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潘曉”對“文革”的態度相伴隨的問題，是“潘曉”作為一個類似理性經濟人形象而出現。事實上，整封“來信”的敘事線索除了“潘曉”自己敘述她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幸和坎坷之外，還有一條與之緊密相連但又不完全一致的“經濟”線索。按照這條線索審視“潘曉來信”，我們可以這樣再現這個故事：“潘曉”讀小學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她目睹了抄家等肆意破壞私有財產的事情，她開始感到迷茫；進而，隨著家庭內部為財產分配問題而吵翻了天、母親不再給她寄撫養費，她的人生落到了低谷。經過同學和街道辦事處的幫助，“潘曉”終於有了一份集體所有制工廠里的工作，她得以“自食其力”。但隨後一系列不如意事讓她開始認識到人生的真理，開始痛苦地、然而又理直氣壯地“掙工資”、“計較獎金”、“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等等。甚至可以說，“潘曉”在對待愛情問題時，采取的也是一種類似於等價交換原則的態度，因而她不能理解幹部子弟為什麽不能對她做出相應的回報。需要註意的是，這個圍繞著“算計”建立起來的主人公形象並不是單純的專於算計的理性經濟人（比如魯濱遜式的個人），而是批著“溫情脈脈的面紗”。這樣說並不是想要刺破“潘曉”的這層修辭而揭示其敘事背後的資本邏輯；相反，我希望強調指出，由於任何個人主義話語在社會主義時期都與資產階級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剝削階級和不勞而獲的食利者形象聯系在一起，如今這個以戴著“溫情脈脈的面紗”出現的“合法的”理性經濟人形象，就帶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意在撇清這種我們姑且稱之為正面的個人主義話語與剝削階級和不勞而獲者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為證成這種理性經濟人形象的有效性，“潘曉”個人身世的敘事可以反過來被讀為其經濟敘事的“修辭”——這就意味著，“潘曉來信”為80年代以後的個人主義話語進行證成，並不是（或不僅僅是）因為“潘曉”是以個人獨白的方式披露自己的經歷，而是因為以這種個人經歷敘事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理性經濟人形象，成為80年代以後以算計和私有產權為核心的個人主義話語的原型形象。同樣，“潘曉”圍繞理性經濟人形象組織的整個人生經歷的故事，也成為80年代以後“財富敘事”的原型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潘曉”其後對自己“文學事業”的描述便可視作對於其經濟敘事的升華——事實上，也只有在這個高度上，她才能夠強調正面的個人主義話語的可能性和可欲性。然而，我在下文的分析中將表明，這一可能性在文本內部最終並沒有完成，而這種希望依靠抽絲剝繭般的努力開拓出一條正面個人主義道路的做法，卻在根本上顛覆了社會主義新人的道德要求。

接下來，“潘曉”在敘事中向我們呈現了一組對立——用信中的話來說：“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由於“潘曉”進一步說，使她感到困惑的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為了突出起見，我把這組矛盾寫為“事實/書本”。“潘曉”認為，過去書本上教給她的東西“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世界里”。至此，“事實/書本”的矛盾所表達的意思有二：其一，書本的教育使“潘曉”擁有了“高尚的心靈世界”，而汙濁的現實與之形成反差；其二，書本的教育遮蔽了“潘曉”的眼睛，是造成她無法看到事實的障礙。然而，“潘曉”接下來的論述卻與上述第二點不相符合：

我求助人類智慧的寶庫——拼命看書，希望從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文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著述；讀了巴爾紮克、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魯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丑惡。我驚嘆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沈陷在書本里還是回到現實中來，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郎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

微妙的是，這個作者名單里出現了魯迅、曹禺這樣的“經典作家”，也出現了黑格爾這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家，也有像歐文這樣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這個魚龍混雜的作者清單並沒有因作者成分的多樣和歧義而引發問題；相反，這些作者都讓“潘曉”了解到“人世間的一切丑惡”，認識到“人都是自私的”。在此值得提一個問題：既然事實和書本形成一組矛盾，為何“潘曉”還要“求助人類智慧的寶庫——拼命看書”？人們對此可以回答道，“潘曉”之前所讀的那些書——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到《為誰活著，怎樣做人》——不同於這里的書目清單。簡單說，有一類書教導人生真理，而另一類書不能。但吊詭之處在於：一方面，“潘曉”用書本為現實的真理提供證據（“不管我沈陷在書本里還是回到現實中來，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另一方面，她又用現實來評判書本的真理性（“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偽，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而這個吊詭的邏輯——通過書本證實現實，又通過現實評判書本——也被“潘曉討論”中的另一位“潘曉”的辯護者趙林所采用，他在《只有自我才是絕對的》一文中說：

“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我和當時的所有年輕人一樣狂熱，心中始終保持著一種宗教式的虔誠。我真心實意地相信那些譫妄的說教，為了一種比烏托邦還要渺茫的所謂政治理想去扼殺自我。當時我還只是一個中學生，但是革命的禁欲主義和共產主義凈化思想卻已經把我變成了一個連最堅韌的斯多葛信徒也望塵莫及的自我異化典型。……

但是，生活很快就讓我看到了它的真面目。1974年，我的外祖父去世，遠在外地的父母和親戚對我十分冷淡。當我餓著肚子向好友們尋求幫助時，看到的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目。有哪一種痛苦能與饑餓相提並論呢？肉體所受的折磨使我的精神堤岸崩潰了，我陡然發現人世的虛偽、丑惡。我痛苦、悲觀，想到愛情中尋找安慰。但是很快又發現自己掉進了另一個深淵——我被愛情拋棄了，一個勢利的姑娘帶走了我初戀的全部熱情和真摯，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一個芝麻大小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