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偉文·數碼利維坦與人類紀里的哲學反擊 2

技術時代,路向何方?近30年來,作為後來者的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試圖通過「重新發現技術」帶來一場哲學的革命:哲學問題就是技術問題。究其語境,這一斷語有兩個重要的背景。

其一是科學的技術化,20世紀以來,隨著技術與科學和工業的結合,技術的范圍空前擴張,科學越來越多地依附於技術,其基本形態發展為日漸科技一體化的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 技性科學),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科技。在他看來,就像運用代數計算幾何量時,幾何意義退到第二位一樣;科學的技術化意味著,作為科學基礎的原型和普遍的理性原則不再被重視,遵循技術規則的計算技術成為獲得結果的技藝——技術上的正確結果反倒被賦予了真理的意義。隨著科學的技術化,科學的目的不再只是探討事物的存在和真實性,如確定某個研究對象與科學理論原型的同一性,而在於開發事物的可行性與潛能,加之科技活動與社會和世界的糾纏,使得科學越來越多地具有不確定性與潛在風險。

其二是自動化和信息技術的興起,就像早期科學哲學家在構建科學哲學時內心所想的科學多為物理學一樣,斯蒂格勒在主張技術就是哲學的研究對象時所默認的技術,主要指自動化、信息和通信科技,特別是1993年萬維網開啟數碼時代以來的網絡、數據以及智能技術。事實上,他是一個電氣工程師的兒子,兒時就制作過一些電子小玩意,在其成年生活與思想旅程中,數碼科技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1994年,斯蒂格勒出版了《技術與時間》的第一卷《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該書導論的開頭就引用了法國作家佈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一段話,開頭一句是:「你是否接受這樣一個確鑿的事實: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折之中?」


這個轉折是什麼呢?在現在看來,就應該是萬維網出現之後的數碼時代的來臨。即便從字面上講,當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技術化就是喪失記憶」、「 計算所帶來的技術化使西方的知識 遺忘自身的起源、也即遺忘自身的 真理性的道路」,無疑預見了從數字化分心成癮、社交新媒體帶來的系統愚化到後真相時代等數碼時代的異像。

正是這兩個重要的背景,使我們的時代成為名副其實的科技時代,同時技術問題也如同受寵的嬪妃秒變皇後一樣,成為科技時代最為重要的哲學問題。而斯蒂格勒就是在科技時代初露端倪之時,抓住了這個時代在哲學上的需求:對技術問題的綻放做出有歷史深度因而可以觀照當下和預見未來的理解。由此,他開啟了對技術與時間的追問,力圖通過對哲學的回溯,從根本上重拾哲學問題和重新發現技術——重新建立關於技術的論述。


迷失方向

哲學研究始於驚奇,斯蒂格勒對技術的重新發現則似乎與驚嚇不無關係。第一次驚嚇發生在他個人身上。根據斯蒂格勒在2003年的一次講座中的回顧,他在1978年到1983年間曾因搶劫銀行入獄五年。一下子身陷囹圄和失去自由,讓他倍感震驚,真切地體會到與外在環境/世界的陡然隔絕後所產生的中斷和懸置感。這一驚嚇激發了他的哲學思慮,由此牢房成為他的現象學思考實驗室。或許是因為有過這種對驚嚇和震驚的親身體驗,使得他將由震驚促成中斷重復(懸置折疊)發展為一套應對危機和尋求轉變的思考與行動的方法,並將其運用於對數碼時代和人類紀的反思。同時,被限定在囚室這一特定內在生境(milieu)中的他,能夠更敏銳地思考內在生境與外部生境的構成,或許會令他那時就認識到,正如德里達提出的「增補」(supplémentaire)的概念所指出,世界上沒有那種東西是純粹的,事物的存在都需要一些必須的外在物品。而這會讓他進一步構想人類不斷通過技術/義肢等外置化(exteriorization)工具而實現人化的過程。

【該組筆談發表於2020年10月26日的《信睿周報》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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