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漠不關心，讓病人的童年充滿了陰影，他被悲傷和失望的感覺所纏繞，逐漸地或是突然間——我不清楚是哪一種——他做出結論：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這樣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漸有了轉變。他感覺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對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諾當一回事——他對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覺失望的次數大大減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這個病人的移情得不償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樣這一前提，竟然導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沒有機會擁有更稱職的父母，他以為他的父母對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對待子女的惟一方式，他對現實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他最初的結論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們是不值得信任的。”後來進一步認清了“事實”：“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沒有誰是靠得住的。”這成為其人生地圖的主旋律，並伴隨他進入青春期和成年時期。他一再同權威人物發生衝突：警察、教師、上司。這些衝突越發使他感覺到，凡是具有某種權威，能給予他什麽東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訂地圖的機會，但所有機會全部錯過了。首先，他很難去接受一個事實：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認為如果冒險去信任他們，無異是偏離了固有的地圖。其次，要想修訂地圖，他必須重新評價他的父母，他必須承認父母其實不愛他，他們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認這些，無疑會給他帶來劇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這一結論，是他根據自身體驗做出的某種調整，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把這種調整完全放棄，做出新的調整，對於他是異常艱難的事。他寧願維系過去的心態，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還不自覺地產生主觀臆想，進一步來鞏固自己的信念。他強迫自己疏遠所有的人，甚至不讓自己同妻子過於親密。在他看來，他的妻子同樣不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為他們是惟一權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夠信任的人。

移情現象本身就是一種“地圖”。病人向心理醫生求助，是因為舊地圖已不再生效，但頭腦中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他們拒絕做出調整，甚至為了捍衛舊地圖的有效性，進行針鋒相對的反抗。這樣，心理治療就很難取得任何進展，那個電腦技術員就屬於這種情形。一開始，他要求星期六前來就診，過了三次，他就破壞了約定，因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職差事：幫助別人修剪草坪。我建議他把就診改在星期四的晚上，可是過了兩次，他就因單位加班而中斷治療。我不得不重新調整接診日程，把時間改在星期一晚上，因為他說過，星期一很少加班。同樣，僅僅過了兩次，因為加班，他連周一晚上的就診也取消了。我開始感到懷疑，我問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為我不可能再安排別的時間為他治療。他最終承認：其實公司並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賺取額外的收入。在他看來，工作遠比治療更加重要。他對我說，如果星期一晚上不加班，就會在星期一下午四點左右，打電話通知我。我坦率地對他說，這種安排不適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計劃統統放到一邊，專心等待他不確定的就診。他感覺我過於苛刻和冷漠，因為我竟然把我的時間看得比他還重要，所以根本不關心他的病情，簡而言之，他認為我這個人不值得信任。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的合作只好中斷，我也成了他舊地圖上新的“界標”。

移情現象不僅存在於心理醫生和病人之間。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上司和下屬之間，朋友、團體以及國家之間，都會存在移情問題。在國際關係中，移情是個有趣的研究課題。國家首腦同樣是人，他們部分人格，都是童年經驗塑造的結果。他們的言行，導演出許多值得思考的政治現象，譬如，希特勒追隨的是什麽樣的心靈地圖，它從何而來？從越戰開始到戰後，美國歷經幾任總統，各自都有怎樣的人生地圖？我想，他們的地圖肯定各不相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人們的地圖是怎樣的？他們普遍的心理和行為，對於美國經濟大蕭條有著怎樣的影響？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他們的人生地圖又是什麽模樣呢？如果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家經歷塑造的地圖，導致美國領導者發動了越戰，那麽六七十年代的現實狀況，又將給我們的未來帶來什麽樣的結果呢？從政府首腦到普通民眾，我們應該如何尊重事實，及時修訂人生地圖呢？

逃避現實的痛苦和不幸，是人類的天性，只有通過自律，才能逐漸克服現實的痛苦。我們必須尊重事實，盡管這會帶來痛苦，但遠比我們的個人利益和暫時的舒適更為重要。我們必須淡化暫時的不適之感，應該追求真理而不是幻象，並願意承受所有的痛苦。要讓心靈獲得成長，讓心智走向成熟，就要竭盡全力，永遠尊重事實，乃至獻身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