性智慧发展起来，而非个体或群体的情感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相较于“情动转折”中的对情感社会性的探索，维柯的思想更集中于文化起源与知识生产，因此不被“情动转折”学者直接视为主要理论资源。

维柯的思想与“情动转折”的潜在联系

情感与文化建构：维柯为“情动转折”的一些主题提供了早期的支持，他认为早期人类通过感性智慧和象征性表达建构世界，这为理解情感在文化中的建构性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的“情动转折”强调情感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探讨情感如何形塑集体经验和权力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维柯思想的一种延续。

象征与隐喻：维柯关于象征、隐喻和神话在文化创造中的作用，与“情动转折”学者对情感符号和文化象征的讨论有所呼应。现代情感理论家往往探讨象征性情感表达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与权力话语，这在维柯的诗性智慧中也有相似的框架。

以“情动转折”研究維柯

维柯的诗性智慧与感性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为“情动转折”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虽然“情动转折”更多聚焦于现代社会中的情感、感性与权力关系，维柯的思想可以为这种研究提供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性和文化根基。

感性与文化建构的早期理论基础：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人类文化是通过原初的感性智慧和象征性表达建构起来的。早期的人类通过情感的体验、神话的创造和象征系统，逐渐形成了集体认知和文化框架。这种对感性和情感在文化创造中的根本作用的理解，与“情动转折”关注情感在社会与文化中的力量非常契合。因此，维柯可以被视为现代感性理论的早期奠基者之一。

诗性智慧与象征性思维：维柯认为，感性与象征性思维是人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根本方式，尤其是在早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这与“情动转折”对情感象征性表达以及文化、艺术与情感体验的关注相吻合。通过研究维柯，可以深入探讨象征、隐喻与感性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形塑集体情感和文化认知。

感性智慧与现代情感研究的对话：“情动转折”中的许多研究集中于现代社会中情感的政治性、身体经验的影响，以及感性如何与权力和知识系统交织在一起。维柯的诗性智慧为理解情感在文化和历史中的深层次作用提供了理论框架。通过将维柯的理论与现代的情动转折学者对话，研究者可以探索从原始到现代社会中感性力量的延续与演变。

情感历史与文化生成：维柯提供了关于人类历史作为一种情感与文化生成过程的独特视角。与许多“情动转折”研究只关注现代情感不同，维柯的理论能够揭示情感如何从历史维度影响文化的生成与变迁。这种跨时代的情感文化研究能够为“情动转折”提供一种历史性的深度分析框架，扩展当代研究的视野。

可能的研究方向

情动转折中的象征与隐喻：探讨如何通过维柯的象征性思维与现代“情动转折”的情感象征理论相结合，研究感性在文化与符号系统中的生成机制。

历史与感性智慧的对话：结合维柯的历史文化观，探讨感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情动转折”中对现代社会情感机制的讨论形成对照，揭示感性如何从历史中被延续、转变为现代情感文化的一部分。

跨学科情动转折与维柯的比较：将维柯的诗性智慧与现代“情动转折”中的哲学、社会学、叙事学、艺术研究等领域结合起来，探讨感性与情感如何在这些领域中交织。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September 10, 2024 at 7:45pm

延續閱讀 》陳明發談布爾迪厄

                                                                    Georges Braque, Violin and Pitcher,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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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September 4, 2024 at 9:45pm

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 2：“神经语言学”
（Neuro-Lingusitic Programming NLP）2

神经语言学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NLP）与意念科学（Noetic Science）及直观创造力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特别是在意识、直觉和创造力方面。

1. 神经语言学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神经语言学）

神经语言学是一种沟通、个人发展和心理治疗的方法。基于神经学（Neuro）、语言（Linguistic）和行为模式（Programming）三者之间的交融关系，神经语言学强调通过改变语言和思维模式来影响个人行为和心理状态，从而提高个人和职业表现。

神经语言学通过使用特定的技术（如模型化和锚定）帮助个体进入更高效的心理状态，这些状态往往与直觉和创造力密切相关。例如，神经语言学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解除心理阻碍，激发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潜能。

2. 意念科学（Noetic Science）

心智科学专注于意识的研究，探索意识如何与物质世界相互作用。它涉及直觉、超感知、集体意识等领域，试图通过科学手段理解这些超越传统科学的现象。

它与意念科学与神经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关注意识和心智的潜力。虽然意念科学更关注意识的本质和它的超常现象（如心灵感应、直觉等），但两者都认同意识在个人成长和潜能开发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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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September 4, 2024 at 9:43pm

3. 直观创造力

直观创造力指的是通过直觉和非线性思维模式激发的创造力，而非通过逻辑和分析推导出的想法。这种创造力往往依赖于深层次的意识状态，如冥想、放松或“心流”状态。

与神经语言学和意念科学的关系: 神经语言学的许多技术，如“建模”成功模式和“内在状态”管理，可以帮助个人更好地进入直觉思维状态，激发创造力。而心智科学则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解释这些直觉和创造力现象，可能如何通过更深层次的意识机制起作用。

神经语言学（包括陈明发博士的版本“心灵素质学”）、“意念思维” （Noetic Thinking）和直观创造力之间存在交叉点，主要体现在它们如何利用和解释意识、直觉和心智潜能。这三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关注通过调整意识和心理状态，来增强个体的创造力和表现力。虽然它们各自的发展背景和理论基础有所不同，但都为理解和应用直觉创造力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而这创造力正是地方文创工作所需要的。

对这些主题交叉点感兴趣的垦友，可以深入探讨相关的心理学和意识研究文献，如 Dean Radin 的研究和 神经语言学 相关的经典著作。

以上这些学问和维柯的“詩性思維”如何互补？

维柯的“诗性思维”（Poetic Thinking）是爱垦網多年来关注、研究与传播的焦点之一。它与神经语言学、Noetic Thinking、直观创造力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尽管它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分析如下：

1. 诗性思维与直观创造力

维柯 强调“诗性智慧”，即通过象征、隐喻和感性想像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他认为，早期人类通过诗意的表达和象征性思维理解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既是创造性的，也是直觉性的。

诗性思维与直观创造力在强调非线性、非理性和直觉理解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直观创造力依赖于内在的灵感和直觉，而这些正是诗性思维的核心要素。维柯 的观念可以为现代直观创造力提供一种历史性和哲学性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对创造性过程的理解。

2. 诗性思维与意念思维

“意念科学”研究意识、直觉以及人类认知的非物质层面。它探讨了直觉和创造力等现象，并试图理解这些现象在意识中的运作机制。

维柯的诗性思维可以为意念科学提供一种解读人类早期意识的框架。这种框架认为，诗性思维是人类最原初的认知方式，它涉及情感、隐喻、想象力和象征性表达，这些都是意念科学研究的关键领域。通过结合这两者，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直觉和意识的起源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3. 诗性思维与神经语言学

神经语言学强调通过语言和认知模式来影响行为和心理状态。神经语言学中的许多技术，如语言模式分析、情境重构等，实际上与诗性思维中的象征和隐喻思维有着深刻的联系。

诗性思维可以为神经语言学 的应用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论背景。诗性思维中的象征和隐喻与神经语言学中的“语言模型”技术相互补充。通过这种结合，神经语言学 的实践者可以更好地利用隐喻和象征来塑造认知和行为，从而增强心理干预的效果。

4. 整体性理解

维柯的诗性思维为理解和应用直觉、象征性思维和创造力，提供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作为桥梁，将神经语言学和意念科学中的技术和理论，与人类更为原始和本能的认知方式联系起来，提供更全面的心理和哲学理解。

“诗性思维”通过强调象征性、隐喻和感性的思维方式，与神经语言学、意念科学以及直观创造力形成了互补、相唤（mutual evocative）或同步（synchronicity，荣格）关系。这些学科和理论可以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更为深刻和多维的视角来理解人类认知、意识和创造力的复杂性。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24, 2024 at 5:32am

趙憲章：論民間書信及其對話藝術

【內容提要】民間書信是最具典型意義的民間文體之一，“私語真情”而不是“信息傳達”是它的基本屬性，修辭藝術而不是“文本禮制”使其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書信傳達的時空隔斷衍生了書信的遠距離想像，悠遠而豐富的郵品世界便是它的藝術生成；書信的時空隔斷也是一種“臉面”，即對話之“笏”，使言說者的自尊和自衛成為可能。總體看來，民間書信作為私語言說的地下室，有著不同於公牘文的面目和文體安全，它那自由和自然的修辭，構建了可以躲避甚至消解主流話語的寓所。

【關鍵詞】民間/書信/對話/文體

一項民間寫作調查顯示，“書信”是普通民眾使用頻率最高的文體之一，僅次於“條據”但高於“日記”而位居第二。① 但是，“書信”並非“條據”之類純實用文體：盡管“信息傳達”是書信的基本使命，但它同時又是情感的寄托和對話，書信所傳達的信息往往表現為情感的傾訴和交流，或者說它所傳達的信息已被情感化了。就此而言，民間書信是典型的“情感對話”文體之一，②彪炳在中外文學史上的眾多書信名篇就是它的身份證。③它所傳達的濃情厚誼曾經撩撥起多少撕心裂肺的思念與憂傷，感動著一代又一代讀者難以釋懷。另一方面，隨著電信時代的來臨，以“信息傳達”為使命的傳統書信恰恰面臨著滅頂之災；與此相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式的古典情思正被現代電信和網絡對話所湮滅；當人們為“書信處理系統”(E-mail)④的速度與效率而欣喜若狂和忘乎所以的時候，由文房四寶和綠衣使者所傳達的幽情已經蕩然無存……這種由科學技術所導致的情感載體的失落，就是人類謀求物質生活的便利所付出的沈重代價，也是我們今天研究民間書信的現實意義：快速堵截這一即將斷流的情感血脈，靜靜地感受這一情感脈搏即將遠逝前的微弱跳動，在它訣別人類情感世界之前傾聽其最後的訴說，品味“書信對話”這一特別的民間文體及其情感傳達的藝術形式。⑤

一、作為“藝文之末品”的民間書信

《左傳》所載《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子產與范宣子書》等是我國古代文獻保存下來的最早的書信文體。⑥這些書信主要是商議國家之間的政治事務，類似於後來的“國書”或“公函”。中國古代書信脫離公牘文性質而成為私人之間的往來，就現存文獻來看，當在秦漢之後，⑦例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愛墾註：王國維鑑，寫於漢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

史家通常將《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相提並論，因為闡發《史記》寫作的動因和宗旨是它們的共同主題，對於研究司馬遷的人生閱歷和史學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但是，由於二者屬於完全不同的文體，導致其敘事策略和言說方式大相徑庭。

其中，關於“李陵之禍”的表述最為明顯。⑧《報任安書》寫於作者遭遇“李陵之禍”以後，友人任少卿致信規勸他應該“慎於接物，推賢進士”。可能是這種好為人師的口吻撩起了司馬遷的滿腹牢騷，所以在回信中盡情地傾訴自己的遭遇和不幸，將滿腔的憤怒和屈辱向任安訴說，一吐為快，酣暢淋漓。書信開篇就感憤自己“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郁而誰與語”，⑨哀怨情緒溢於言表。書信的結尾仍然哀嘆自己遭遇此禍被鄉黨恥笑，侮辱了先人，已經沒有臉面祭掃於父母的墳前，以至於整日神情恍惚，不知所措，“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怎麼還能按照少卿所說的去“推賢進士”呢？也就是說，訴說自己遭受宮刑的冤屈、恥辱、悲傷和無奈，是《報任安書》的主要話題，“行莫醜於辱先，而垢莫大於宮刑……自古而恥之”是司馬遷刻骨銘心的情結。但是，這一事件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表述卻完全不同。

《太史公自序》除去關於《史記》130篇的“內容提要”之外，主要涉及作者家世、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子承父志繼任太史令、儒家經典的主旨以及孔子寫《春秋》的意義等。至於自己遭遇的“李陵之禍”，只是一筆閃過，目的還是為了引出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有《國語》、孫子臏腳論兵法等“聖賢發憤之作”，以表達自己如何以史為鑒完成《史記》寫作的意志和決心，完全是正面的、積極的自我激勵之辭。

注釋：

①張鴻苓主編：《一般書信筆記日記•前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頁。

②在名目繁雜的民間文體中，如果說日記是典型的自我“獨白”，那麽書信就是典型的雙向“對話”。關於日記話語的“獨白”性質，參見拙文：《日記的私語言說與解構》，《文藝理論研究》2005年第3期；《日記的形式誘惑及其第一人稱權威》，《江漢論壇》2006年第3期。上述兩文合並後更名為《日記的私語言說與變體》被收入《現代性視野中的文學理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③《文選》所列“箋”、“書”兩類相當於現在的“書信”，共31篇，數量僅次於詩、賦二體，可見昭明太子對於書信文體的關注和偏愛。另一方面，這種關注和偏愛又沒能在他為《文選》撰寫的序文中體現出來，於是引發後人的種種猜測(參見趙俊玲：《論<文選>所收建安時期書信》，《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在我們看來，這恐怕和正統的文體觀念有關，書信畢竟屬於“藝文之末品”(劉勰語)。

④“書信處理系統”即電子郵件，是E-mail的最早漢語譯名。參見《知識窗》1983年第3期。

⑤所謂“民間文體”，很難下一確切定義，只是相對學界慣常所論及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和政論等“主流文體”而言。所謂“民間書信”，主要是指非官方的、非學術的，實用色彩相對弱化的書信，即親友之間的往來書信。無論是“民間文體”還是“民間書信”，它們的“民間性”主要表現為較少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和輻射。

⑥姚鼐在《古文辭類纂•序》中將《尚書•君奭》作為書信的源頭並未被學界普遍接受，認為那不過是周公的“告語”，還算不得是“書”(信)文體。參見葉幼明等：《歷代書信選•前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頁。

⑦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區秦墓中出土的木牘書信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書信原件(參見朱靖華等選注：《歷代書信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4頁)。這是戰國末期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兩個出征戰士的家信。當然，書信被民間普遍使用當在紙張發明之後，在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簡帛文書中，發現了留有墨跡的殘紙，尚存30字，墨跡清晰可辨，當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紙質書信實物，時間當在東漢之後(參見《中國造紙》1992年第6期)。另一方面，我們在雲南民族學院民族博物館里還可以看到曾經流行於景頗族青年男女之間的實物書信，他們用樹葉、樹根、辣椒、火柴、大蒜和木炭等表達愛意、交流感情(參見《中國民族博覽》1998年第3期)。如果將這種古老的傳情達意方式視為人類書信的“活化石”，那麽它的最早起源應在文字發明之前。

⑧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99)，西漢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投降匈奴，司馬遷因在漢武帝面前為其辯解而慘遭宮刑，史稱“李陵之禍”。

⑨司馬遷：《報任安書》，見吳楚材、吳調侯選編：《古文觀止》，南京：鳳凰出版集團，2005年，第224—228頁。下引《報任安書》均出自該書，恕不另注。

⑩本文使用“公牘文”一詞是廣義的，不僅指相對民間私人書信而言的“公函”，也指相對所有“尺牘”而言的其他意在“公布於眾”的“文”，包括司馬遷為《史記》所寫的“自序”在內。劉勰《文心雕龍》中的“詔策”、“檄移”、“章表”和“議對”等都是關於書信文體的討論，但是只有“書記”篇中“書”的所指是民間書信。

(趙憲章：論民間書信及其對話藝術, 見：爱思想平台 2016-06-11)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20, 2024 at 3:03pm

這就是“書”與“文”的不同，即民間書信和公牘文⑩的不同：《報任安書》之所以是“民間書信”而不是“公牘文”，首先在於它是個人私情的充分傾訴，即所謂“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11) 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對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創痛的“李陵之禍”，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紙背文後，實則是轉換語氣，將“不幸”說成是“萬幸”，將“受辱”表述為“受挫”，以顯示自己永不氣餒、勇往直前的奮鬥精神。

另外，《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馬遷的家世及閱歷的自述，以表達自己編修《史記》的緣由和動因，但其敘事的策略和語調卻大相徑庭：前者面對知己，從個人立場出發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無所顧忌；後者從公眾立場出發表達自己的修史大志，嚴謹得體，語氣平緩，措辭講究。這並非意味著作者寫作《太史公自序》時已經淡忘了“李陵之禍”，主要是它的“公牘文”性質決定了他不能將個人私情訴諸筆端，因為“公牘文”面對的是所有可能的讀者，必須有所忌諱、有所回避、有所遮掩，只能以國家和社會代言人的口吻凸現“公牘文”的公眾性和公益性，而不可任性直率和暢所欲言。這也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基本操守和德性準則。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雖然名曰“自序”，實則是假借他人視角進行敘述，即采用第三人稱敘事。(12) 和“第一人稱敘事”相對而言，“第三人稱敘事”有效地緩沖了主觀情緒的任意宣泄，有益於掩飾作者個人的精神創痛，使得敘事語調顯得客觀而平緩。《報任安書》就不同了，作為致友人的書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稱敘事，“第一人稱”是所有書信文體無以選擇的敘事視角，從而為宣泄個人感情預設了“無障礙通道”。

就此而言，民間書信作為最典型的“第一人稱文體”，“私語真情”是其區別於一切公牘文體之最顯著的特點。盡管我們不能在此妄斷劉勰為什麼將書信貶為“藝文之末品”，(13) 也無須評論孔尚任為什麼感慨人們只知“詞為詩之余”而不知“尺牘亦詩之余”，(14) 或貶或褒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書信的文學性已經達成歷代學人的共識。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斷：“私語真情”當是民間書信之所以被文學史所接納的重要原因，是書信文體之“文學性”的主要標志之一。

“私語真情”之所以是書信文體之“文學性”的主要標志，就在於它的個人化和情感性，即“個體情感”本身的文學屬性。將“個體情感”作為文學的重要特質並不否認宏大敘事及其愛國家、愛民族之人類普遍情感的文學表達，問題在於，即使在這類作品中，人類的普遍情感也被個人化了，總是通過鮮活的個體得以表現。也就是說，文學中的情感必定是個人的、個體的，而不是普遍的、抽象的，後者是學術抽象的結果而不屬於鮮活的文學現實。“私語真情”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使民間書信躋身於文學。更由於它不需要像宏大敘事作品那樣必須借助於普遍情感的“個人化轉換”，本身就是個體情感的直接顯露或自由宣泄，從而為民間書信進入文學世界開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證。

於是，同一個作者(或敘述同一個事物)，在公牘文和私人書信中所顯示的就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面目。《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中就有兩個很不相同的司馬遷：前者充滿哀怨，牢騷滿腹，消極悲觀；後者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自覺地以承傳史家薪火為己任的偉大士人，判若兩副面孔，這就是不同文體使然。人的兩面性、多面性和複雜性，需要通過不同的管道進行言說，於是造就了不同的文體類型；由於言說對象的不同、言說目的不同、言說語境的不同，也就決定了言說者選擇怎樣的文體“說什麼”和“怎麼說”。

總之，不同語境的不同言說造就了不同的文體類型，不同的文體各有最適宜表達的意義和不同的言說策略，從而展現出人的多面性和同一作者的不同形象。陶淵明這位以田園詩歌名世的詩人，“少無適俗韻，性本愛山丘”才是其公眾形象，但在他寫給兒子們的家信中(《與子儼等疏》)，卻大談柴米之憂，坦陳內心的苦痛和矛盾，其隱逸和安適的境界蕩然無存。

這恐怕就是魯迅說過的私人書信不同於任何公牘文的重要區別：公牘文的本意就是“公之於眾”，於是也就難免“峨冠博帶”；私人書信盡管也要給他人看，並非獨自一人“赤條條的上場”，卻由於其傳播的範圍是限定的，傳播的對象是熟悉的，傳播的語境是安全的，即使“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但是比起公牘文的“峨冠博帶”來，要簡單和自由許多。(15)

(11)陸機：《文賦》，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71頁。

(12)例如，“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囿於縲紲”。事實上，《太史公自序》全篇基本上采用的是第三人稱敘事，諸如“太史公(此指司馬談——引者注)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等等。

(13)劉勰：《文心雕龍•書記》，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278頁。

(14)孔尚任在《與徐丙文》中說：“蓋尺牘一體，即古之辭命。所雲使四方能專對者，實亦原本風、雅。人但知詞為詩之余，而不知尺牘亦詩之余也。”汪蔚林編：《孔尚任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503頁。

(15)魯迅：《孔令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414—415頁。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18, 2024 at 9:15pm

至於這種不同是否有必要像魯迅那樣繼續追問哪一種更加“真實”，恐怕不能簡單論定。因為，無論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還是“峨冠博帶”，都是文體語境使然，都是一種真實，如前所述，“兩面性、多面性和複雜性”本身就是人的客觀存在方式，在不同場合顯露不同的面目本身就是合理的，公眾場合“峨冠博帶”和私人空間“赤條條”都是特定語境中的真實，否則便有違於常規。如果一定要在這一問題上堅持“反潮流”，那就有可能“別有用心”，例如假借私人書信達到公牘文的目的等。(16)

當然，魯迅所認為的書信更加真實，並非僅就文體本身(文本語境)而言，更多的是相對特定的社會語境。正如張抗抗之所以稱當年在北大荒插隊“依賴書信維持生存”，是因為當時“常須躲閃避開周圍警犬般的耳目，使得書信的來去變得隱秘而鬼祟，那僅僅只因為小小的信封承載了最大的私人空間，是充滿敵意的生活中唯一的溫暖和慰藉，支撐我們度過苦澀難耐的時光。我們的眼睛一旦離開那幾頁信紙上含蓄的真話，面對的將是鋪天蓋地的赤裸裸的謊言和虛偽”。

在這篇回憶文章中，張抗抗詳細而生動地記述了因大雪封山兩個月之久而斷絕了親友通信時的焦躁心境：“寂靜和寂寞讓人透不過氣，每個人都狂躁不安，快被逼得發瘋。暴風雪的夜晚，我們在微弱的蠟燭下瘋狂地寫信，寫給我們想得起來的任何人。一隻隻用米粒粘合起來的厚信封，在炕席下被壓成薄片，一隻隻薄片積成了厚厚一摞，硌的人腰疼，我們共同守望著冰雪，卻沒有郵遞員來把那些信接走。”終有一天，拖拉機的轟鳴打破了沈寂，載來了幾麻袋信件，大家一哄而上搶走屬於自己的信。於是，“整整一個夜晚，帳篷里鴉雀無聲，人人都在馬燈下安靜地讀信，就像享受一件天降的禮物，只聽見紙頁的翻動聲和姑娘們喜極的啜泣… …”。(17)

張抗抗回憶說，其實那些信里寫的是再平常不過的小事，但20多年前的那個夜晚他們沒能入眠，信中的每一個標點都使他們興奮不已。可見，書信之所以被魯迅稱為“更加真實”，不僅僅在於其中“說了什麼”，主要還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文體安全”(相對公牘文而言)，書信具備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說”的文體形式。這就是馬斯洛所說的人類的“安全需要”，也是吉登斯所說的“本體安全”。民間書信作為一種對話文體，對話雙方的相互熟悉和信任，營造了一個在相對隔斷的有限時空中可以無所顧忌、暢所欲言的安全言說語境。

就此而言，書信的言說堪稱自由的對話和語言的狂歡。這也是書信之所以成為傳統社會日常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之一，因為那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以情感為依托、以互信為準則的“熟悉人”的社會。“熟悉人”社會的日常生活是書信賴以存在的基礎，否則，它必將逐漸淡出人類交往的視野。就此而言，現代電信、E-mail和網絡對話只延續了書信的實用功能，作為“私語真情”的文體屬性已經稀釋或隱退。

這就是包括情書、家書等一切民間私人書信的情感形式：它所訴說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不能外言”的東西並非都是醜陋的、低俗的，僅僅因為它是一種“私密”而已。因為“私密”本身就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甚至可以說是人的“本體存在”方式，就像弗洛伊德認定“潛意識”是人類心理世界的主體部分那樣。這也是民間書信作為情感載體之所以動人和誘人之處，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對象間的一種對話，先驗地預設了一種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語境。正是這一“不予告人”的言說使其成為文學，因為書信的言說實際上是在說“不可(與他人)言說之說”。而“說不可說之說”恰恰就是文學的言說，是文學言說的藝術特性。(18)

當然，書信的言說同文學的言說盡管都是“說不可說之說”，但是並非意味著可以將二者等而同之：前者是現實的、即時的，後者是虛構的、假想的。盡管文學是現實的影像，所有的文學參與者都會由此聯想到現實，但和書信所表達的現實的、即時的情感完全是兩碼事，這是其一。

(16)“假借私人書信達到公牘文目的”大體有兩種類型：一是寫信本來就是為了發表或者預想到將來有可能發表，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魯迅和許廣平等的《兩地書》，或者本來就沒有真正的隱私，或者即使有些隱私，也是作為言說的背景而存在，僅僅預設了某種閱讀效果；二是有意識地假借書信的“私語真情”達到公牘文的目的，例如1949年6月19日毛澤東誠邀宋慶齡前來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信，並派鄧穎超親自前往上海送達，堪稱以個人書信處理公務、以“私語真情”打動受信人的典範(參見劉濟民：《公務書信的典範——讀毛澤東致宋慶齡的一封信》，《寫作》1994年第6期)。至於506年南朝梁國丘遲一紙書信勸降敵軍8000人，化干戈為玉帛，則是非常極端的例子(即丘遲《與陳伯之書》)。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已成千古名句。

(17)張抗抗：《逝去的書信》，《書城》2001年第3期，第99頁。

(18)“不可說”是佛家精神，也是文學的精神。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說出一般語言“不可說”或“說不出”的東西才是它的本義，即文學之“文學性”之所在。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等都涉及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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