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样的操作者仍然是单一个体的，斯蒂格勒接着去设想一种集体操作的可能，尤其放在当代由「控制论」（cybernetics）所主导的社会中，也就是由普罗米修斯神话的火与工业化的蒸汽引擎此二意象所驱动的社会中，个体不断遭逢了无产阶级化、去社会雕塑化与去社会连结化的过程（这在第一天北艺大圆桌论坛林宏璋提问「艺术不能做什么」的反论题与此有关），导致思想（penser）与疗护（ panser）的中断，于是跨个体性的实践无法产生。所以他认为波伊斯的社会雕塑涉及到的生态学与经济学面向，相当值得在21世纪重新思考。一方面艺术就是要进入个人的必需性（necessity）之中，同时也要进入集体操作的实践中。

集体操作，对斯蒂格勒来说也是一种「再对偶」（re-doubling）：第一次是「器官外置化」（exosomatisation，如同他过往多数的着作所述，其中尤以他的博论《技术与时间》为代表），第二次则是「思维化」（noetisation），而进入心理性（psychic），而这也是他用来讨论艺术如何在21世纪去形构负人类世的核心机制。集体操作第一次是器官外置化，制造脑外的记忆，从狭义的科技机具的载体到广义的艺文创作，都是第二持存（有别于当下神经性感知的第一持存而进入记忆），第二次的集体操作则是思维化，是让我们的意识接触到介面时，产生第三持存的作用，揉合出崭新的记忆模式，而这将有助于在21世纪去重新思考大数据与人工智慧的另类出路。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在21世纪能做什么」讲座现场。（摄影／吴俊谚）

代结语：「这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唯一幸存的方式」

如何在负人类世进行负熵的集体操作？斯蒂格勒说，负熵（neg-entropy），不是反熵（anti-entropy），在艺术来说那是前卫主义式的艺术家对前人成果的全然推翻。负，不是否定性，但因为熵是不可逆的，有人跟斯蒂格勒在物理学说中并没有负熵，只有低熵（low entropy），而斯蒂格勒则转而去援引生物学所拥有的负熵概念。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天他在北美馆会首要地提到「幽默」（humors）这个带有生物学的概念，一种在古希腊医学中所称流动的黏稠体液，这是在个体身体的意义上；就生态环境的意义上则是黏土（clay），而涉及到跨个体的集体操作的意义，则是加勒比海区域种族差异无法区分的克里奥化（creolization）。他说：爵士音乐家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后殖民经验就是克里奥化的鲜明范例。许煜用「分殊化」（fragmentation）来回应当前世界，斯蒂格勒则是提出了「分流化」（bifurcation）。北美馆当天圆桌论坛黄建宏与洪广冀分别以解殖与少数差异的台湾在地经验回应斯蒂格勒提出的后殖民情境。

若是要总结此行斯蒂格勒与许煜所探讨「艺术，在21世纪能做什么？」的这个母题，两位哲学家此行邀请我们来一同试想与试做的应该是：艺术如何松动、盘整或转化当代的科技而产生新的技艺，让技术与艺术、工匠与艺术家回到早期不分的思想传统，让批评与实践应该合流的倡议，成为我们今日进入人类熵世和人工智慧的关键时代，并以药理的悖论，藉由器官外置化的器用与思维化的道说，促成一种负面情感与直观智慧的感知性和跨个体性，让作为思想与疗护的艺术，可以持续往「危／机」之处，主动寻求「危险」的毒药和「机运」的解药。

「从毒药中寻求解药」，斯蒂格勒来台演讲的这几天说了大概超过五次：「这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唯一幸存的方式。」

注 关于「业余爱好者」的先前论述，可见《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第一章第二节〈审美判断引向个体化过程〉。

作者：徐明瀚

艺术与电影评论人。国立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硕士，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候选人。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2018-2019），曾主编《谁怕艾未未》一书，担任《Fa电影欣赏》执行主编。艺术策展项目有「光谱的棱线」（2014关渡美术馆，获第13届台新艺术奖第四季提名）、「海市蜃楼：城市与建筑专题影展」（2015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光离作用」（2016台湾当代一年展），主持有个人网站「绿洲艺影」

（原题：朝向感知学的共工与会通：斯蒂格勒与许煜访台讲座侧记；作者：徐明瀚   2019.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