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人類的分叉：從認知資本主義到負熵未來

面對科技加速變遷的沖擊波，斯蒂格勒以技術性見長的超哲學研究在不斷地做出新的反應，其理論框架也由技術論述階段發展至器官學與藥學階段和逆人類學階段，思考的重心轉向更直白和激進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未來烏托邦構想。所謂一般器官學實際上是一種泛生命系統分析法，它將由技術所連接起來的個人和社會看做一個由有機器官和人工器官共同構成廣義生命系統，將其中作為快變量的技術視為一種會帶來毒性或破壞性的突變，同時主張相應地開展藥學研究，以消除技術突變帶來的危害。…

或許是這些驚嚇中的強烈感知使他更容易超越西方理性主義的哲學傳統，不再只是從生物器官和內在心靈的角度理解人及其理性的形成與演進，轉而從技術性與人工器官等生命外置化的維度重新理解技術和人：人類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用生命以外的形式尋求生存和進化的機體，所謂生命以外的形式就是由技術組成的非生物器官或人工器官，而技術的進化不再主要依靠生物的進化。



這意味著使人不斷生成和演化的「人化」（hominization），是一個不斷地更新各種外生的人工器官的過程。從系統發生學的意義上講，人和技術實際上是一種相伴而生的共同演進關係。大致沿著系統論、控制論和關係實在論的脈絡，斯蒂格勒通過人的生成過程重新發現了技術一直被哲學所忽視的奠基性。



一方面，人性就是技術性：「人類是人工性和技術性的，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在自身找到意義，而需要在他們制造、發明的義肢…

技術時代，路向何方？近30年來，作為後來者的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試圖通過「重新發現技術」帶來一場哲學的革命：哲學問題就是技術問題。究其語境，這一斷語有兩個重要的背景。

其一是科學的技術化，20世紀以來，隨著技術與科學和工業的結合，技術的范圍空前擴張，科學越來越多地依附於技術，其基本形態發展為日漸科技一體化的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