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前天剛從日本返回上海家中，七天旅行頗有收獲。這是我第三次去日本，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旅遊。我們有幸遇上一位頗有見解的華僑導遊。他八十年代來到日本，在日本定居二十多年，見多識廣，又善於思考，與他攀談，也很是投緣，一路上分享著他對日本的經驗與感受。

導遊一開頭就告訴我,日本人性格是內向的。我確實註意到日本每家人家都不喜歡開窗戶，連小旅館也是如此。導遊打趣說，他家的窗戶從來不關，因為鄰居都關窗，他開窗也就等同於關窗。後來我坐地鐵也發現，日本人在車廂裏決沒有中國地鐵裏那種輕松自然的氣氛,似乎所有的人都沈默無語。

日本這個民族確實很特殊，導遊說日本人重義不重情，這一看法幫助我解決了一個過去始終無法解釋的疑問，記得有一個日本海軍士兵的二戰回憶錄中記述，當年他們把一艘美國軍艦擊沈時，會整齊地站在甲板上向沈入海中的美國戰艦與軍人致最後的敬禮，全世界恐怕很少有一個民族會以這種方式對待沈入海中的敵人。另一方面，日本人與人之間有一種約定俗成的距離感，這也就是重義不重情吧。

總的說來，大多數日本人對中國人既談不上愛也談不上恨，老一代中那種提倡一衣帶水的親華派已經淡出了,另一方面,土肥原式的以侵華為己任的周遊中國全境的日本浪人也早已經絕跡。用導遊的說法，對於中國，日本人談不上感情投入,日本人關心中國,也多是出於利益考慮。中國占日本進口貿易的第二位，日本占中國進口貿易的第一位，對於雙方來說，利益都太大了。導遊還說，有些日本人骨子裏有些看不起中國人，但不必大驚小怪。隨著中國的進步，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其實，我覺得與具體的人的接觸對於彼此的相互了解非常重要。它可以使人們超越許多未經證實的抽象的判斷，第一天下午就遇到一位友善的日本女青年。我在賓館門口把一張寫著“成田新勝寺”五個字的漢文紙條給她看，請她指路，她正好與我們同路，就一路帶著我們上大巴，帶我們在巨無霸式的成田機場裏轉來轉去，並一直陪我們坐上了去成田與東京的城際鐵路。她的英語很難聽懂，大致上得知她在東京工作，沒有到過中國，但去過法國巴黎旅遊。臨別時，我們與她相互揮手致意，從此就如同萍水相遇的流星，消失在茫茫的天際。我們此生中再也不可能與她相見，正是靠這位再普通不過的日本人幫助，使我與太太順利到達新大學勝寺，度過了一個美好的下午。

上一次來日本是四年以前去名古屋大學愛知大學參加學術會議。臨行前與與一位在東京的僑居多年的朋友通電話，我問他對日本的看法，他說得很實在，他說，日本人對正在崛起的中國，有一種如同眼看著巨石從山頂滾動下來無法阻擋的感覺。當時我就在想，日本自1894年甲午戰爭打敗中國以來，從此以後的一百年中，他們的眼睛總是朝下看中國的，到了現在，日本才開始第一次以異樣的目光重新認識中國。百年來的思維定勢使他們心理轉變還很不順暢，那年的學術會義是在名古屋開的，會上有些日本學者的發言仍然可以聽出對中國迅速發展充滿疑慮與緊張的弦外之音。這次來日本，總感到他們的心境平和了一些。也許他們心理上已經開始適應這一變化了吧。這位導遊說，中日既然都是一對不會搬走的鄰居，雙方就都要學會相處之道。這話很實在很樸素。

也許在許多外國人看來，日本人似乎並不幸福，做人做得太認真，太自苦。太刻板，太好面子，美國學者說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日本人好象總是在為別人對自己的肯定而在活著，導遊告訴我一件事情，有一家人在鄰居眼裏總是打扮得很體面、幹幹凈凈地進入家門，臉上充滿愉悅與滿足的神色。鄰居們過了很久不見了他們的蹤影，後來才驚異地發現，他們一家人全都餓死在家中了。盡管導遊說這是真實的故事，但這種在中國人看來的“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總覺得也許是日本的一個傳說，但在某種程度上卻揭示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一個幽暗方面。然而，正是日本民族自苦的性格，造就了現在的日本。相對而言，雖然中國人生活得比較瀟灑，不那麽拘泥。然而長期以來受革命造反文化熏染而大大咧咧了的中國人，卻大有“禮失而求諸野”的必要。其實，日本人學一點中國人的瀟灑，中國人學一點日本人的自制，也許對於雙方都會更好。

我還特地請朋友抽半天時間帶我與太太去參觀了靖國神社（註意，可不是參拜喲）。那裏看了一部連續播放的紀錄片，朋友把旁白譯成漢語，電影的立場用意實在是陳舊保守，毫無對戰爭的反省態度，一味只說美國欺侮日本，對日本不公，才逼出日本起來自衛。紀錄片中只有一個南京入城式的鏡頭，南京大屠殺只字不提。其實，這也只是日本多元社會中的一種觀點而己，大可被國內憤青說成是軍國主義。然而，有意思的是，放映此部電影的可坐數百人的電影院只坐了二十來個來此懷舊的老頭老婦，他們中有些八十歲朝上的老人連走路都不穩。觀眾中居然沒有一個青年人，電影結束時確實有人鼓掌，這是發自一個角落的輕而無力的聲音，我頓時想到了中國的一句成語“孤掌難鳴”，也真有一點寓意。

出了神社，外面是一個類似於中國的廟會的大集市，數以千計的青年人穿紅戴綠，有的還穿著和服，高高興興來來去去，品嘗著食攤上的美味，卻很少有人進入近在咫尺的神社。看來說日本軍國主義覆活實在是冤枉了這些少男少女。實際上，戰爭已經結束六十多年，日本已經變了，我們大可不必再用原來的眼光看日本。日本已經具有了多元社會的性格，多大數人追求的是世俗生活。幾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個日本學者告訴我，日本青年一代對戰爭毫無興趣。現在我似乎更具體地感覺到這一點。

日本人的社會秩序之好令人稱絕。據說一個外國小偷一年裏在日本竊了五百多次才被抓，可見日本人的警惕心已經退化到何等地步。小偷在日本真是如入無人之境。

另一個我親身經歷的事更耐人尋味，來日本的最後一天晚上，我在京都先回賓館,房卡鑰匙在還在外出購物沒有回來的太太手裏。我嘗試去三樓的服務總台，要他們開房間門。心想成功的可能性一定不會很大。沒有想到那位日本接待員卻二話沒說,連證件也沒有讓我出示,就讓我簽了個字,把房間卡交給了我這個陌生人。他居然沒有想一想,如果我是冒充旅客的竊賊怎麽辦?這種對人信任到如此地步的文化，正好說明日本本國治安良好到何等程度。說得極端一點，一個民族對陌生人的警覺退化到什麽程度，可以度量這個民族的的社會文明進步到什麽程度。

日本人的敬業達到沒有英雄的地步，（據說一個警察救人而死，日本人說這不算是什麽，誰讓他警察，他不死誰死。）日本人的守紀律到了呆板的地步，導遊開玩笑說，日本人的頭腦是方的，不會轉彎。這一比喻很快就有了實證：開我們旅遊團的車的年輕司機錯過了中午十二點到一點的中餐時間，此後就一直餓著肚子，開車到晚上七點前都沒有進食，也不接受我給他的面包。日本人的愛衛生達到“病態”的地步。主婦會把便桶的內溝也要全部擦到才安心。我就曾親見京都市郊一位日本老太用濕布擦洗沿著屋外伸延出去的矮墻。日本自衛隊沒有任何特權，只在慢車道上讓別的車先行，也是奇觀。我去過好多國家，但從來沒有見到警察是微笑著指揮行人過馬路的，而在日本京都.這一次我卻見到了。有一次我在東京淺草觀音寺附近的小商品街購物時,那位女店員見我迎她而來,她居然流露出因內疚而緊張的神情,可能這是因為在她看來,她居然沒有在我選商品時陪在我身邊。

我們中國人的旅遊團購起物來也是充滿熱情，一見名牌如資生堂之類，眼晴都會發亮。因為比中國便宜一半還多。看來中國的中產階級是真的富了起來，過去只有西方人才說日本是購物天堂，現在也輪到中國人這樣想了。我購了四個日本木偶人，一雙防濕的登山皮鞋，一枝日本名牌PILOT的14K金筆。寫起來很順手，思路流暢之極。

這次日本之行，我去了東京，箱根、京都，奈良，大阪，雖是走馬觀花，也可說是見到了日本的精華。回到上海，在高架上一眼望去，比較起來，上海城市風格比好像比日本城市更有色彩些。這也許就是中國的後發優勢吧。如果問我能不能用一句話來表達對這次日本之行的觀感，我想說的是，我看到了一個我們過去了解不多的現實的日本。

三年以前，我在晉北旅遊時參觀過應縣的遼代木塔，至今已經聳立了九百多年，還有五台山深處的唐中宗時期的南禪寺大殿，距今已經一千三百多年，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梁思成先生偶然發現。三年前我在晉北旅行時到過那裏，當時那種感受，可以用“敬畏感”這三個字來形容。如果不是有那麽多同行者，我真想在它面前跪下來，以表達後世不孝子孫對先祖的感恩之情。它們之所以完整存留到今天，正得益於山西的封閉性。這也許是晉中南地理的最大的文化優勢。

下午小組會上輪到我發言，我講的內容是《金末士人對中國文明的歷史貢獻》。主要內容是，一，蒙古族的崛起是對儒家文化的最嚴峻挑戰。原因與蒙古族與外部文明沒有多少接觸有關。二，從耶律楚材到許衡郝經這兩代士大夫的作用比較，可以看出，儒家士大夫通過效忠蒙古貴族，以此作為交換條件，讓統治者推行漢法，以保持文明的延續性。三，郝經作為忽必烈的大使，在南宋軟禁了十六年，他的政治貢獻並不大，遠不及同時代的許衡與姚樞，但他的主要歷史貢獻在於，從儒家的春秋公羊傳的“用夏變夷”觀念中，引伸出“行中國之法者，即為中國之主”，從而為大批漢族士人通過投降蒙古政權的方式來推行漢法，提供了儒家思想的根據。四，金國作為蒙古與南宋的緩沖國，起到了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裏柔化蒙古軍事狂飆的防護林作用。這一的歷史貢獻是通過效忠於蒙古政權的金末士大夫來體現的。

會上提出質疑的問題不少。有人不同意我提出“戰爭文化”這一概念，說戰爭就是對文化的破壞，無文化可言，我的解釋是，人類各民族適應戰爭環境的價值系統，就是戰爭文化。還有一位學者提出，西夏並沒有因1227年西夏滅亡而消失，理由是北京居庸關長城大理石上還有西夏文字。這一現象，我過去也確實也想到過，好像是明清時代的碑文，這一點應該如何解釋？以後可以請教一下元史界的老同學。

晚上與一些與會者去附近一個盲人文藝團住處去聽看他們為我們表演。據說有此地的山西梆子帶民間古味。我聽不太懂。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些盲童孩子表演“歡樂時光”歌舞。這些來自農材的盲人女娃引吭高歌，動作誇張，可能與此地偏遠，幾十年左的革命文化影響仍未消失有關。（這使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北朝鮮新義州訪問時，看到的那個“旅級”幼稚園裏的天真可愛的孩子們同樣的誇張表演風格。革命黨文化總好像有同樣的文化基因。）我覺得他們並不幸福，也沒有幸福的體驗，卻按歌舞的要求表演得仿佛很歡樂的樣子，以至於她們的臉看上去都有一點不自然的扭曲，看起來很有點殘酷，其中第一排有個新來的盲男孩，大約只有十歲，他雙腳踏步時有輕有重，失去了方向感，總是走偏，於是站在他身後的大女孩總是老練地用手把他扶過來，這些少男少女，未來的人生道路又那麽漫長，想到這些，我很有點為他們傷感。不過話說回來，在如此落後的地區，農民自己都難以組織自己的生活，如果沒有共產黨組織這些殘疾人曲藝團，這些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的生存能力極低，很可能是天下最悲慘的一群，他們對共產黨的感恩之情就可以理解了。

2006年8月13日星期日 晴熱 白徑古道的“荒古美” 中國農村政治的困境

上午去黃圍風景區參觀。那裏有一個在南方可以說完全不稀奇的溶洞。用來照射鐘乳石的燈光安排得很鄉氣，很俗。我建議他們去雲南桂林參觀一下，請專家設計燈光。

然後，又乘車去走“白徑”。那是古代山西通往外省的八條古道之一，根據記載至少有二千六百年歷史，最早的記載是春秋爭霸戰爭時，齊晉相爭，齊國就是從這一古道進入晉國，這條白徑古道一直使用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也就是說，直到最近四十年前，自古以來，被太行山隔絕的山西與河南之間的中國人，走的就是這條古道。他們從山西挑擔子把煤運到河南輝縣，又從河南把那裏出產的板栗挑回山西。就這樣來回挑擔子挑了千百年。後來六十年代初，這裏造了公路，此路就廢棄不用，由於人煙稀少，風景壯美，而且正因為此路廢棄了四十年，景觀保持得相當完整。我們還可以看到馬蹄印子磨成的印孔。這一古道約十華裏，其中有一處“七十二拐”下山路。風景奇特。這個白徑最大的優點是，除了山腰處偶然可見的延綿的小紅旗渠，連電線也沒有，由於四周沒有任何現代的東西，可以使人置身於古代的環境之中。從這裏出發，就是從太行山之西越到太行山之東，再過五十裏就進入河南輝縣。在白徑的山壁上，我們還看到清嘉慶年間立的省界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古代界碑。我在白徑上走了全程。

過了七十二拐，離河南就不遠了。我在山下進了一戶農民家院子裏，主人赤著臂膀，邀請我進房間去，房間很大。有電視。夫婦以采約材為生，由於藥材漲價，加上又有其他生意，日子比過去好了，他們的二個女兒都在外地打工。聽他們說日子過得好，我比什麽都高興。山裏人就是熱情質樸，他們一定要留我們吃飯，當然我們婉拒了，我們要趕路回去乘車，臨走前他們夫婦在屋子裏留了張合影。

下午去幾處金元古建築參觀。先是去北吉祥寺，中殿與前殿均為七八百年前的金代建築，尤其有意思的是，這些建築與南方古建築相比，沒有油漆修飾過，顯得特別古樸自然。我可以用“荒古美”來表達這種感受。說起來，這些都是破廟而己，然而卻有一種歷史的蒼涼感，一進入這院子，這荒涼的一切就會使人油然而產生一種歷史的聯想，這是這種歷史蒼涼感在起作用。如果一旦把它油漆一新，這種感覺就沒有了，剩下的就是一所普通的舊房子而己，要有相當的文化熏陶，才會在這種“荒古”場景中產生一種體悟。這種審美享受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有幸獲致。這種荒古美在南方你已經無法體會到了。例如你在林隱寺，就絕沒有這種感悟。杭州太現代了，對於古跡來說，這其實是一種更為可怕的“建設性破壞”，你只要去參觀一下現在的岳墳，就知道我所言不虛。

早在1946年這裏就把和尚趕走了辦成鄉村小學，把其中的佛像全部打掉了，以至於文革時已經沒有什麽可破壞的，只把一些房頂的文飾砸了。國家文物局現在提出的古建築修覆原則是“不塌不漏，整舊如舊”。這八個字的提法真好。也算是中國當政者的文物政策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

接著，我們再去是的崔府君廟。山門是金代建築，其余是明清建築。院內郁郁蔥蔥，最後去的是西溪二仙廟。保存得最為完整，格局甚大，但大多是明清建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