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 斯密使用了不同特征的旁觀者, 比如, 漠然的旁觀者 (indifferent spectator) 、無偏的旁觀者 (impartial spectator) 、全知全能的旁觀者 (wise and well-informed spectator) 、現實的旁觀者 (real spectator) 、假想的旁觀者 (supposed spectator) 等。而對道德判斷來說, 只有具備以下特征的旁觀者才具有評判或審判的資格：首先, 這位旁觀者應該是公正的、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其次, 應該充分了解事情的真相；再次, 應該具有與他人同情共感的能力。在公共生活中, 這樣的旁觀者足以成為一個合格的裁判；在個人生活中, 這位裁判還需要具有一半的「神性」才能更好地判決個人的行為。在公共生活中, 休謨和斯密的旁觀者理論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在個人生活中, 「神性」的色彩在休謨那裏是不存在的, 這恰是斯密與休謨的不同之處。

探究斯密和休謨旁觀者理論的差異, 對理解兩位思想家的正義論或有一些幫助。在休謨的道德哲學中, 除了對仁慈的論述之外, 內心的旁觀者幾乎不會出現, 因而, 休謨筆下的旁觀者裁判的對象經常是現實的, 比如休謨的正義論就與財產權直接相關, 緊接著而來的是政治上的服從與忠誠的原則。可以說, 休謨的正義論直接關聯著每個個體的經濟和政治權利。但斯密的正義論不盡相同。

作為正義的一部分, 斯密同樣涉及財產權和政府論, 這兩部分內容繼承了休謨的很多觀點, 但將歷史作為背景植入其中, 這使斯密的論述更為立體。我們看到, 斯密在《法學講義》中非常認真地在歷史中討論了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演變, 這些討論是基於他的同情理論的。我們也看到,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以一卷的內容討論了倫理正義, 旁觀者和同情概念在這個論證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綜上所述, 可以看出, 休謨和斯密所建構的正義論有重疊的部分, 也有各自側重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 這兩位思想家的正義論相映成趣, 互為參照。

二、情感與正義的建立

高力克教授曾指出, 休謨的正義論關涉財產權和政府合法性問題, 而斯密的正義論則屬消極正義, 是一種底線倫理；休謨和斯密的正義論與古代倫理的最高美德的差異體現了古今倫理的轉型[7]。這一觀察非常準確。這兩位思想家的正義論的確與西方古代的正義論有很大差別, 原因之一是他們的理論基礎與古代相比發生了變化。

同樣是對人類本性的研究,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面對的「人性科學」是對興起的商業社會的「人」的分析。斯密曾將商業社會定義為一個「人人都依靠交換」而獲得生活資料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 建構正義的根基自然會發生變化。筆者以為, 基於對人類情感的分析, 休謨和斯密建構了一套關於經濟的、政治的和倫理的正義論。同時, 如上文分析的那樣, 對旁觀者的不同理解、對同情概念的不同界定, 產生了不同的正義論：休謨以財產權的形成展開對正義的論述, 而利益的激情是其正義論的關鍵所在, 因而經濟和政治秩序是休謨正義論的重點；斯密的正義論則更側重社會的倫理秩序, 關注人類對自己生命、財產和榮譽的保護, 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共感, 形成一種社會正義。然而, 這並不意味著斯密不關注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形成, 或者說休謨不關注社會的倫理秩序。下文將分別論述這兩位思想家的正義論。

休謨對正義的考察分為兩個問題：一是正義規則在什麽方式下被人為措施所確立？二是什麽理由決定我們把遵守正義規則視為道德的善, 而把不遵守正義規則視為道德的惡[5]525？第一個問題與財產權密切相關, 第二個問題與政府論有關。在這兩個問題中最關鍵的一個「角色」是「利益」這種激情。

自人類誕生以來, 人就處於群體和社會的狀態之中。人類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來讓自己生存下去, 進而生存得更好, 於是, 協作、分工、互助成為人類獲得幸福的手段。休謨指出, 「社會就借這種附加的力量、能力和安全, 才對人類成為有利的」[5]526。

[5][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下, 關文運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年。[D.Hum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Ⅱ) , trans.by Guan Wenyun,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