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馬第三國際大學的演講

很高興今天到意大利的羅馬第三國際大學來，因為我們中國人幾乎人人都會說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條條大道通羅馬”——由此可見，羅馬的名聞遐邇，世人之向往。由此可想，羅馬大學的中心地位--當然包括我們“三大”的中心地位。我將把到第三國際大學作為我到羅馬的見證和榮譽，永遠鐫刻在我的心裏。

就今天演講的內容，我分三個部分來和大家聊談交流。

我選擇一種現實…

        2004年，筆者參加了韓國成均館大學的科研項目“當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這個項目由該著名大學的東洋哲學科承辦，資助方是韓國教育部。課題的目錄基本上是韓方提出的，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非常有趣。一直致力於中國思想研究、並在德國留學十年之久的樸商煥教授設定了四個主題，由中韓雙方各選定一位學者撰寫並在書中並置起來，這四個主題分別是――“文革大革命”，“實踐標準及白貓黑貓論”，“南巡講話”和“三個代表思想”。[1]

　　這種“以點帶面”的選擇，也大致呈現出了當自中國思想嬗變的基本脈絡。在與這些韓國的多所大學教授的交往當中，讓我深感國內外對“文革”研究的態度的差異，而今這種對“文革”的研究已經出現了兩種“基本範式”，亦需要加以解析。…

～～在韓國外國語大學的演講

今天演講的題目原定為“中國現實與我的寫作之路”，可“中國現實”是個特別大的話題，我想誰都沒有能力來公正、全面地說清這一點。所以，我想把這個題目縮小一下，叫“‘烏托邦’籠罩下的個人寫作”。

談到“烏托邦”，我想有兩層意義，一是我個人寫作的烏托邦，二是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烏托邦。…

    　——讀遇羅錦《給外星人的66封信》感慨點滴

       遇羅克兄妹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是麽？是。

       前段時間一位著名記者在一所大學講課，他問大學生們：劉賓雁是誰，大家知道麽？



　　聽他講課的大學生們有些沈默。太多的人不知道。



　　之後這位記者極為感慨地寫了一篇文章，談到了劉賓雁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這個問題。他覺得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是麽？是。…

按：這是南京大學教授潘知常在華中科技大學一場講座上的演講稿。潘知常為南京大學國際傳媒研究所所長，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副院長，著名美學家，著名戰略咨詢策劃專家。當代中國實踐美學與後實踐美學兩大學派中的後實踐美學學派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生命美學”學說的創始人。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讓一部分中國人先“信仰”起來——關於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長期以來，中國的一個曾經的最響亮的口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我們知道，作為一種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也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在社會發展的大幕即將拉開之際，先“什麽”起來，永遠是一個最為根本也極為重大的戰略選擇。而且，選擇先“富裕”起來，也確實把我們國家與民族在三十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價值和盤托出。…

　編者按：百年前，新文化運動以提倡白話、抨擊“貴族文學”起家，很容易被誤認為推崇通俗文化；可實際上不管是欣賞白話小說的胡適，還是倡導平民文學的周作人，“五四”先驅者全是不折不扣的精英文化代表。而物換星移，百年一覺，當初苦苦追求“通於俗”、“大眾化”的精英們，如今反過來，必須為捍衛自己的文化理想而抗爭。百年之間，中國精英文化為何走向失落？

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與通俗文化（popular…

一、西方學術界研究概況

       最早對中國文化大革命進行研究的是西方學術界，並且在30年左右包攬了幾乎全部研究成果，以至於長期流傳著一個說法：“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國外；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是在西方。”

　　像英文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亞洲概覽》（asiansurvey)、《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學術刊物從1966年夏、秋季就開始發表對於文革的研究論文，它們長期、系統地追蹤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評論文革的目的、意義，對中國未來和世界的影響，等等。…

在談論這個關乎文學的生命的題目之前，按照小說家的習慣，我先講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絕非虛構，而是我自己。



在寫作之前，我從事繪畫。那時我讀過大量的書，但從未想過進入文學。我對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現心靈。但是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願望的只能是命運。



1966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降臨中國。我的一切——從現實到理想全部被摧毀。千千萬萬人的命運發生惡性的驟變。我不能再畫畫，因為那時任何個性的藝術活動，都會成為飛來橫禍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談論的題目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今年，我們面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三十周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二十周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沈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松。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在這兩個紀念日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裏，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畫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這冷冰冰的墓前沈默不語，耳朵裏卻響著我采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一、引言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无论就理念而言，还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几乎都以“苏联老大哥”为师，因此，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同样追求诸如意识形态纯洁性之类的目标，并导致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结果。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文化规制模式——“批判和压服”也同中国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文化规制模式非常相似。显而易见，中国同样或多或少存在着苏联文化规制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苏联在文化规制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

大部分中國人骨子裏充滿了傲慢與偏見，這種態度充斥著時時處處，反映在方方面面。由於中國人對金錢、地位、榮耀的追求，中國人不僅對人傲慢，對神也是如此;對人不僅有偏見，對事也有偏見。春節的很多習俗就能證明這一點，而且大多數人實踐於其中還樂此不疲，這很能反映當今大部分中國人的心態。

我曾經作為一名這種文化氛圍中的參與者，很長時間沒有發現這個問題。等到我慢慢地成為這種文化的旁觀者，就發現其中的諸多不良之處。中國的春節恰好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察時機，在這個時候中國人爭相從外地趕回家去實踐和延續在中國固化很久的行為模式，你可以從中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無論是人際關系，行為方式還是思維方式，你可以看到的遠遠勝於我在文章中所描述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見《中國人的氣質》)在清朝末年對中國的觀察與我的觀察結果非常的相似，這足以證明中國文化的固定性，也表明了中國文化變遷的速度之緩慢。…

其實我能幹許多種事，幹得都不錯。幹這些事時我都輕松快活，如果我挑一樣幹，保管能成行家裏手。所以我說，我寫作並非自願，而是出於無奈。我還想說，寫作是人生最苦的事之一。



在我沒動過稿紙和鋼筆時，我專業從事繪畫。可是不久"文革"覆蓋了整個中國；那時全國人在受難，我也受難。時時感到別人的淚別人的血滴在我心上。有時我的心承受不了，就揮筆畫畫，拿如夢的山如煙的樹如歌的溪水撫慰自己。漸漸我覺得自己熟悉的這種畫畫的方式非常無力和非常有限。現在明白了，當時我所需要的是清醒，並不是迷醉。心裏消化不了的東西必須釋放出來才得以安寧。…

歷史的圖景一頁一頁無情地翻過。不管它繁花似錦，還是鮮血淋淋。變幻無窮是歷史也是生活的本質。但那些曾經在歷史的黑夜裏受苦受難——甚至死於非命的人們，註定只是一種可憐的犧牲品嗎? 

我們常常會感到，"文革"已成為歷史——



在當今中國，已經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沒人去穿那種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裝；曾經鋪天蓋地的小小紅寶書已然了無痕跡；充滿了荒唐感的光怪陸離的領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場裏才能見到；"文革"話語幾乎成了一種笑料。連那些面孔肅殺的"階級鬥爭臉兒"和一直盤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爺"們，今兒一個都見不到了。而曾經千千萬萬的受難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滿面地享受著日益充裕的生活?…

1. 主義的羊頭與體制的狗肉

飯後讀書，兒子溜進來提問：爸爸，“掛羊頭賣狗肉”是褒義詞還是貶義詞?

我回答：當然是貶義詞。掛著羊頭卻賣狗肉，是欺騙行為。

兒子說：不對，狗肉可比羊肉貴。掛著羊頭賣狗肉，老板是做好事呢。

看到兒子一臉壞笑，我明白了，壞小子又在故意歪解課本。為了捍衛漢語的神聖義理，我絞盡腦汁。…

進入新世紀以來，一些積聚了巨額財富的富豪們，常常是奢侈無度、揮金如土。普羅大眾亦受此風影響，消費拉動變味成為“浪費拉動”、“奢侈拉動”。人們有了錢卻不知道如何正確地花錢，辛辛苦苦掙來的財富卻換不來心靈的幸福與安寧。

“炫風”熏得國人醉

一是炫吃喝吃遍古今。有的人“吃金”“喝銀”，一場酒宴人均消費在5000元以上，菜單中窮盡各種山珍海味。例如，2014年2月27日某都市報報道，…

明清與春秋時的中國人：兩個不同的物種

記得讀過一個日本人寫的帖子。他說，我們尊敬古代的中國人，不尊敬後來的中國人。因為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很不一樣。

這話聽起來刺耳，但從頭到尾細讀中國史，你會發現此話有點道理。春秋時的中國人，生機勃發，品格清澈。漢唐時的中國人，雍容大氣，自信心很強。及至明清，一個個卻是那麽麻木、懦弱，缺乏創造力。明清時的中國人和春秋時的中國人相比，簡直是兩個不同的物種。

如果你不信，我隨手舉幾個例子。

先說尚武精神。…

       但凡存在過的，都會留下痕跡，區別只是何種痕跡。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距今天已經48年了，但它對社會和個人的影響並沒有消逝。我也一直關心這代人的歷史命運，並嘗試勾勒“紅衛兵”的一些思想和行為特點，或者還可看看他們是否已離我們真正遠去。對其中一些事情的敘述和看法，自然是到文革結束、且有了相當的距離之後，接觸了許多文獻資料和研究著作才了解和明白的，同時也糅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觀感——當然，主要是從一個普通的外省紅衛兵的角度觀察。



　　“紅衛兵一代”大致可定為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進入中學，到這一年尚未畢業離校的大學生，也就是說，大致是從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一般認為，紅衛兵真正占據時代舞台，起到某種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風雲的，主要是在文革的頭兩年，後面其實就只是一些餘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