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旁觀者終究不是當事人, 他的同情程度是有限的。在現實生活中, 旁觀者與當事人情感程度上的不同隨處可見, 然而, 雙方仍然可以達到情感上的和諧。只要「存在這樣一種一致」, 「就足以達成社會交往的和諧融洽」。「雖然它們絕不會同音齊唱, 但是它們可以諧音合唱； 這對於社會交往的需要或要求而言已經足夠了。」[6]22

要達到這種和諧, 需要旁觀者和當事人相互體諒雙方的情感, 互換位置考慮雙方的感受。在社會交往中, 旁觀者的同情與當事人的一致、和諧構成了一種基本的要求, 或者說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臺詞」。對每個人來說, 虛擬的或現實的旁觀者的存在是一種有形無形的「規約」。在社交場合中, 每個人都會努力克制自己最強烈的情感, 展現最平易近人的一面。我們並不期望從一個泛泛之交那裏比從一個朋友那裏得到更多的同情, 我們會努力在他面前裝得比較平靜；「我們更不期望從一夥陌生人那裏得到更多的同情」, 我們只會在他們面前裝得更加鎮靜[6]23。

因此, 人與人之間親疏遠近的距離會產生不同的同情程度, 不同態度的旁觀者對當事人來說是不同的參照, 人們會根據不同的旁觀者參照系調整自己的言行舉止。在這裏, 旁觀者或隱或顯地成為一名「裁判」。

在斯密那裏, 旁觀者在更多情形下是與當事雙方無關的第三方。在《道德情操論》第二卷所論述的「正義論」中, 旁觀者已成為一個真正的裁判者。「功過感」便是在旁觀者的同情共感之中形成的。斯密說, 功勞感「由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組成, 即對行為人情感的直接同情和對受益人感激的間接同情」[6]74, 旁觀者對受惠者的感激的同情, 對施惠者行為的贊同之情, 構成了功勞感； 同樣, 過錯感「源於我們所謂的對被害人的憤恨的間接同情」[6]75, 旁觀者對被害者憤恨情感的同情、對施害者的憤恨之情構成了過錯感。

而在論述良心論時, 斯密對旁觀者理論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拉斐爾認為這個貢獻是「創造性的」。他指出：「亞當·斯密思想中創造性的發展，是將這個概念用於解釋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良心判斷。旁觀者理論最容易說明的是第三人稱的判斷 (比如他、她或他們的判斷) , 也足以用於第二人稱的判斷 (那些『你』的判斷) , 但適用於第一人稱的判斷卻非常困難。旁觀者理論同樣也更適用於對過去事情的判斷, 而不是對未來事情的判斷。」[3]31

這一對斯密的褒揚性分析並不為過, 而且準確地道出了旁觀者的三種身份：作為第三方的旁觀者, 他的裁判適用於與自己無關的當事雙方, 而要做到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裁判, 則正如努斯鮑姆所言, 這個旁觀者需要充分發揮其想像與同情的能力, 公共生活空間中最常見的是這種身份的裁判, 最需要的是這種無偏的、公正的旁觀者。作為第二方的旁觀者, 他的裁判用於「你」「我」的交往, 同樣, 公正的裁決需要這位旁觀者本身具有很高的同情能力。作為唯一一方的旁觀者, 他的裁判對象是自我, 是對「我」的內心審判。這樣的裁判在現實中顯得非常困難, 但斯密在《道德情操論》的不斷修改中仍然給出了一個較為完善和系統的論證。

斯密在第三卷中寫道：「我們努力以我們想像其他任何公正無偏的旁觀者，將會采取的那種考察方式來考察自己的行為。如果我們把自己置於他的位置上, 我們能完全體會影響這一行為的所有激情和動機, 那麽, 我們會因對這位假想的公正法官的贊同抱有同感而贊同該行為。如果情形相反, 我們會體會到他的譴責, 進而譴責該行為。」[6]110

一個人在沒有其他人評判自己行為的時候, 如何評判自己的行為？「我」 (以旁觀者的身份) 裁判「我」的行為, 這一裁判的難度太大了。然而, 斯密構建出「那個居住在心中的人」、那個「假想的旁觀者」、那個「半神半人」, 以這個虛擬的旁觀者對「我」的行為進行評判, 贊同抑或譴責, 督促「我」履行自己的義務和責任。這一旁觀者可以還原為「一般規則」, 正是一般規則製約、規範著現實社會的人們。如此, 這個旁觀者又回歸到現實社會中。

[6] A.Smith,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Vol.1,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D.Raphael&A.L.Macfi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