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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假如流水能回頭 on September 10, 2014 at 12:32pm

“大義滅親”式告密不僅僅是文革之痛

        中評社北京8月10日訊／近日，一則名為《一名紅衛兵的懺悔：永不饒恕自己“弑母”》的新聞刺痛了諸多人心…[詳細]。但當隱隱作疼的人心再次不約而同地集體指向“文革”時，反思本身已不完整。騰訊歷史第0197期文章《“大義滅親”式告密不僅僅是文革之痛》：

這類告密已不同於傳統告密模式

　　《紅衛兵懺悔“弑母”》這則新聞呈現給世人的是一種醜陋的告密之惡。這類告密，已突破了傳統告密模式“親親相隱”的底線，有完全不同的發生邏輯。

　　傳統告密模式雖然殘酷，但仍強調“親親相隱”

　　因當權者的需要和鼓勵，中國告密傳統源遠流長。遠者，如公元前114年，漢武帝出台“告緡令”，即是鼓勵百姓舉報一切相識者的資產。武帝為從民間撈錢，此前曾頒布過“算緡令”，對百姓財產中來自非農業收入的部分徵收“財產稅”，但百姓有抵抗情緒，政府又缺乏統計手段，實施效果很差。武帝遂想出鼓勵百姓互相舉報資產這般損招。“告緡令”規定：凡被人告發隱匿資產、呈報資產不實之人，其資產將被全部沒收，沒收資產的一半將被獎勵給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間告密之風大盛，司馬遷總結其巨大的破壞作用時說：民間“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各郡國“得民財物以億計”，“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終於發展到中產之家全部破產，百姓花光吃光不思儲蓄的境地。

　　近者，如台灣50年代到80年代的“白色恐怖”。學人王鼎鈞覺得自己身邊當年遍布告密者：“那時偌大的辦公室只有一具電話，我接電話的時候，總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們讓我看見‘竪起耳朵來聽’是個什麼樣子。他們好像無所用心，低著頭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滾動，耳輪的肌肉形狀異乎尋常。如我會客，總有一個工友殷勤送茶換茶，垂著眼皮，竪著耳朵。……那時，工友是他們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組織’的一員。”那時候，台灣在蔣經國的主持下，有10萬餘名警察及5萬餘名各類特工，更不知發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線，台灣民眾無一不在監視之中，無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懼之中。

　　無論古今，這些傳統告密模式，或是群眾運動，或是當局撒網，雖然殘酷，但“親親相隱”總是最後的一道底線。即便是尊奉商鞅之學的秦國，《商君書》裡雖有規定“民人不能相為隱”，否則必受株連，但雲夢秦簡裡仍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的規定。張家山漢簡裡的規定更嚴厲：“子告父母，……勿聽而棄告者市”。

階級鬥爭新思維下，血緣感情須服從於階級感情，大義滅親式告密遂層出不窮

　　但在文革中，“大義滅親”事跡——子女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哥哥檢舉弟弟者層出不窮，紅衛兵告密“弑母”這類案例，亦非鮮見，“親親相隱”的底線已全線崩潰。何以會如此？階級鬥爭新思維是個中關鍵。如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人性•黨性•個性》一文，認為“任何種人性並不是先天帶來的東西，而是某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所以，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問題就是階級性的問題”；再如1957年，針對社會上“不近人情”、“六親不認”的批評，《學習》雜誌刊文指出：“‘人情’是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六親’也各有自己的階級地位，都是有階級性的。問題在於‘近’什麼人的‘情’，‘認’什麼人的‘親’。其中有一個顯明的界限，這就是階級立場。”文章公開支持以“階級立場”為標準“大義滅親”：

　　“當一個良好的公民或革命的幹部檢舉自己親屬中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提出與自己的反動階級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時，右派分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六親不認’。這又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好公民、好幹部為了社會主義事業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就要成為反革命分子或反動階級的俘虜。”

　　1958年第22期的《中國青年》雜誌還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對巴金小說《家》的批評文章，在文章中，姚毫不留情地批評巴金的小說“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文章說：

　　“（小說中的）高老太爺是這個黑暗王國的國王，所謂‘一家之主’。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人物，殘酷毒辣，死硬地維護封建道德，殺人不見血。……到他臨死的時候，作者不是用充滿仇恨的筆調去引導讀者無情地憎恨這條毒蛇的死亡，卻用十分哀痛的筆調叫覺慧、覺民去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叫那個被有些人目為‘英雄’的覺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用悲慘的聲音叫著爺爺’，好象過去做了多少對不起祖父的事，現在在這最後的—刹那加以挽回，要請他‘原諒’。這不是向地主階級妥協，為地主階級減輕罪惡，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又是什麼呢？而那位高老太爺竟也的確‘原諒’了他們，小說中把他的臨死的痛苦衰弱的形象寫得那樣令人同情：‘他的嘴唇又動了，瘦臉上的筋肉弛緩地動著，他好象要做一個笑容，可是兩三滴眼淚開始落下來。他伸手在覺慧頭上摩了一下，又把手拿開，然後低聲說：‘……你回來了……馮家的親事不提了……你們要好好讀書……唉！’一聲長嘆，表現了高老太爺內心的懺悔，他在為覺民的婚事而難過。讀者看到這裡，不是會對他引起一種默然的同情和憐惜，覺得他‘也是為了兒孫好’嗎？而這種和地主階級妥協的感情，會嚴重地削弱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論巴金小說<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和它的消極作用——並談怎樣認識覺慧這個人物》）

這類告密也不僅僅只是“文革”之惡

　　文革期間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既以“階級情感”為准繩，自不可能僅僅發生在文革期間。“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所發生的“大義滅親”式告密的數量，絕不會比“文革”期間更少。所以，若僅僅局限在文革範疇內反思“大義滅親”式告密，僅僅將其視作“文革之惡”，這樣的反思就難免有失偏頗。

“大義滅親”式告密不是“文革”特產，自50年代起即已泛濫

　　事實上，對“大義滅親”式告密的鼓勵和宣傳，早在文革之前即已開始。以1952年“三反運動”中的《人民日報》為例，1月24日報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學青年團員王世桓檢舉他父親貪污行為》；2月4日報道了《北京大學學生展開坦白檢舉運動不少學生檢舉了自己親屬的違法行為》；2月6日，報道了《許東才站穩人民立場檢舉奸商父親》；3月8日，又報道了《門頭溝機電廠職工家屬大膽檢舉和規勸丈夫坦白》……

　　從這些報道裡，不難看出當時的宣傳，竭力有意突出“階級情感”與“血緣情感”之間的鬥爭。譬如：“在運動開始時，（北京大學的）很多同學對檢舉貪污是有顧慮的。但隨著運動的展開，同學們對這一次運動的認識漸漸提高，顧慮也逐漸打消。中文系二年級同學胡祥達在運動開始時，想起他的家裡有兩本賬簿，其中一本是專門對付收稅人員的假賬。他想動員他的父親坦白，但是怕他的父親說他‘忘恩負義’，因此他把這事放在心裡沒有說。後來他記起‘中國青年’雜誌上批評鄭輝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時，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業聯合會節約檢查委員會檢舉他的父親，另一方面動員他的父親坦白。到一月二十日止，北京大學檢舉的案件達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檢舉自己家屬的。”“王世桓看出他父親心中有病，就對他解說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趕快坦白。但他依舊不肯低頭認罪。王世桓最後對他說：‘你不坦白，我要向學校方面檢舉你。’他父親聽了非常氣憤地說：‘我把你養大，你卻要檢舉我，你還有良心嗎？我要是特務，你也要檢舉？’王世桓堅決地回答他：‘你要是特務，我更要檢舉你！’”

　　“文革”期間大量幹部子弟被逼加入到“大義滅親”式告密隊伍，這是一個特殊之處

　　“文革”期間的“大義滅親”式告密的特殊之處在於：在此之前，“大義滅親”式告密的主體，以“右派、“地主”等“階級敵人家庭”為主；1965年毛澤東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1966年“文革”爆發後，幹部家庭子女遂大規模加入到“大義滅親”式告密的隊伍中來。如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回憶：

　　“我被‘專政’了，他們還不放過那些比我小許多，正在上中學的小阿弟、小阿妹們。1968年2月，王少庸兩次給時任徐匯區‘革委會’主任的黃克布置任務，要他把家住在徐匯區的華東局、市委負責幹部的子女‘管一管’。於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匯區紅衛兵軍區’主辦的第一期‘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學習班’在上海縣北橋公社黃二大隊一座孤房子裡開班，歷時35天，有‘學員’46人。第二期班從7月初開始，歷時45天，有‘學員’92人。這兩期‘學習班’共集中‘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138名，全部是從14歲到20歲的初、高中學生。他們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關押、隔離、靠邊審查的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黃克等人對這些青少年學生用盡了威脅、恐嚇、欺騙等手段：不許回家，不許與家裡通信，搞‘一幫一’監督；大會套小會，個個要表態，搞人人過關；揭發父母親的‘問題’，搞‘家庭鬥爭會’；要大義滅親，與‘反動父母’劃清界限……在兩期‘學習班’中，他們先後11次組織‘學員’們參加對他們父母的批鬥大會，逼迫42名‘學員’在大庭廣眾之下，當面揭發父母的所謂罪行。這種卑劣的‘學習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蠱惑和蒙騙，造成了家庭分裂。這些‘學員’中，先後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殺身亡，1人離家出走後下落不明。”

　　這種大規模的幹部子弟被逼加入“大義滅親”式告密隊伍的情形，在“文革”之前未曾出現過。《紅衛兵懺悔“弑母”》這則新聞，就現有資料看來，大概也屬於幹部子弟“大義滅親”式告密——與兒子一起告發母親的父親，1940年參加新四軍，屢立戰功，文革前擔任本縣衛生局黨總支書記，文革爆發後被打成本縣衛生系統的的頭號“走資派”，兒子曾寫過大字報揭發父親；在母親說出支持劉少奇的言論後，父子二人先後前往縣群眾專政指揮部告密。

政治高壓下，許多“大義滅親”其實是“大利滅親”

　　不可否認，建國後前30年發生的海量“大義滅親”式告密當中，確有不少案例，是告密者真的相信階級感情必須高於血緣感情，是很真誠地在告密。一如當時的宣傳語境所言：“在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中，兒子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這正是人民群眾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十分可貴的”。但並不是所有人的“覺悟”，都能像方志敏（殺死親五叔）那麼“高”，多數“大義滅親”，其實是“大利滅親”。《紅衛兵懺悔“弑母”》這則新聞中，告發母親的兒子面對媒體，即公開承認：“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並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如果注意到其父當日已被打成“走資派”，母親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外祖父則在土改、鎮反中被槍決，自不難理解其迫切想要“自保”的心態會有多麼強烈；其父在告髮妻子時的心態，大略也與兒子相似，作為一名現行“走資派”，其心態或許還會更為迫切。

　　許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文革期間選擇“大義滅親”李銳之女李南央在回憶母親對父親和自己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時，也認為母親告密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現實利益，“要保住物質的和精神的地位”。李南央說：“母親的‘革命’變得越來越‘真誠’，越來越‘徹底’。她不但把父親的北大荒來信交給組織，還把夫妻間的枕邊話全部抖摟出來，用這種大義滅親的方式，證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黨的信任。……當我知道母親原來對‘大躍進’持有與父親相同的看法；當母親一封封寄來對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單位領導揭發我的‘反革命言行’；探親時領著我們早請示晚匯報；因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問題，讓我斷絕關係，在那以後，我心中殘存的一點親情徹底毀滅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個孩子的丈夫是反黨分子嗎？一定不是的，否則她怎麼會在20年後父親複出時動複婚的念頭？但是她被毛澤東所顯示出的絕對的威望、絕對的統治力震懾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階級’作為讓李銳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時她必須將自己與李銳劃分在兩個不同的陣營，才能夠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嚇壞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遠和別人合住一個單元（母親在延安的信中，記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遠做一個爐前工（母親在東北糖廠的信中，記述了受不了頂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經過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幹部的優越生活條件和特權，從此不複存在（母親信中屢屢流露出瞧不起工農幹部和‘舊’知識分子的態度，她在東北的信中記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驕嬌品格，決定了她根本無法面對這樣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復從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質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後只有緊跟毛澤東，除此別無選擇。”

　　再如：《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楊沫和他的丈夫馬建民，在當年的政治高壓下，也陷入了“大義滅親”式告密，互相揭發，並且招招險狠，直取對方政治生命。對此，楊沫之子的理解是：“在那種高壓之下，人首先要生存，為生存而奮鬥。別的如夫妻之間的感情、倫理、道德、親情等等全顧不上了。我父親揭發母親1936年沒有入黨這個事情其實不是啥重要問題，只是一個入黨手續不完備的問題。在巨大的壓力下，他為了表現自己聽黨的話，忠於革命路線，才把母親的這個事情交代出來了。”“母親也開始毫不留情地揭發父親。父親與武光的關係，父親與鄧拓的關係，這都是母親可以回擊的武器。”

結語

　　中國當代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悲劇中，有整整兩代人不可回避的迷惘、恐懼與巨痛，但它並不是“文革”的特有之物。對它的反思，須跳出“文革”，放置到更大的時代背景之下。這反思中，個體的懺悔固不可少，政策層面的教訓也同樣亟需總結。（收藏自 中國評論月刊 網路版）

Comment by 假如流水能回頭 on September 8, 2014 at 9:54am

郭建•德國：中國的一面鏡子

一.大國崛起

　　 一個民族的過去可以是當下的一面鏡子，因此被稱為“史鑒”。其他民族的歷史經驗有時也可以有借鑒意義。就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來說，蘇俄被當作參照系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蘇聯斯大林時代的一 黨專政、農業集體化、大清洗，以及斯大林身後的解凍和改革，都在中國以略為不同的方式出現了。可見，當下中國領導人，從保住一黨專制的角度考慮，擔心中國會重蹈蘇聯的“覆轍”，是不無道理的。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中國領導人能以人民的利益和生命的價值為重，記取蘇聯的前車之鑒，許多災難是可以避免的。例如，赫魯曉夫曾以蘇聯農業集體化造成的饑荒警示中共，可惜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誠意置若罔聞，一意孤行，發展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以至於造成三千六百萬農民死於饑荒的大災難。

　　那麼，在政體和意識形態上與中國很不相同的德國如何能成為中國的一面鏡子呢？筆者試以近期的一段耐人尋味的個人經歷引入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2008年春夏時節，美國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地方報紙刊登了一則佳話：兩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戰場上曾是敵人，如今成了好朋友。一位是我所在大學的退休教授，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士兵；另一位是1955年遷居美國的德國農民，曾是納粹士兵。這兩位老人又恰恰與我相識。他們的故事刊出後不久，我碰到我那位退休的同事，閑聊起來，提到那篇報道，並問：“愛德華近來怎樣啊？”（愛德華是那位德裔老人的名字）“怎麼人人都這麼問我？”我的同事答道，“我又不是他的監護人。你自己去問他吧。他否定一切。我對他說，要是到了今天你還不相信的確有過大屠殺，到了今天你還覺得希特勒是最偉大的領袖，你的腦子實在是出問題了。”幾天以後，我在游泳池碰到了愛德華，他主動和我講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我們那時候的日子好啊！不光是國家強大，我們生活有保障，而且貸款利率鎖定在百分之二，每個工人家庭都能買房子，買車……我們的奧運會辦得也排場，人人都喜氣洋洋的……”然後，他對我翹起大拇指說：“你們中國真棒！越來越強大，很有希望啊……”
　　
　　只有將這段話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來看，我們才能明白這位德裔老人的意思。從2007年底開始，美國經濟陷入了由銀行呆賬、壞賬和房地產泡沫引起的危機，其規模僅次於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失業率達到百分之十。當時，兩次經濟危機的對比幾乎是街談巷議的題目，愛德華也在暗示這樣的對比。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以極權的力量推動經濟的發展，卓有成效，使德國先於西方民主國家走出經濟低谷。在排斥“異類”的同時，當政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開動宣傳機器，鼓吹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同時也推行了有利“大眾”的實惠的經濟政策（如今馳名世界的大眾牌汽車就是當年為元首“生日獻禮”而設計的）。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首創火炬傳遞，盛況空前，以向世界展示德意志的大國崛起，並兜售德國特色國家社會主義的救世良方。當時的國際知識界也出現了分化，對資本主義的失望使得一些知識分子或倒向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或投入蘇聯的懷抱。希特勒也曾明言，西方民主國家沒有政治，因此軟弱，不堪一擊，德國的真正對手只有蘇聯，因為只有蘇聯如德國一樣，有意識形態，只不過是錯誤的意識形態而已。
　　　
　　再說這位顯然缺乏反思意識的愛德華老人，他把自己對德國三十年代的懷舊之情與他所看到的當下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的強勢以及北京奧運會的輝煌等等）並提，自然是對他自己所了解的強國之路有感而發，並想讓我感到振奮。但他沒有想到，他的一席話竟會在我的心頭蒙上一層歷史的陰影，使我感到憂慮，並由此想到中國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與德國三十年代納粹政治的相似之處。  

二.災難

　　其實，文革與納粹政治的可比性在六十年代就已經被一些了解德國情況的中國人所察覺。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一批現當代外國作品，包括哲學、歷史、社會科學、文學等領域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在大陸“內部發行”（即僅供中共高幹層閱讀）。到了文革期間，這些譯作流傳民間，俗稱灰皮書和黃皮書，其中流傳最廣、最有影響的譯作之一就是威廉.夏伊勒所著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不少讀者為此書所震撼，就是因為他們在夏伊勒筆下的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中看到了自身經歷的影子。他們所看到的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不願意承認、但最終又確信無疑的“極左”和“極右”之間的相似。
　
　　粗略看來，中國六十年代與德國三十年代的共性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兩者都是精神統治登峰造極、官方意識形態壓倒一切、控制整個社會的時代。然而，“統治”、“控制”之類的說法很容易引起誤解，因為，與一般意義上的專制不同，在強權高壓之外，以各種文化手段發動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包括口徑完全一致的各種媒體、頻繁的群眾集會和首長講話等），進而導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及其理想主義的狂熱是三十年代德國和六十年代中國政治的獨特之處，它更接近原教旨宗教的虔誠與狂熱，而有別於三十年代斯大林官僚、警察體制統治下的蘇聯。這種思想控制是極權主義的思想控制：如果強權專制多半是讓人由於懼怕而馴服、順從的話，那麼極權的控制同時還要依靠有洗腦功能的“靈魂深處鬧革命”，以至於迫害人的人可以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在為了一個無限崇高的事業而奮鬥，在通往這個理想目標的道路上理所當然要清除一切障礙，“掃除一切害人蟲”（毛澤東語）。正是這種極權主義的教育和思想控制，造就了那些在“水晶之夜”和“紅八月”之類的群眾運動中以革命的名義行暴的熱血青年。這樣的極權統治必然仇視個性和任何意義上的自由思想：它推崇“人民”以否定作為個體意義上的人的存在，結果，納粹德國和文革時期的中國造就了盲從、狂熱的群眾，毀滅了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

　　在希特勒的德國，“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類似的口號在六十年代的中國不是也叫得極為響亮嗎？中國的“統一意志，統一思想，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和法西斯式的萬人同步又有多少區別呢？無獨有偶，兩時兩地的群眾狂熱都曾以領袖崇拜的形式出現（我們只需回想一下那個數十萬、上百萬人一齊向前上方伸出右臂或一齊揮動“紅寶書”高呼萬歲的群眾場面），而且，這種崇拜的確顯示了領袖的思想對全黨、全民的絕對統治。納粹和文革時期對思想控制之嚴密和對自由思想扼殺之成功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它徹底到使人或者以自由為敵，或者根本感覺不到被控制、不自由，甚至相信只有在自己所經歷的專政體制（不管是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統治之下才有真正的大民主。

　　其次，德國和中國的群眾運動都是從黨的領導（尤其是黨的領袖）製造敵情、激發群眾的種族或階級仇恨開始，將社會的一部分成員妖魔化，從而對他們實行大規模迫害甚至殺戮的。在希特勒的德國，猶太民族首先成了打擊對象：根據納粹的宣傳，猶太人貪婪、狡詰，是劣等人種，他們不僅正在敗壞優等種族雅利安人的血統、精神和文化，而且已經開始控制世界金融，以實現其征服世界的野心。在六十年代的中國，所謂“階級敵人”在地、富、反、壞、右、資本家之上又加了文教界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據“九 評”和“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中的一系列綱領性文件的說法，這些黨內黨外的階級敵人串通一氣，並與國外的“帝、修、反”相勾結，試圖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結果會使紅色江山改變顔色，使千百萬人頭落地。不管是德國的所謂“劣等人種”，還是中國的所謂“階級敵人”，這些人都首先被描述成將給社會帶來深重災難的罪惡勢力，在形象上被醜化成令人憎惡的魑魅魍魎，並冠之以“猶太豬”、“牛鬼蛇神”之類的惡名。他們不僅被敵視，而且被非人化了，以至於憤怒的群眾不再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同類，可以任意處置。  

再進一步說，種族和階級雖是不同的概念，但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和中國的階級鬥爭，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具體實施上，卻都有相通之處。比如說，為納粹所推崇的血統論在文革初期的中國也曾猖獗一時：一九六六年夏天廣為流傳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明確地顯示了早期紅衛兵（俗稱“老兵”）作為“自來紅”的優越感以及他們對那些出身“黑五類”家庭的同學的蔑視。出身“紅五類”的不僅不許那些異類加入紅衛兵組織，而且稱他們為“狗崽子”，甚至對他們掄起了帶銅頭的軍用武裝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北京大興、昌平慘案和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的湖南道縣慘案中，數以萬計無辜的人僅僅因為“成份不好”而被殺害；在道縣，有上百戶人家被滿門抄斬，連老人和嬰兒都沒有放過，只因為他們的血管里流著“黑五類”的血。儘管官方在媒體上從未公開支持過這幅對聯，而只是為當時熱衷於將對聯意識付諸實踐的“革命小將”叫好，但其階級路線（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及其具體實施（比如，家庭出身要查三代，一般只有所謂“根紅苗正”者可進入要害部門工作，而且如果他們想和“黑五類”結婚，黨組織都要出面“做工作”干涉的）恰恰就是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統意識的淵源所在。
　
　　其實，納粹思想意識形態並非只講種族、血統而不講階級。“納粹”本來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縮寫，這一政黨的綱領包括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而猶太人則被看作資產階級，尤其是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表，其“劣根性”具有種族和階級雙重屬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納粹的種族理論得到了較為徹底的清算，而其階級理論卻被淡化，甚至遮蔽了。為什麼在“去納粹化”的過程中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總之，無論是種族主義、血統論，還是階級鬥爭學說，其要害說到底都在於否認人之為人的基本認同這一價值底線，否認人類一體理念的正當性，將共同體的人強行割裂為不共戴天、勢不兩立，你死我活（這是他們的文件和社論中常用的說法），不可共存的敵我兩類。一旦當政者將這類意識形態納入政策軌道，付諸實踐，便會導致國家犯罪，造成像納粹德國和中國文革時期那樣慘烈的大迫害。

　　三.記憶與反思
　　
　　災難如此相似。那麼，災難之後德國和中國民族反思過程是否也應該有相近之處，可以相互映照呢？
　　　
　　二戰結束後，納粹德國主要戰犯的罪行在國際社會的干預和監督之下逐步得到清算，但是，為什麼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十二年里，德意志民族會落入納粹政治的陷阱，多數人成了希特勒的追隨者和崇拜者，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那場空前的人性災難，這個問題卻是要每一個德國人自己回答的問題。
　
　　在戰後十幾二十年中，沉默、否認、推卸罪責、以及有意無意地誇張戰時德國人對納粹政治的抵制，這在德國民眾中是普遍現象。但是，由於戰後的聯邦德國恢復了民主憲政，有了自由言論的空間，還是有不少人，尤其是一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去納粹化”的進程中能夠暢所欲言，一再提出民族悔罪和復興德國古典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的問題。就拿卡爾.雅斯貝爾斯來說吧，這位被阿倫特稱為“世界公民”、有深厚的心理學背景的哲學家在戰後發表了《德國罪感問題》、《哲學回憶錄》等一系列著作，從理性主義、人道主義、普世主義的角度深刻檢討納粹政治的心理因素及德國人作為民族和個人的罪感問題。
　
　　雅斯貝爾斯看到了反思極權政治的迫切性，同時又看到，對捲入納粹政治的一代人來說，這種反思是很艱難的。雅斯貝爾斯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把重建大學（包括教職人員的“去納粹化”）、培養新一代的國民與清算極權的影響、促成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新生密切聯繫起來。這就是為什麼作為新任海德堡大學校長的雅斯貝爾斯，在發表《德國罪感問題》的同一年，又寫了《大學的理念》一書，闡述他對大學目的與責任的看法。儘管德國人對納粹時代的反思起步艱難，但由於有民主體制對言論的保護，像雅斯貝爾斯這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觀點，這種正義的聲音不僅使人們不能輕易忘記過去，而且促使德國政府和社會在戰後的新一代趨於成熟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終於能夠直面歷史，對納粹極權的罪惡作出真誠的悔悟和譴責。一九七九年關於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紀實系列片《大屠殺》問世，並引起強烈反響，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儘管文革時期中國對人性的摧殘與納粹德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文革後中國社會對極權時代人性災難的反思與戰後德國相比，不僅有很大差距，而且近年來竟呈倒退趨勢，甚至有集體失憶的危險。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後，中共中央高層領導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開始動手清除中央內部的文革派，尤其是最忠實於毛澤東文革思想體系、在全國早已臭名昭著的“四人幫”。十年災難就此結束，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在以後的幾年中，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胡 耀 邦以現實主義、經驗主義挑戰毛澤東的文革意識形態和類似原教旨主義的“兩個凡是”方針，並為在文革中以至於文革前受迫害的大部分國家公職人員恢復名譽。同時，官方還在一定程度上對來自民間的“傷痕文學”和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的討論予以寬容。就當時中國的政治條件來看，這應該說是中國人反思文革的一個良好的開端。

　　但是，由於黨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不允許國家有健全的民主體制及隨之而來的言論自由，對文革的批評只能在官方控制之下進行。從黨的利益出發，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看得很清楚：作為一場延續了十年的浩劫，文革必須否定，否則黨的領導將失去合法性；但深入反思、徹底清算文革的問題又將有損黨的威信，甚至對黨的統治的合法性造成嚴重威脅。這就是為什麼中共中央正式否定文革的結論“宜粗不宜細”，毛澤東思想被稱作為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卻不能包括毛澤東本人最看重的文革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類似的矛盾之處在那篇里程碑式的文件（即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比比皆是。正是由於黨對權力的憂慮，即便在政治氣候相對溫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還是會有不斷的“春寒”，對文革的批評稍嚴厲一點（如仍屬“傷痕文學”的電影《苦戀》），就會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的帽子受到批判。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宣告了政治解凍的結束，從此文革研究在大陸也就成了禁區，觀點尖銳的研究著作和詳實的文獻資料只能在香港或國外發表。與此同時，政府鼓勵人們“向前/錢看”，這一政策在經濟上無疑是對文革的反動，但在政治上則難免犬儒主義之嫌，使人不再向後看；也就是說，不再反思文革，而且最好把它淡忘。
這種政策的實施應當說非常成功，因為它很快就造成了歷史遺忘的局面，如今中國的年青一代對文革那段歷史的了解幾乎等於零。這種情況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那時，如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雑憶》中所說，在文史哲傳統最為深厚的北京大學，學生們聽他談起文革，就已經覺得那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就像天方夜譚。隨著忘卻而來的是扭曲的記憶：如今很多人把文革想象成一個打擊貪官污吏、群眾揚眉吐氣的時代，一個沒有貧富懸殊、人人平等、人人生活有保障的時代。與此同時，多半由於受到西方左派文化理論中的文革情結的影響，知識界、學術界也有人寧肯無視本土的現實，扭曲事實真相，為文革辯護，說什麼八十年代出現的像“傷痕文學”那樣對文革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是老幹部和知識分子之類的“精英”階層對文革的控訴，廣大工農群眾並不認同，因為像合作醫療、赤腳醫生、教育改革之類的文革新生事物給大多數人帶來了很多好處……

　　且不說這一說法對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文革記憶尚存的中國來說是多麼荒謬，就算這個說法成立，難道許許多多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不足以證明文革的罪惡嗎？而且，堅持這種說法的人遮蔽了一個廣為人知、卻很少有人提起的事實：受迫害最深、人數最多、時間最長、命運最慘的社會群體並非幹部或知識階層，而是農村中那些“成份”不好的人及其子女，這些自土改以來最無助、最可憐、處於社會最底層、在文革中由於血統論影響連婚配都很困難的人，至今處於失語狀態。

　　我願意相信，民間出現的所謂文革懷舊，實際上是人們對當前官僚貪污腐敗、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等現象強烈不滿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不是真的懷念文革，真要回到文革時代。否則，我們將如何面對成百萬冤屈的亡靈、成千萬受到永久傷害的心靈呢（據官方統計，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及其親屬竟達全國人口的八分之一）？我們將如何面對自己的良心，從而顯示我們的民族已經不像當年魯迅筆下那些圍觀砍頭“壯舉”的看客那樣麻木不仁呢（且不說這一次我們所要面對的事實是：我們自己曾經參與到那“壯舉”之中，而不僅僅是“看客”）？
　
　　為了挽救文革記憶，為了反省那個狂暴、殘酷的時代，以使其永遠成為歷史，也有不少知識人一直憑著良知、頂著各種壓力、執著地工作著，比如《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王友琴教授。王友琴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走訪上千人，記下六百六十四位死難者的故事，編成一部珍貴的文革口述史，此書由餘英時、麥克法誇爾、蘇曉康三位作者作序，於二零零四年在香港出版。應當說，這個巨大的工程是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開始的：那天，身為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的王友琴目睹了這所全國最著名的女子中學的紅衛兵侮辱、毒打副校長卞仲耘老師的悲慘場景，卞仲耘在當天被活活打死。十三天以後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城樓上給他戴紅衛兵袖章的竟是一個來自此校的紅衛兵！毛澤東覺得她的名字“彬彬”太文雅，便說：“要武嘛”。瞬時間，紅色暴力席捲全國，無數教育工作者被學生揪鬥，慘遭虐待，許多人或被折磨致死，或不堪凌辱殘害之苦而自盡。這在以教育至上、尊師如父母而著稱於世的數千年中華文明中是史無前例的！

近期在香港出版的《血的神話》是又一部挽救文革記憶、揭示歷史真相的力作，它作所記錄的就是上文曾提到的、1967年夏秋之交發生在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的大屠殺，無辜被殺者九千餘人。作者譚合成先生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冒著政治風險搜集了數百萬字的歷史檔案資料，採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採訪的當事人和受難者家屬，寫下五十萬字的巨著，可以說是字字血淚。從不為人寫序的楊繼繩先生被此書震動，視譚合成為講真話、求真理的同道者，破例為《血的神話》作序。序中引用了一句當年道縣慘案的凶手多年後對一位上面派來的處遺工作組負責人的話：“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楊繼繩評論道：“這種專制土壤培育出來的愚昧而又野蠻的奴性，聞之令人魂飛魄散。這就是極權制度下的人性。”楊繼繩、王友琴、譚合成等學者都在不約而同地追問文革悲劇的具體的、歷史的、制度的原因。譚合成寫道：當年的凶手“與被殺者之間沒有什麼個人仇恨，然而是誰點燃了他們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誰打開了人的獸性之門？是誰發給他們刀槍，並賦予生殺大權？是誰灌輸給他們那麼多‘你死我活’的理論？”

　　同時，和《德國罪感問題》的作者雅斯貝爾斯一樣，他們也在思考中國人作為民族和個人的道德缺失問題，並召喚國人在對文革災難的自審和自醒中克服扭曲的人性，從而得到道德的新生。然而，與德國戰後的反思不同，中國眼下的現實卻是：真實的歷史淡出記憶，自審自省更無從談起時。譚合成寫道：

　　當時光進入到21世紀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越來越少地被人提及，電影、電視上偶爾出現的所謂“文革”鏡頭，也是如此粗淺和模式化，甚至成為某種搞笑的噱頭。須知那背後全部都是人命和鮮血！真的一點都不可笑。年輕一代連“貧下中農”、“四類分子”、“階級鬥爭”，這些三十年前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這篇歷史紀實中記錄的殺人理由講給他們聽，甚至可能被斥為“造謠”，筆者就親身碰到過這種事情。須知這些理由在當年剝奪一個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經綽綽有餘了。今天的中國在建摩天大樓，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送衛星上天遨游太空，在快速地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快速地遺忘著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雙重墮落的深淵滑行。我們這個民族，曾在絕對權威的蠱惑下經過一場昏天黑地的自相殘殺，剛剛遍體鱗傷地爬起來，還沒有認真地治療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傷痛，認真地檢視一下殘殺的真正原因，又一窩蜂地擠上了不知終點的欲望之車，將殘存的一點道義、良知，乃至羞恥都踐踏得一幹二淨。三十年前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整個國民性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舞台空間，表演得足夠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筆重大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都可以從中找到源頭和腳注。然而，我們錯過了療治民族心靈創傷的最好時機，也就錯過了中華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復興的最好機會。
　　
　　與此同時，中國的新左派異軍突起，為文革唱贊歌，為薄熙來的文革式“重慶模式”叫好。他們中的某些學者，也將德國與中國相比較，卻刻意回避納粹德國與中國文革的相似。比如，張旭東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一書中講“德國故事”，論述德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普遍性話語”的歷史批判和對德國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捍衛與發揚，從康德一直講到納粹的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並對後者的民主憲政批判尤為推崇。張旭東擔心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人會全盤接受以英美政治和文化為代表的現代性話語，將英美的特殊性誤認為普遍性，以至於失去中國自身的文化主體性。他從正面講“德國故事”，希望國人能以此為示範，回答當下“我們今天怎樣做中國人”這個問題。
　
　　針對張旭東對中國民族文化自主性的憂慮及其德國文化情結，高全喜在〈文化政治與現代性問題之真偽—兼評張旭東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一文中中肯地批評張文以文化化約政治和經濟，以至於完全忽視甚至遮蔽中國現代性的最根本的問題，即建立民主憲政制度的問題，並指出，由於經濟、政治方面的條件，近二百年來，中國和德國都是不得已被裹挾進以英美為代表的現代性浪潮，並不斷在這一普遍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努力尋求並保持自己文化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自己民族的精神與風範。

     然而，更為要害的問題在於，張旭東以當下中國的文化認同問題為出發點，讚美德國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連續性，只談二戰之前的德國，對納粹政治卻語焉不詳，並回避了納粹時期的大災難，也回避了德國民族對災難的記憶和反思，更沒有看到中國文革時期的納粹陰影以及文革後在記憶和反思這個重大問題上中國與德國的巨大差距。  

一個忘記過去的民族，將面臨重複過去的危險。大多數德國人看到了這一點，在行政上的“去納粹化”之後，在憲政民主制度之下，還開始了一個艱難的記憶和反思的過程，其中知識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中國呢？在文革問題上中國正在發生的忘卻歷史和扭曲記憶絕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的問題，而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記憶過去，正是為了當下和未來。如果在經歷了如此深重的人性災難之後，我們仍然看不到每一個個人僅僅作為人就應有的不可侵犯的尊嚴和權利，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在某種意識形態的感召、影響下都可以崇高的名義行暴、犯罪，那麼，僅僅放棄具體的文革意識形態、政策和行為，遠遠不能清除文革這種形式所代表的本質的惡。

　　在階級鬥爭理論偃旗息鼓後，民族主義（或所謂的“愛國主義”）成為新的專制國家主義統治意識形態。大國論和強國主義再次吸引了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而這些知識分子當中就有特別反感文革反思和文革批判的。他們所採取的話語策略之一就是用講述二戰前的德國故事來兜售“有中國特色”的國家主義政治和引導“如何做中國人”。殊不知民族主義蠱惑人心、挑起人與人之間的敵對和仇恨的潛力絕不亞於文革時代的階級鬥爭學說。若無全民的認真反思，誰能保證如今的民族主義不會煽起當年文革式的瘋狂呢？只不過打擊對象的指稱不再是“階級敵人”、“黑五類”、“牛鬼蛇神”，而是“漢奸”、“賣國賊”、“假洋鬼子”之類，而義正詞嚴的討伐者也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而是所謂的“中國人”或“愛國者”。所以，正如高全喜所說，問題不在於如何做中國人，真正的問題是，在什麼政治制度下做中國人，有沒有對個人尊嚴和權利的基本保障。在回避文革反思的同時，真正的如何做中國人的問題被刻意替換掉了。
　
　　在中國講述德國，無論是國家/民族社會主義的極權德國，還是極權以後悔罪中的德國，都是一種敘述，一個故事。戰前戰後的兩個“德國故事”中都有德國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這兩個故事前後相連，少了任何一半，德國知識分子介入德國政治的故事便不再完整。戰前戰後的兩個“德國故事”都可以成為中國的一面鏡子，是否完整地講述德國故事卻能照出兩種完全不同的中國影像。如果我們只講述前半個德國故事，那麼看到的將是如何走一條具有德國或中國特色的強國之道。如果我們前後相連地講述整個德國故事，那麼就能看到，這條強國之道是必須付出高昂的人道和道德代價的。即使許多曾經為這條強國之道所吸引過的人，在經歷了極權災難之後，也都不再把它視為一條幸福之道。

　　因此，我們不妨把“德國故事”當寓言來讀：它可以是政治文化意義上的一面風月鑒。（完）(收藏自 這個評論月刊 網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