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就收到來自山西陵川縣發來的邀請信，邀我參加今年八月在該地舉辦的元代大學者郝經的學術研討會。我雖然已經多年不搞元史了，但這個會卻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陵川是晉中南的文化古城，一個縣就有十四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那地方處於太行山南麓頂部，古老的三晉的風土人情，對於久處東海之濱的上海人，遠比對內地人具有更強烈的吸引力。許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青年工人時，曾作為一個青年漂泊者，獨自一人從風陵渡過黃河進入晉南，在那裏的芮城觀摩過七百年前的元代永樂宮壁畫，而晉中南地區則從來沒有去過。今後也不太可能有其他機緣。於是考慮從多年前給學生上課時用過的元史講義中，摘出有關的一段金末元初士大夫與蒙古統治者關系的內容，再加以若幹發揮，權作這次討論會發言的題目。


鄭州印象 從晉城到陵川

昨天晚上乘火車離開上海，今天早上七點抵鄭州。鄭州比我原先想象的要繁榮，可以用“有大氣象”來形容，近兩年來市政建設力度甚大。高樓很多，街道很寬，新郊區之開闊，甚至比上海市郊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可說是這是鄭州的後發優勢。據火車上的鄭州人告訴我，鄭州作為河南省會，雖然不一定比得過陜西的西安（長安作為歷朝古都的優勢，在中國除北京外，無城可比。）但比起山西省會太原（比較僻遠封閉）、河北省會石家莊（資源被距離不遠的北京與天津吸幹了）、山東省會濟南（全省資源分散到省內四五個點上，而不是集中於省城）看上去更發達，我想這可能與鄭州地處中原交通中樞地帶有關。河南外出打工者比山西河北更多，這肯定有利於提升本地的消費能力。包括建材消費。很可能因為河南窮，歷任書記都更重視形象工程，這也可以成為有力的發展杠桿。形象工程未必僅僅只有消極作用，首先是增加本地人與外地人對河南的信心，提升人們的期望值，也提升了進一步投資的熱情。
河南給我的好印象很快被火車票預售處的那個女售票員的冷漠態度給打了折扣。我也不敢再問她第二句，我預感到她決不會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還是後面那位河南當地人主動地告訴我一些相關情況。看來河南服務業的現代化水準遠不如硬件建設那麽快地發生變化。

接下來，我轉乘大巴，在鄭州市區出發，大巴開了一個小時還不見郊區。而近郊高樓更有氣派。經黃河大橋，不久進入山西境內，中午抵山西晉城，從鄭州經高速公路到此只化了二個半小時。晉城是晉南的一個地級市，也是一派現代化景觀。街道開闊得雖然有些奢侈，但也使人覺得身處於都市的感覺。我問接站的一位女工作人員，晉城這裏農民的平均收入，她是縣辦的，正好能回答我的問題。她說是2500元，我說比全國平均數1797元要高出許多。我問發展原因何在，她說主要是小煤礦。現在已經集中整合，不再向前些年那樣只要付了一小筆錢就把礦購下來。正如我們眾所周知的，其結果就是官商勾結、亂采、暴富、汙染、礦難不斷。這也許是一種試錯式的發展吧。
乘陵川縣派來的普桑上路，一小時後到陵川縣，剛住下來，一位W老伯來訪，他是一個離休的老技術員，離休後有志於寫一部《郝經傳》，幾年前去北京圖書館偶然讀了我發表在二十年前的《元代理學散論》，據他說十分喜歡，一定要找到我，這次我來陵川開郝經學術討論會，也是他向會議組織者推薦的結果。他離休後化了八年之力，以小學文化這樣的背景，走遍全國各地，尋找與元代學問大家郝經有關的資料，寫了一本二十萬字的《郝經傳》並出版。他精力充沛，執著而又為人單純，很有當地人單純質樸的氣質，這種性格在其他發達地區已經很少見了。

晚餐後一個人獨自到陵川縣城周圍走了一圈。陵川是晉南比較窮的縣，但面積甚大，此地最大的人文景觀，是到處可見的壽衣鋪。我進了其中一家，與壽衣店的小老板聊天，得知此地地廣人稀。也沒有火葬條件，一律由農民自己在山地原野上尋個地方築墓土葬。政府完全不加幹預。故壽衣是很重要的。這類店在縣裏很多，此地生活水平也與全國各地一樣，比前些年有所提高。家家都有摩托車，甚至連自行車都很難見到，據他說，新郎備摩托車，是娶老婆的不可少的條件。與河南民風不同，此地農民更保守，外出打工都較少，最多也只是在晉城專區內打工，農業收成有限，經濟作物也沒有發展，好在晉南小煤礦也比較多。

晚上逛縣城回旅館，與老Y談感受，說我很為中國士紳文化的消失而感傷，土改以後這裏只有農民文化，而士紳文化已經永遠消失。市場經濟與世俗商業一旦發展起來，只能與農民文化結合。故顯得十分質樸而粗俗。我說，剛才我在縣城邊上見到一幢像城門一樣孤零零聳立的大建築，問好幾個附近的中老年農民，那個是什麽，居然沒有一個人答得上來。回來以後才打聽到，那就是著名的明清建築奎星樓。

根據我對清末以來歷史的了解，山西在清末籌備立憲時，該省的士紳可以說是最具政治參與熱情的，在開風氣方面，可以說是全國各省的領頭羊。在以後的辛亥革命時期，以及閻錫山時期，政治與社會治理上都頗有可觀之處，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開始了士紳文化走向消亡的歷史起點，土改運動則把士紳地主階層及其文化徹底消滅殆盡。現在的一切已經完全變了，我們外地對山西的信息，不是礦難，就是刑警打交警的新聞，再就是暴發的小礦主團購北京樓盤。山西某些縣裏的權力精英，早在文革時期已經幹部家族化，以至於八十年代某縣常委開會，會鬧出這樣的笑話：有位常委在縣委開會時說：“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見”。

中國現代化面臨的一個困境是，士紳文化的消失，傳統文化的斷裂，使中國在世俗化現代化過程中，失去了一種內在的傳統文化資源，來平衡、中和、緩沖世俗化帶來的問題與矛盾，這就使中國的道德滑坡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經歷的過程更為嚴重。十八世紀的英國，十九世紀的美國都經歷了這一過程，但他們本土的文化資源是豐富的，這使他們沒有在世俗化過程中失落自我，中國現在的困境正是與我們民族上世紀以來形成的文化斷裂有關。

當地人說，自1946年起，這裏就是八路軍的老解放區，土改很早，然而在土改時卻出現了極左化，烏托邦革命折騰了那麽久，總還撥亂反正了，只有深刻了解這一段歷史，才能理解鄧小平的歷史貢獻，才能理解執政黨轉型的意義重大，才能理解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之意義深遠。但一切又那麽艱難，我們就生活在歷史給予的條件之中，這一切使我對二十世紀中國史有了一種新的感悟。

山西也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縮影。老區更強烈地體現了士紳文化到農民革命“痞子”文化的轉變及其後果。前不久，我曾在一份刊物上讀到一篇文章，披露湖南邵陽1950年搞土改的一些驚人史實，當地土改隊員與農民中的極端分子，尤其是遊民無產者、地痞、兵痞在土改中極為活躍，他們出過遠門，比一般老實農民見識廣，善於出歪點子，一個縣七個區，僅中小學教師就被抓捕了一百多人，打死多人。這些情況是當年當地領導事後做報告時講出來的。一場好端端的人民革命，在某些地區卻大大地變了味，這那像是二十世紀一個堂堂的文明國家的所為？暴力可以使人異化為野獸。人道，良知，會在此中蕩然無存，更重要的是，它會毒化一個古老民族的文明品性。這種混亂的基因，後來則又以新的形式，覆制於十多年後的農村文革中。文革中發生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縣的對“五類份子”的逐家大屠殺，大清洗，正是這一基因發作的結果。到後來，五十年代初的土改積極分子，也被六十年代末的文革造反派這些後起之秀整死，造反派以當年暴力土改派對地主的同樣的方式，來請君入甕。這也是絕妙的、然而卻是極其可悲的歷史諷刺。這樣的情況，在山西也同樣存在。真可以說是“人世幾回傷往事，依舊山形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笛秋。” 真希望我們民族能從這段苦難歷史中，獲得深刻教益，讓我們永遠告別那個時代。

山西土改的後遺癥之一，就是一位朋友告訴我的，在農村裏有的一家六個兒子直到六十多歲都沒有討上老婆，其中有的現在已經老死了。據說他們個個長得都很帥。農民是很實際的，“暴力土改”給農民留下來的歷史記憶太深刻了，誰家的女兒也不願意嫁給這家人去受苦。這可就成了現代的“賤民階層”。那些想象力豐富的“新左派”從來沒有經歷過文革，把文革的極左體制說成是普天下最平等的體制，真可謂是癡人說夢，就請他們看看這些極左時代默默無聞的賤民的悲劇命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