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去看一位當地朋友，他是本地一位幹部，這可是讓我了解民情的大好機會。於是我們就攀談起來。以下是他談的一些要點。

一，中國現行的體制根本上是官民對立的體制，官是對上面負責的，要對下面實施上面的要求，並不對下面負責。老百姓對上面派來的官，看到的只是又來向自己索取什麽東西了，從內心就是抵制的。

二，一個人到了鄉裏當官， 用不了多久就會成為“土匪”。因為你用溫和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下面當村官的那些幹部根本不把你這個上級當一回事，你只有說，這是上面的任務，你不在兩周內完成就罷了你，只有講這樣的硬話，下面才不會麻木。時間一長，就是你就是“土匪腔”了。

三，對於計劃生育，對於拒交公糧的，為什麽會出現鄉鎮幹部像土匪一樣把老百姓的電視機或其他值點錢的東西搶走的事？其實也是當幹部的不得己，設想一下，你如果聽任他們不交公糧，不予處理，結果會起到鼓勵其他鄉民明年也同樣不交公糧的作用。當然，這些貧苦農民實在有困難交不起款，也會鬧到縣政府去，當縣領導的最怕攔路告狀，他們總是說，讓他們過關算了，但問題就是出在這裏，我們當鄉官的不能示軟，一示軟，就等於給農民一個榜樣，明年大家都會不交款，我們的工作就完不成。而完不成國家任務，我們當官的就要受到懲罰。仕途也會受影響，我們的體制就是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的體制。

四，搞民主選舉為什麽困難，他說，各村都是家族化了，許多村子的權力壟斷在家族集團的一批人手中，如果他們看到新人中有希望成為被選舉人的，會成為自己對立面的，就不發展此人入黨，如果入不了黨，就進不了權力機關。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選舉只能使地方家族勢力合法化，還不如上面派更好些。而且，現在選舉只限於選村主任，而不是選支部書記，書記是黨章規定由黨員選的。黨員都是家族勢力圈的人。選來選去都是自己人。沒有用。現在的分工是，實權在村支部手裏，村長可以掌財權，但支部卻掌組織權。但窮地方，村支部會把財權也拿過去。第三個困難是，我們的體制就是不利於民主選舉的，選鄉長，鄉就不對縣裏負責，選到專區級的市長，市長就不對省裏負責，選到省長級，省裏就不能中央負責，這一體制就是與民主制對立的。這是上面不願意搞民主改革的根本原因。第四，只要與上面意見有分歧，想幹自己的一套，就會立即被上面停職，或中斷工作。除非規定五年裏上面不能停你的職，讓你放手幹，也許還有可能幹出點實事來。但這樣做上面是不會答應的，因為怕會失去控制。其實誰都希望把自己的鄉鎮搞好，但制約太多，談何容易。而且，要幹事，總會觸犯一些人的利益，反對者就會來告狀。一告狀，上面就煩。就會說，地方上有震蕩，還是把他“動一動”吧。於是幹部中上上下下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問題就行。久而久之，當官的人就會失去上進心，大家都意識到，只有你去適應社會，不能讓社會去適應你。

這位幹部一直當了多年鄉長。總的感覺是中國地方上的事難辦，他切身體會到關鍵還是體制問題，而體制解決的關鍵又在於權力不可分散。一分散就會影響政黨的利益格局。這些都是我過去關註比較少的。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下些猛藥。民主化是有困難，但漸進的改革還是必要的。中國的希望只有改變現行的一長制政治，允許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這才是改變這些困境的出路所在，這些都是當地幹部一般的想法。

他還說，在內地，只有當上富鄉、富縣、富市、富省的幹部，才有升官的可能，這可說是一條規律。因為他們有錢，能有更多的好處送到上級手中，窮地方官員沒有錢，也送不起上司好處。我問他當鄉長時是不是收禮，他苦笑著說，這地方窮，也送不起禮。有的村不過就是送一籃子桃子，外加一瓶白幹，算是村子裏對鄉長的表點心意而己。這裏的局長只有一千二百元工資。過去，關於鄉幹部魚肉百姓的新聞聽多了，形成了一種刻板印象，而一位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中的鄉長就坐在我對面，他的喜怒哀樂，至少使我感受到現實生活的覆雜性與多義性。

晚上，一位在會上結識的朋友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他們的原來的地區的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一年光汽油費就用了180萬，例如，這位院長大人要去廣州一次，自己乘的是飛機，卻叫他的司機開車從太原開到廣州。供他在廣州遊山玩水用，在他看來，這樣最方便。這位院長喜歡攝影，單這項開支就用了十八萬。此人根本不懂學術，原先是個新聞局的副局長。他感興趣是的如何撈錢，那個城市當官的通常搞錢的辦法是，先把自己管區內的一塊地皮賣給開發商，取得回扣，等房子造好了，再從開發商那裏把房子買回來，再收第二次回扣，這兩出兩進，就是幾十上百萬的大收入。要知道社會科學院可是個窮單位。又後來調查組來了，據說也是不了了之。這些問題如何解決，不采取民主監督能解決嗎？

2006年8月14日星期一 晴 長平古戰場的隨想 王府相城之遊

據說我的發言被我們A組負責人認為很好，一定要安排我今天早上向大會發言，我不得己，只好在早上按他們的指定又在大會上把昨天上午的發言再在會上炒冷飯炒了一遍。然後立即趕車去六十五公裏外的高平縣。那裏就是著名的秦國白起與趙國趙括之間的著名長平之戰的古戰場，這是幾天來最吸引我的旅程。

長平之戰葬坑遺址館，外表看上去像一個由簡易預制板搭起來的大車間，約四千平方米。我過去一直不相信坑殺四十萬俘虜是可能的，今天我真正看到了真實的殺俘坑，它離地表很淺，只有一米不到，難怪史書記載，到了唐玄宗時，這裏的葬坑骨頭時有被水沖洗出來。屍骨被堆積埋葬。四十萬人骨，就散布在你的腳下一公尺的的泥層裏。這也許就是人類戰爭史上最殘酷的事件。秦國的白起大將從此永遠在世人中留下了自己冷酷的名字。館中墻頭上有一張放大的彩色相片顯示，屍骨主人的齒齡大多在二十歲到三十歲。頭顱上有被銳器打破的洞。骨骸堆積得很密集。還出土了戰國的刀幣。那些可是可憐的士兵們藏在身上的軍餉錢，準備以後回家養家小的。此時則永遠埋葬在遠離家鄉的長平泥層裏了。此館不對外開放，由於我們並非重要的客人，能讓我們參觀已屬大幸了，為了保護骨骸不受電燈光線照射而氧化，故沒有為我們開水銀燈，我們只能遠遠地望著那坑中依稀可辯的密密麻麻的屍骨。　在參觀葬坑時，我就特別註意了解為什麽要如此殘酷地對待俘虜。得到的解答是，一是秦兵也死傷慘重，無法安排整編數量幾乎與自己相當的幾十萬俘虜。其次，如果把趙國俘虜帶回到秦國的鹹陽去，路程又太遠，而且一路上容易遭襲，很不安全。三是把幾十萬人放回去更不行，這又會增加趙國在未來與秦國打仗的有生力量。四是能為戰俘提供的食品供應嚴重不足，當時可能連秦兵自己的給養也成問題。簡單地說，整編不起，押送不起，養不起，放不起。看來大將白起大概當時也陷入一種兩難選擇，也經歷過幾個不眠之夜，才最後作出這個殘忍無比的決定。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就在腳下這個地方，在二千二百年前的那個深夜，四十萬人發出的震動山野的絕望的哭喊聲，而那一刻，他們的妻女與父母還在睡夢中，做著與征戰歸來的親人返家相聚的甜美的夢。

這使我想到我歷來的歷史學主張，一定要以同情的態度來理解歷史，要懂得去“撫摸歷史”。而不是用我們習慣的道德價值去硬套歷史。正如我常對學生說的，歷史中沒有純粹的“好人”與“壞人”，人總是針對自己的特殊環境的壓力，在歷史規定的約束條件下，去作出自己的選擇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沒有道德品質上的好壞之分，同樣的情況下，有人會如此選擇，有人會不那麽幹，良知約束力在不同人的身上起著不同的作用。我的意思是，我們要以同情態度，即設身處地的態度，通過“換位思考”的方式，去了解環境條件對人的選擇的制約作用，只有如此，歷史才能被理解，才不會具有那種神秘性。

出門後，意猶未盡，很想去看那古戰場遺址，但時間已經不允許，必須在下午一點前趕回到陵川縣城去。小車開車了村頭，正好遇到一位約七十多歲的老人，我們原想向他打聽古戰場發生地的石碑在什麽地方。然而，世界是居然有這樣巧的事，他正是發現萬人坑的老農民。此地叫永錄村，老人名叫李珠海，74歲，1995年4月12日上午十點多，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鋤地時，發現了人頭骨與刀幣，越挖越多，於是報告給文化館。後來專家考證出來，這裏就是埋藏當年趙軍俘虜的萬人坑。我們問老人上面給了你什麽報酬沒有，他說，沒有，原先說好的獎勵一千元，只給了三百元。啥也沒有了。他的五畝地也收走了。上面種了400顆粟樹，也被幹部砍了，自己沒有任何補償。我說，你可是文化大功臣，上面這樣對待你是不對的，我們會給你寫信反映的。在回來的路上，我一直忘記不了這位老農神色慘淡的身影。人家老老實實把自己的發現報告給政府，把自己發現的珍貴的戰國刀幣如數上交，卻絲毫得不到好處，反而失去自己的土地與果樹，而那些盜墓人卻可以逍遙自在，一夜暴富。在這塊充滿地下誘惑物的土地上，讓好人吃虧，就是鼓勵壞人作案。真不知道當地政府想到這一層沒有。我考慮回去以後給當地政府寫一封信反映這一情況。

從高平縣返回陵川縣的路上，我問一位當地幹部，做基層幹部有什麽苦衷。他說了幾點，一是做鄉幹部的，很少有人不希望把自己的鄉搞好，但體制局限性太大。人際關系覆雜。個人在體制裏是無能為力的，二是縣與鄉的幹部待遇太低，心裏就有不平衡。縣長在1998年時也就是800元左右，與一個縣電業局的普通電工差不多，現在也不過2000元左右，他們也有子女入學問題，醫療問題，供養老人問題，以及常人都會遇到的種種問題。而鄉幹部又是直接面對農民的，他們處理問題的難度很大。

下午乘大巴去陽城縣，在那裏參觀王府相城，這是一個數百間房間組成的家族大城堡。是清中期吏部尚書大學士陳廷敬的故宅。由於土改分給的人都是陳家後代，故保留得相當完好，陳之所有如此富有，是其前後都是經商開礦，有雄厚的產業支撐。這地方比起幾年前去過的喬家大院要雄厚得多，如此完好的保存下來，真是奇事，據說土改時分房子，也是在陳家族內部貧窮些的農民中分配的，這也許使陳家大院得以保留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也是得益於山西的封閉性。文革對這裏的人們思想觀念的沖擊，可能比沿海地區更少些。

我最感覺興趣的是，為什麽陳廷敬這位康熙辭典總裁會如此適應環境，在朝當官達五十年，兩次由康熙親臨家中，這是何等風光榮耀的事。他被康熙稱之為完人。從心理學上說，他一定與康熙達到了心理高度相容的地步，（正如當年河南省委書記紀登奎與毛澤東肯定屬於心理相容。）從文化學上說，原因是什麽？他的個性與人生態度肯定最完美不過地適應了專制王朝的文化生態。我化十四元購了一本《陳廷敬傳》，回家後想研究一下。

2006年8月15日星期二 晴 古書院之破落 我的人生哲學

早上八點離開陵川賓館。一路上與孝感的一位研究狀元歷史的學者談了一個小時。他寫了六本書，每個朝代一本，《宋代狀元奇談》，只有這樣的書名，才有賣點，才有可能被出版社免費出版。他研究了十八年，合起來有一百二十萬字，這些書已經被台灣與香港指定為研究生指定參考書，他的環境十分艱苦，妻子生病在床，無法自理，沒有科研經費，沒有文憑，在湖北一個小學校，在學術界不受重視，支撐他的就是治學的歡悅，民間有不少這樣了不起的知識分子。他的下一計劃是研究狀元文化現象。

到了晉城市，乘出租車到晉城古書院，那是北宋程頤在晉城做三年縣令時設立的書院，程頤在這裏開風氣之先，培養了一大批當地人才並轉移了風氣，書院一直延續到清代。現在已經破舊不堪，早已經改為村民家居，但仍然能大體上看出當年書院的格局，與南方四合院式的格局仍然有很大的不同。據陪同我看的管理人員告訴我，這裏一部分納入到舊城改造的計劃，另一部分要保留並整修，我說這兩方面結合到一起真是不倫不類，如同瓜皮帽搭配西裝。他表示也無能為力。

中午在晉城上車赴鄭州。一路上坐在我邊上的是一位周口的從事婚紗業的女青年，她有點暈車，把服務員叫成“美女”，我很好奇，問為什麽，她說這是口誤，是職業習慣，他們已經習慣地把未婚女青年稱之為“美女”，未婚男青年稱之為“帥哥”。這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文化現象。看來電視網絡手機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對這樣偏遠的地區都產生了與上海同樣大的影響。我當時正問服務員要水，她以為我是為她暈車而要水來幫助她。她向我表示謝謝，很慚愧，我其實原先並沒有想到她，很不好意思地把水遞給了她。

下午，住進一個大學的招待所裏。這個大學現在已經空下了好些大樓沒法利用。為什麽會如此？原因是一位首長在任時，說了一句話，研究生大學生統統住到新建的郊外的大學城新校區去，那裏被批了四千畝土地，向國家銀行貸款多少億已經記不清了，但我記住的是，利息就每年達一個億，這是一個什麽概念？就是每年學生所交的全部學費加在一起，也抵不上還這一億元利息。首長一句話，就可以如此決定政策，科學決策不知如何說起，也許這位首長已經把這些說的都忘記了。我們的官員們總是有一種“大躍進情結”，毛澤東時代有大躍進，華國鋒時代有洋躍進，這位書記則是在搞“政績大躍進”。政績意識、面子工程，加上長官集權，一言堂，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一定會不斷派生出此類現象。我們強而有力的新權威主義體制對於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功不可沒，但新權威主義也是兩面刃，我們這種缺乏制衡與約束機制的體制，如果不進行適當的政治體制改革，總有一天要出大問題，犯大錯誤。

晚上，與幾位研究生見面，一位是文學研究生，一位是上海哲學博士生，還有一位也是學社會科學的，大家一起去一家羊肉店用餐。並在那裏談了幾個小時。

我談到自己的人生哲學，我雖然不是宗教徒，我們家族中似乎沒有一個信教的。但我的人生哲學卻具有了宗教同樣的作用。首先，我在自己無能為力的“體制內”領域，采取退隱的與世無爭的態度，從而避免了種種世俗的挫折與焦慮，在體制內，並不想成為任何人的競爭對手，當然，如果不公正地對待我，我也會抗爭，決不會逆來順受，無動於衷，但我的精力並不在此。而在精神領域，在知識審美領域，我卻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心與新鮮感，並力求以自己的知識與創造性的思考來解釋它，從中獲得一種自我實現，這種創造性的歡樂是人生最高層次的歡樂。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如果你不能從學問中獲得陶醉感，那就離學術遠一點。”我在這一點上，自信還是有了一點特立獨行的精神的。我對她們開玩笑說，如果允許我把電腦帶進監獄，我在那裏度過二十年也許生活得與在自由世界差不太多，當然這是極而言之，沒有人願意這樣做，除非契柯夫小說“打賭”裏的那個主人公，他與一個銀行家打賭，志願在封閉屋裏度過十五年，只要每天給他送書。後來他承認自己失敗了。

我談到在1974年前後，我有一點精神危機的感覺，覺得這樣下去是不是有意義，但很快克服了，說起來還要感謝一本文革時內部翻譯出版的美國的暢銷小說《海鷗喬納森 利文斯頓》。這本小說說的是，當一個鳥在追求飛得越來越高的過程中，實際上就進入了天堂，世界上沒有天堂，天堂就是越飛越高，因為在這一追求越飛越高的過程中，你是自由的，誰也奪不了你，誰也不會與你爭鬥。知識的追求也是一個追求“越飛越高”的過程，當你運用自己的知識來解釋求知世界時，就會有一種自我實現的至上快樂。我告訴她們，我現在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那就是我對任何電視，甚至像“蘋果裁培法”這樣的電視，都會產生興趣，因為我會運用我的知識資源去創造性地思考與解讀它，並在聯想中，在自己的經驗與知識的化合過程中，讓自己思想更豐富。

我每次出門開會，都成了在行萬裏路中豐富自己知識的過程。我總是在旅途中那麽精力充沛，那麽生氣勃勃。一切對於我來說都是那麽新鮮。正如這次在山西陽城，那位W老伯說，他觀察到我，總看到我不停地拍相，永遠不知疲倦的樣子。精神總是那麽好。我不放過任何機會向每個陌生人請教。我會在長途車上向坐在旁邊的學者了解他的研究領域，例如什麽是文化人類學中的文化相對主義。唐代狀元是從六品還是從七品，狀元與一般進士在升遷速度上有什麽區別。我會在參觀陽城的皇城相府時，註意到相府主人清吏部尚書陳廷敬為什麽在專制社會中如此成功，這一成功說明他的個人肯定有一種特殊的文化，一種與他所面對的專制環境十分適應的文化，我從陳氏傳記中，從中註意到主人說的“慎默”這兩個字，很可能是使官僚獲得成功的核心價值觀念與生活態度。這些知識與思考，豐富了我的人生知識庫存。每天對於我都是那麽新鮮，每天都在行萬裏路，讀萬卷書中度過。這是不是可以說，萬物皆備於我？

我還談到長平白起殺俘事件，白起是不是壞人？如果從戰爭理性角度來看，他是從本國即秦國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思考與處理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他並非惡人。雖然二千多年來，高平地區民間一直吃說傳統的“白起豆腐”。據說這個民俗象征著吃白起的腦子。以表達趙國人的後代對白起殘害自己先祖的仇恨。當然並沒是說世界並沒有好人與壞人之分，在同樣的情況下，有些人會做，有些人不會去做某種事，這裏面就有著每個人的內在的良知的約束力在起作用。

這種在生活中觀察，在觀察中思考的生活態度有什麽好處？人總是處於自我實現的進展中，人總是有無限的展示自己的力量與智慧的空間，這一方面，你是自由的，沒有人能眼紅你，也沒有人來與你競爭，你是真正的海闊天空。自由自在，而自由又是人生價值中最重要的方面。你可能生活環境很艱苦，但卻充滿了精神上的愉悅。

這與佛家實現人生平衡的方式又有不同，佛家是通過抑制內心的欲望來實現與外部世界的平衡的，而我的態度並不如此，我是通過在另一個與世無爭的精神世界，展示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來達到自我實現。以此來獲得精神上的快樂。我告訴她們，我活到現在，從來沒有空虛過，不知道空虛是什麽感覺，就像從來沒有胃痛的人不知道胃痛是怎麽回事一樣，也許在我的這一精神結構裏，可以尋找到儒家樂觀主義的某種特點，我們家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的，這一點也許是切入中國思想文化史的一個很好的入口。

2006年8月16日星期三 晴

下午五點參加一些朋友的聚會。大家要我談談我對中國現實的看法，我的分析大體如下：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全能主義新政，引發了知識分子中的激進自由化運動，政府在八九事件中，用鐵腕實現了激進自由派的邊緣化，這是新權威主義第一步，九二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又進而反對黨內保守的左派勢力，並使之這種黨內左的勢力也邊緣化了，從而走出了新權威的第二步。這樣，中國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從全能主義體制向新權威主義體制的轉型。然而，這種脫胎於全能主義的新權威主義，是一種“極強國家——極弱社會型”的新權威主義，它的優勢是，強大的國家力量可以通過壓抑自主的政治參與的過敏的超前爆發，

蕭功秦，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發表於《領導者》雜志第十八期，天益網受權發布。（愛思想網站2009-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