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這些驚嚇中的強烈感知使他更容易超越西方理性主義的哲學傳統，不再只是從生物器官和內在心靈的角度理解人及其理性的形成與演進，轉而從技術性與人工器官等生命外置化的維度重新理解技術和人：人類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用生命以外的形式尋求生存和進化的機體，所謂生命以外的形式就是由技術組成的非生物器官或人工器官，而技術的進化不再主要依靠生物的進化。

這意味著使人不斷生成和演化的「人化」（hominization），是一個不斷地更新各種外生的人工器官的過程。從系統發生學的意義上講，人和技術實際上是一種相伴而生的共同演進關係。大致沿著系統論、控制論和關係實在論的脈絡，斯蒂格勒通過人的生成過程重新發現了技術一直被哲學所忽視的奠基性。

一方面，人性就是技術性：「人類是人工性和技術性的，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在自身找到意義，而需要在他們制造、發明的義肢 之中找：這意味著他們是自由的同時注定漂泊，我稱之為本原的失向。他們要發明他們的 他者，他們的存在。」

另一方面，技術是思維和感知的中介，是思之行動（noetic acting out）的條件。作為深受馬克思思想影響的唯物主義者，斯蒂格勒並不反對思和理性，而是強調思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技術過程。在《技術與時間》系列及後續的研究中，記憶成為斯蒂格勒為技術正名的主要抓手。為此，他提出過第三持存、後生系統記憶以及體外化等概念，其實都是在強調，通過人工記憶實現記憶的外置化對於人的根本性影響。他從作為知識本源和認知條件的記憶特別是人工記憶入手，對不同時代的人工記憶及其對人的認知與智能的作用進行了技術性的哲學分析。一方面，揭示出思和認知實質上是一個技術-邏輯過程，是哲學不應壓抑和否定的中心議題，另一方面，他將人工記憶廣義地界定為對痕跡/蹤跡的記錄和時間的物質化，從而使得記憶不僅僅局限在個人認知范圍，而成為各種主體和能動者認識與行動的資源。

耐人尋味的是，斯蒂格勒之所以以記憶技術作為打破技術被哲學的漠視的突破口，似乎與他個人的經歷和經驗密切相關。早在1987年，他曾在蓬皮杜中心舉辦了「未來的記憶」的展覽，1990年他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開發過電腦輔助閱讀系統。同時，他還與古人類學家安德烈.勒魯瓦-古爾漢的團隊合作，進行過復原古人磨燧石的實驗性科技研究。

這些工作所積累的技術或科技經驗，為他進行凸顯技術性的「超哲學」（hyper-philosophique）研究奠定了基礎。這類研究的基本思路是，為了理解技術全方位的可能性和極限，充分運用技術的最新發展和歷史經驗重新審視哲學的根基；或者說，將哲學的研讀建立在從古至今的技術或科技經驗之上。例如，他曾於1992年創辦了一個實驗室，召集人工智能專家，以《從燧石到超文本》為主題展開了研討。實際上，這種超哲學研究的意義不止在於反擊哲學對技術的漠視，而且就科技本身而言，這類研究使得科技獲得了人文的視角，成為一種更具人性溫度的整全性的探究。

進入本世紀，斯蒂格勒受到的驚嚇則來自文明的衝突乃至整個文明的危機。2001年10月，《技術與時間》的第三卷正式出版，在此前不久發生了911事件。震驚之餘，他提出要徹底改變研究方向與寫作風格，決定今後的寫作要完全以直接、可見、易讀的方式表達，首先要通過對現象學問題的政治化探討政治經濟學的相關問題。因此，自那以後，斯蒂格勒的文風變得較以前更通俗易懂，所提出的概念更具思想的張力。近年來，再次令他震驚和受到驚嚇的是，所謂人主宰地球的人類紀的生態改變、加速主義和數碼技術導致了熵的急劇增加。這些由人類文明的無序發展所造成的驚嚇，迫使他將哲學思考的焦點從重新思考人與技術之間的關係轉向如何對普遍的認知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結構展開建設性的批評。【該組筆談發表於2020年10月26日的《信睿周報》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