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加以說明的是，這段歷史集中在短短數年內：我的熱情才剛剛得到認可，並且從家庭束縛中解放出來，就突然因為國家方面的施壓而硬被澆熄。在教人措手不及中(我記得是1938年)，意大利為了增強電影業者自給自足的能力，對美國電影下達禁運令。那不是審查，所謂的審查通常是放或不放某部電影通行，那些未通過審查的片子，沒有人看得到就是了。盡管在這波丟人現眼的反好萊塢聲浪中，有極權政府的宣傳企圖(正值意大利政府與希特勒種族主義聯線之際)，但禁映的真正理由應該是商業保護措施，想在市場上為意大利電影(還有德國電影)爭取一席之地，於是美國四家最大的制片和發行公司被關在門外：米高梅、福克斯、派拉蒙、華納(我引述的仍然是我的傷痕記憶)，至於其他電影公司，如雷電華、哥倫比亞、環球、聯美(它們原本就通過意大利的公司在做發行)的電影，則繼續進口到1941年，也就是一直到意大利向美國宣戰為止。所以我還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滿足(應該說，得到最大的滿足之一：《紅塵》)，但是我那收集狂式的多多益善心態深受打擊。

與所有法西斯時期及戰前和戰時更為嚴厲的禁令相比，禁映美國電影當然是較小的或者微不足道的損失，我不至於笨到不知道。但這是第一次直接影響到我、是除了法西斯時期外，我從來沒有過的經驗，在此之前也從來不覺得，我在我生活周遭所能提及及滿足我的需求之外，還會有別的索求。

那是第一次，我原先享有的一項權利被剝奪，不僅是一項權利，也是一個向度、一個世界、一個思考空間；我覺得這個損失仿若一個殘酷的迫害，包含了我從前僅止於聽說，或曾經見到有人為之煎熬的所有形式的迫害，如果說今天我談起這件事仿佛談的是一件失物，那是因為某樣東西從我生命中就此消失，再也沒有出現，戰爭結束以後，很多東西都變了：我變了，電影也變成了另一樣東西，不論是對電影自身或指電影與我的關係。我的觀眾回憶錄又繼續寫下去，只不過那是另一本觀眾回憶錄，不再屬於純觀眾。

腦袋塞滿許許多多其他東西的情況下，再重溫我青少年的好萊塢電影錄，其實很空泛：那並不是我初次接觸電影，燃起我慾望的默片黃金時代或有聲片的起步階段，就連我對那幾年的記憶也改變了，許多我以前認為無意義的生活瑣事，如今看來趣味盎然，充滿張力與啟示。總之，重新評估我的過去，銀幕上的世界要比外面的世界蒼白、易於捉摸、稀鬆平常多了。自然，我可以說是鄉間灰色平淡的生活把我推向了電影夢，但是我知道，用這老掉牙的說辭會簡化感覺的複雜性。這個時候，再怎麽解釋我童年和青少年的鄉間生活為什麽又如何與眾不同，還有假使真有什麽感傷及懨懨不振，也是在我心里而不在事物可見的外觀，亦無濟於事。即使法西斯，在一個不借什麽叫群眾現像的地方，也只能是一張張臉龐，是單一行為的總合，不是勻稱的一層油布，而是(這是透過一個頓悟後年輕人的眼睛半由內半由外所看到的)一個多餘的不協調的元素，是拼圖中，因為周圍不成形，所以很難跟其他東西擺在一起看的一小片，漏了片頭猜不出結局的一部電影。那麽，在這樣的背景中，電影對我而言是什麽呢?我只能說：距離。它符合對距離的需求，脫離實物限制的需求，看到周遭向度無邊無際敞開的需求，跟幾何觀念一樣抽像，又很實際，充斥著與親身經驗的那個世界有交錯(抽像)關係的臉孔、情境和環境。

戰後看電影、討論電影、拍電影的方式則截然不同。我不知道，戰後的意大利電影改變了多少我們看世界的方式，但我確定的是它改變了我們看電影的方式(無論什麽電影，包括美國電影)。黑暗大廳明亮的銀幕里，不再是一個世界，銀幕外也不再有另外一個異質的、被不連續性硬生生切斷的、無邊無際、深不知底的世界。黑暗大廳不見了，銀幕是一個對準了庸碌外界的放大鏡，你被迫緊盯著肉眼想要掠過的不欲停留的事物。這個功能有——可以有——它的好處，或小，或中，或者在某種情況下好處良多，但是它無法滿足人類學、社會、距離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