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一個單身漢名叫都林。他在陡山坡上開梯田種稻谷。太陽熱乎乎地射在他的身上。黃豆大的汗珠從身上一顆顆地滾下地來，再從地上滾到一個石窩窩里。

不久，石窩窩里長出一株百合花，柔軟軟的梗子，綠油油的葉子，開著一朵白玉一樣的喇叭花。在紅太陽下，光芒閃閃。一陣清風吹來，百合花搖搖擺擺地發出“咿咿呀呀”的歌聲。

都林靠著鋤頭，呆呆地望著：“咦！石頭上長百合花，百合花會唱歌，真奇了！”

都林天天上山挖地，百合花天天在石窩上唱歌。都林挖得越起勁，百合花唱得越好聽。

有一天早上，都林到山上，看見百合花被野獸碰倒了。他急忙扶起來，說：“百合花呀！這山上野豬多，我帶你回家去吧！”…

不知從哪一年起，似乎已是很久，他和她一直在等待著，企盼著。

讀中學時，他是大隊長，她是另一個班的中隊長。他是個英俊的少年，綽號叫“外國人”，高高的個，白皙的臉，挺拔的鼻。她卻是個醜小鴨，小小的眼，倔強而微翹的嘴。每學期年級考試總分張榜，他倆總名列前茅，不是他第一，就是她第一。可他們彼此記住了對方的名字，卻從沒說過一句話。每當他的身影出現在她的教室門口時，她總感覺到那雙會說話的大眼睛向她投來深深的一瞥。有一次，當她驚恐卻又情不自禁地向站在教室門口的他望去時，他正注視著她，友好而純真地朝她微笑，她看呆了。…

郭洛·翻譯

“那女人講起藝術來盡是莫名其妙的行話，我真感到膩味，”克羅維斯對他的記者朋友說，“她老是喜歡講某些畫‘長在人身上’，仿佛這些畫是種真菌似的。”

“這倒使我想起了，”記者說道，“亨利·戴普里斯的故事。我以前給你講過這個故事嗎？”

克羅維斯搖了搖頭。

“亨利·戴普里斯是盧森堡大公國人氏。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當了旅行推銷員。由於職業關系，經常出國。有次在意大利北部一座小城鎮暫住時，從家信里得知，他可以分享一位已故遠房親戚的遺產。…

丈夫是搞地質的，出差是家常便飯，總是背袋一背就走了，她從來不送。丈夫下樓出門也從不回頭張望。

這回丈夫又走了。門在丈夫背後撞上時，她正站在桌邊收拾碗盤，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情。但門撞上以後，她卻撂下手里的東西，去往陽台。她站在陽台上朝下望。陽台下面是馬路，馬路邊上栽著一排饅頭柳，饅頭柳的樹冠又大又綠，從樓上俯看下去並不像饅頭而像帳篷。她習慣地朝陽台下往東數第八棵饅頭柳那里望去。她等待著，她知道，再過五六分鐘，丈夫的身影將在那棵饅頭柳下出現。他們這幢樓門開在沒有陽台的一面，從樓門出去繞出樓區前往地鐵入口，必從第八棵饅頭柳那兒經過，然後便被一座治安崗亭遮住視線。每次，她總是欣慰地在預計的時間、預計的位置望見丈夫寬厚的背影，特別是那只經丈夫設計，由她改制的帆布旅行背包，她總默默地對著那脊背、那背包送去她的祝福。但她從未向丈夫吐露過這隱秘的一幕，連兒子也全然未曾察覺。…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 晴 士紳文化的消亡 觀盲人表演

陵川氣候極為涼爽，真是度夏的好去處。上午正式召開“陵川郝經學術研討會”。來的人沒有人認識我。這是過去開會很少經歷的。但這也給我很大的自由。可以無拘無束。



第一位發言人對山西現狀作了大體介紹如下，全縣25萬人口，占地1000余平方公裏，12個鄉，377村，平均一鄉31村。（每個行政村平均5百人左右。）森林覆蓋達全縣總面積一半。處於太行南之頂，海拔1200米以上，故氣候涼爽。此地自1938年以來就是共產黨控制之下，八路軍司令部就在此地。1945年就解放。但凡是共產黨治理的老區，不但過去窮，現在也是最窮的，這一點很值得深思。…

幾個月前就收到來自山西陵川縣發來的邀請信，邀我參加今年八月在該地舉辦的元代大學者郝經的學術研討會。我雖然已經多年不搞元史了，但這個會卻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陵川是晉中南的文化古城，一個縣就有十四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那地方處於太行山南麓頂部，古老的三晉的風土人情，對於久處東海之濱的上海人，遠比對內地人具有更強烈的吸引力。許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青年工人時，曾作為一個青年漂泊者，獨自一人從風陵渡過黃河進入晉南，在那裏的芮城觀摩過七百年前的元代永樂宮壁畫，而晉中南地區則從來沒有去過。今後也不太可能有其他機緣。於是考慮從多年前給學生上課時用過的元史講義中，摘出有關的一段金末元初士大夫與蒙古統治者關系的內容，再加以若幹發揮，權作這次討論會發言的題目。





鄭州印象 從晉城到陵川…

走進歷史，回到從前的八丁燕帶 Bestari Jaya Bersejarah 八丁燕帶新村是位於雪州瓜拉雪蘭俄縣內的一個小鎮，從吉隆坡向西方走大約一個小時車程，經過甲洞，雙溪毛儒和依約新村，便可到達八丁燕帶。



                                       （Batang Berjuntai Socfin Estate 1903 來自印度的膠園工人）…

晚上，去看一位當地朋友，他是本地一位幹部，這可是讓我了解民情的大好機會。於是我們就攀談起來。以下是他談的一些要點。

一，中國現行的體制根本上是官民對立的體制，官是對上面負責的，要對下面實施上面的要求，並不對下面負責。老百姓對上面派來的官，看到的只是又來向自己索取什麽東西了，從內心就是抵制的。

二，一個人到了鄉裏當官， 用不了多久就會成為“土匪”。因為你用溫和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下面當村官的那些幹部根本不把你這個上級當一回事，你只有說，這是上面的任務，你不在兩周內完成就罷了你，只有講這樣的硬話，下面才不會麻木。時間一長，就是你就是“土匪腔”了。…

我於前天剛從日本返回上海家中，七天旅行頗有收獲。這是我第三次去日本，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旅遊。我們有幸遇上一位頗有見解的華僑導遊。他八十年代來到日本，在日本定居二十多年，見多識廣，又善於思考，與他攀談，也很是投緣，一路上分享著他對日本的經驗與感受。

導遊一開頭就告訴我,日本人性格是內向的。我確實註意到日本每家人家都不喜歡開窗戶，連小旅館也是如此。導遊打趣說，他家的窗戶從來不關，因為鄰居都關窗，他開窗也就等同於關窗。後來我坐地鐵也發現，日本人在車廂裏決沒有中國地鐵裏那種輕松自然的氣氛,似乎所有的人都沈默無語。…

他們認識了三年。二人同是羞澀內向，個性保守。他從來沒在她面前提過愛，她依稀可從他羞澀眼眸中察覺那一股灼灼愛意。幾次三番，她向他暗示鼓勵，他卻仍是木吶呆傻，不敢開口。歲月飄逝，三年後她跟另一個男孩訂婚了，在訂婚前夕卻仍忘不了他。

“如果他現在開口，說出那一句話，我還願意回到他的懷抱。”在親友祝福聲中她這麽想著，可是他什麽也沒表示，只不過眼神里多了一股淡淡的憂郁。

終於，到了結婚前夕，在她新婚的喜悅中卻摻雜著一股淡淡的哀傷。

“如果他現在開口，說出那一句話，我還願意放棄一切，選擇這份遲來的幸福。”在試穿新婚禮服的一刻她這麽想著，可是他什麽也沒表示，只不過眼神中的憂郁更濃了些。…

全大連的人都知道1987年9月下旬那場交通事故——僅僅知道發生了一場車禍而已。

那天晚上8點30分左右，從甘井子站開往市內的最後一班公共汽車駛到金三角立交橋下的鐵軌中央時，出現了故障，司機和兩名女售票員一個勁催乘客下車，幾分鐘里卻沒人動。

遠處的火車就要開過來了。頭發直立的鐵路信號員提著信號燈搖疼了胳膊，火車還是剎車不住！

“來火車了！快下車吧！”

嗓門快啞了。…

顯雄他父親問道：“準備好了嗎，孩子？”傑里米急忙點點頭，並把槍撿起。他的手戴著手套，顯得笨拙。父親把門推開，兩人一起走進嚴冬的曙光里，把小窩棚的舒適、煤油爐的溫暖、鹹肉和咖啡的誘人氣味一古腦兒都留在身後。

他們在窩棚前站了一陣，呼出的氣體立即變成白色的蒸氣。眼前是一望無垠的沼澤、水面和天空。要是在平時，傑里米就會叫父親等一等，以便他擺弄照相機，把景物收進境頭，不過今天不行。今天是莊嚴的日子，14歲的傑里米要第一次打獵。

其實，他並不喜歡打獵。自從父親給他買了支獵槍，教他瞄著泥鴿子射擊，並說要帶他來海灣這個小島打獵，他就不高興。但他決定要把這件事對付過去，因為他愛父親，世上他最希望得到的就是父親的讚揚。今天早上如果一切順利，他知道他會受到讚揚的。…

第二節課下課了，許多人都搶著到學校門口唯一的公用電話前排隊，打電話回媽媽送忘記帶的簿本，忘記帶的毛筆，忘記帶的牛奶錢……。

一年級的教室就在電話旁，小小個子的一年級新生黃子雲常望著打電話的隊伍發呆，他多麼羨慕別人打電話，可是他卻從來沒有能夠踏上那只矮木箱，那只學校置放的、方便低年級學生打電話的矮木箱……。

這天，黃子雲下定了決心，他要打電話給媽媽，他興奮地擠在隊伍里，隊伍長長，後面的人焦急地捏拿著銅板，焦急地盯著說電話人的唇，生怕上課鐘會早早地響，而，上課鐘終於響起；前邊的人放棄了打電話，黃子雲便一步搶先，踏上木箱，左顧右盼發現沒人注意他，於是抖顫著手，撥了電話。…

青春可買這個故事因真實而殘忍。

一個20多歲的姑娘嫁了一個70多歲的老人。這老人先前已有過兩個太太，11個孩子。這會兒卻讓姑娘堅信：他愛她。

過了不幾年他死了，留下巨額遺產，卻沒留下清楚的遺囑。她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不屈不撓地與那一大家子人打官司。

這起遺產官司太棘手了，一打打了10多年，將她從一個如花少婦打成一個皺紋叢生的中年婦人，還不見一點眉目。

但她毫無懈怠之意，她願一直打下去，為了維護自己與孩子的合法權益。…

易名·翻譯

戰爭結束了。他回到了從德軍手里奪回來的故鄉。他匆匆忙忙地在路燈昏黃的街上走著。一個女人捉住他的手，用吃醉了酒似的口氣和他講：“到哪兒去？是不是上我那里？”

他笑笑，說：“不。不上你那里——我找我的情婦。”他回看了女人一下。他們兩人走到路燈下。

女人突然嚷了起來：“啊！”

他也不由抓住了女人的肩頭，迎著燈光。他的手指嵌進了女人的肉里。他們的眼睛閃著光，他喊著“約安！”把女人抱起來了。

四年前一個下午，我將提包又遺忘在地鐵的座位上，才走出路面，就有只小手扯我的衣角：“哈羅，中國人！您丟東西了。”

我轉過身來，見一張白如粉團的臉蛋兒正朝我笑：“我翻過提包了：一個身份證，一件衣服，一本書，不是麽？”那是個十來歲的小姑娘，眉毛又細又濃，柔柔地幾乎延伸到鬢際。

我一面道謝，一面伸手去接那個背包。

“請等等，”她好敏捷地將背包藏在身後，說，“您付多少錢？”“50法郎。好麽？”“不夠的。”她仰起那張美麗的臉，搖搖頭，問我，“您知道去警察局補領一個身分證的價錢是多少麽？”“知道知道，是160法郎。”…

我有事到新竹去，想到公路局北站搭中興號。我習慣在火車站前站買張月台票，越過天橋，到後站出口去搭車。

計程車在火車站前停下來。我付了錢，下了車，走向服務台。服務台前站著幾個旅客，一個在詢問班次和車程，其他的排隊買月台票。說是排隊，並不正確，因為那幾位旅客環立台前，並沒有按次序排隊。可是，買票的時候，卻還是先到的先買，後到的禮讓。我排在一位旅客的後面。…

那一年，是動亂的第二年吧，我被劃進了浩浩蕩蕩的黑幫隊伍里。那時的黑幫是多，可以整班整排地編制起來。我在那長長的隊伍里倒不害怕，覺得不孤單。怕的就是遊斗汽車開到自己家門口，這一招太損了。嘿，越害怕還越有鬼，有一次汽車就真的開到了家門口。那八旬的老母親看見了汽車上的我，嘴抖了幾抖，閉上眼睛，扶著墻，身子像泥一樣癱了下去。妻子竟忘了去扶持母親，站在那兒，眼睛都直了，跟個傻子一般。

我擔心老母從此會離我而去。謝天謝地，她老人家總算熬過來了。轉眼到了除夕。還算萬幸，除夕這一天竟把我放回家了。

一進家門，母親用一種奇怪的眼光打量我，好像我是撞進這個屋里來的陌生人。然後，她一下撲過來，摸著我的臉，像摸一個嬰兒的臉那樣。最後，她竟把臉埋在我的懷里，嗚嗚地哭起來。妻子領著孩子們只遠遠的站著，好像不好意思往前來，也在那兒哆哆嗦嗦地哭。…

王若地·翻譯 

“送給你只小鴨子，喜歡嗎？”4月里的一天，一個朋友來問我。“當然喜歡”。

我邊說邊雙手捧過黃毛茸茸的小東西，當即取名叫它戴茜。

那年我13歲，家住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小鎮，房子周圍用柵欄圈著一個大院子。戴茜在院子里不會出錯兒，可媽媽要我先把戴茜放在後廊中，說她還太小。這都是因為有個皮—那—特。…

一位先生走進來。

“我就是，”他說。

“請您再試一試，”我們喊。

他重新走進來。

“這兒是我，”他說。

“不比前一次好多少，”我們喊。

他又一次踏進房間。

“事情和我有關，”他說。

“這個開頭不好，”我們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