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寫了一篇《“詩性正義”是個什麽東東？》。當然，這篇文章只是譏諷某些“詩人”的自戀和自我正義化，並不涉及哲學家努斯鮑姆所提出的詩性正義概念。（詩人們崇拜“詩性正義”，無非就是想讓詩人來取代柏拉圖的“哲人王”的地位。他們忘了，在柏拉圖的城邦里，詩人是要被驅逐出去的。）不過，努斯鮑姆的詩性正義概念也有頗多可議之處，因此我又寫了這篇文章，談談自己的看法。

努斯鮑姆的詩性正義是一種文學想像的正義，努斯鮑姆認為，文學想像能夠促進人們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理解，從而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其實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中所評論的文學是小說而不是詩，詩人們都一廂情願了。）…

可以看到, 斯密使用了不同特征的旁觀者, 比如, 漠然的旁觀者 (indifferent spectator) 、無偏的旁觀者 (impartial spectator) 、全知全能的旁觀者 (wise and well-informed spectator) 、現實的旁觀者 (real spectator) 、假想的旁觀者 (supposed spectator) 等。而對道德判斷來說, 只有具備以下特征的旁觀者才具有評判或審判的資格：首先, 這位旁觀者應該是公正的、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其次, 應該充分了解事情的真相；再次,…

但旁觀者終究不是當事人, 他的同情程度是有限的。在現實生活中, 旁觀者與當事人情感程度上的不同隨處可見, 然而, 雙方仍然可以達到情感上的和諧。只要「存在這樣一種一致」, 「就足以達成社會交往的和諧融洽」。「雖然它們絕不會同音齊唱, 但是它們可以諧音合唱； 這對於社會交往的需要或要求而言已經足夠了。」[6]22



要達到這種和諧, 需要旁觀者和當事人相互體諒雙方的情感, 互換位置考慮雙方的感受。在社會交往中, 旁觀者的同情與當事人的一致、和諧構成了一種基本的要求, 或者說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臺詞」。對每個人來說, 虛擬的或現實的旁觀者的存在是一種有形無形的「規約」。在社交場合中, 每個人都會努力克制自己最強烈的情感, 展現最平易近人的一面。我們並不期望從一個泛泛之交那裏比從一個朋友那裏得到更多的同情, 我們會努力在他面前裝得比較平靜；「我們更不期望從一夥陌生人那裏得到更多的同情」, 我們只會在他們面前裝得更加鎮靜…

休謨筆下的旁觀者並不局限於兩方, 也可以是第三方。休謨在分析「憐憫」這種情感時說, 我們看到一個人身處不幸, 會因憐憫和愛而感動, 但造成這種不幸的人卻成為最強烈痛恨的對象, 我們對他的憎惡超過了相應的憐憫之情。這種結果正是「雙重的同情」 (double sympathy) 所致。因此, 憐憫所呈現出來的最終情感可能是對不幸者的愛憐之情, 也可能是對與不幸者對立的一方的痛恨之情。這裏的旁觀者則可視為第三方。



旁觀者的同情借助想像延伸到「與不幸者對立的一方」, 並進而產生了「痛恨之情」, 這裏旁觀者與呈現者的身份似乎沒有變化, 但旁觀者的情感已經指向第三方, 在呈現者的背後還有導致呈現者不幸的另一方, 此時的旁觀者已然成為一個「評判者」。至於在旁觀者心中最終流露出的情感究竟是憐憫之情還是憎惡之情, 則與這兩種情感的較量有關。



與這種「雙重的同情」類似的是另一種同情,…

拉斐爾在《無偏旁觀者： 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一書中對此做了充分的闡釋。拉斐爾指出, 在哈奇森、休謨、斯密三人的道德哲學中, 「旁觀者」在道德贊同和判斷中都有其或輕或重的影響。哈奇森以「道德感」 (moral sense) 作為道德贊同與否的重要標準, 認為「道德感」是當我們發現仁愛那種無涉利益的動機時產生的一種無涉利益的贊同情感。



當哈奇森盡力去強調道德贊同的無涉利益時, 他就不得不聚焦於旁觀者的反應了, 因為「行為人自己對仁愛的贊同很大可能是一種關涉利益的贊同 (interested approval) , 而受惠者則幾乎總是一種關涉利益的贊同」[]。如此, 哈奇森就必須常常以「旁觀者」或「觀察者」來解釋他的德性論了。在《道德善惡研究、美和德性觀念起源研究》中, 哈奇森就曾闡釋過旁觀者在情感反應中的作用。…

在《詩性正義： 文學想像與公共生活》一書中, 瑪莎·努斯鮑姆將文學想像和詩歌理解中的人類情感運用於司法審判和公共生活, 認為一個優秀的裁判若要達到「完全的理性」, 「必須同樣有能力進行暢想和同情」, 「他們不僅僅必須培養技術能力, 而且也應該培養包容人性的能力」, 如果缺少這種能力, 「他們的公正就將是遲鈍的, 他們的正義就將是盲目的」[1]171。



努斯鮑姆的「詩性正義」繼承了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兩位思想家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的旁觀者理論。在他們的理論中, 明智的旁觀者通過與各方情感的同情共感進而對事物做出審慎的裁判, 正義———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正義———在人們各種情感反復溝通與認同的基礎上實現。努斯鮑姆正是將文學和情感注入明智的旁觀者, 進而提出了她所謂的「詩性正義」, 但這種基於文學想像和情感認同的正義論，似乎總令人有些懷疑其適用性和準確性。比如中譯本序言中的質疑：「既然文學和情感也並不一定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