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中國人骨子裏充滿了傲慢與偏見，這種態度充斥著時時處處，反映在方方面面。由於中國人對金錢、地位、榮耀的追求，中國人不僅對人傲慢，對神也是如此;對人不僅有偏見，對事也有偏見。春節的很多習俗就能證明這一點，而且大多數人實踐於其中還樂此不疲，這很能反映當今大部分中國人的心態。

我曾經作為一名這種文化氛圍中的參與者，很長時間沒有發現這個問題。等到我慢慢地成為這種文化的旁觀者，就發現其中的諸多不良之處。中國的春節恰好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察時機，在這個時候中國人爭相從外地趕回家去實踐和延續在中國固化很久的行為模式，你可以從中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無論是人際關系，行為方式還是思維方式，你可以看到的遠遠勝於我在文章中所描述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見《中國人的氣質》)在清朝末年對中國的觀察與我的觀察結果非常的相似，這足以證明中國文化的固定性，也表明了中國文化變遷的速度之緩慢。

春節盛行貼春聯、年畫和祈福，中國人喜歡在一年結束的時候收拾舊東西去迎接新東西，把很多積累了一年的東西妄圖在新的一年裏徹底消滅乾凈，希望在新的一年擺脫舊的一年的種種不好的東西，所以大家都是恭喜對方新年新氣象。中國人這樣的做事方式是以年來計時間單位的，有什麽事能拖就拖到年底，有什麽債能欠就欠到年底，等過了年再一次解決。或許中國人被這樣的行為方式麻痹久了，一個人這樣做不要緊，問題是全中國人幾乎都這樣做就有問題了。賢人做事都是以日為時間單位的——為賢如春長之苗，不見其長，而日日其增; 為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削，而日日其損。聖人做事就是以時時刻刻為單位了——《周易》有言：君子若夕惕，無咎。中國人做事有問題了不立即解決，非要拖到火燒眉毛了妄想畢其功於一役，怎麽可能不產生問題呢?就憑這樣的傲慢心態，新年也難得有新氣象。


中國人春節還必須要祈福，相互拜訪說幾句喜慶的話、貼個福字就算了，深夜竟還要排隊去上頭柱香，哪怕等上個幾天幾夜也沒有關系。中國人也敬神，家裏也會擺個牌位、屋內供奉個神明，不過目的不是為了信仰，而是為了給自己多多賺點運氣。中國人做事太形式化，歡送竈王爺上天，迎接竈王爺下地僅僅是為了讓竈王爺替自己說幾句好話。中國人總希望做個形式好的東西會自動出現，就連運氣也是如此，自以為做了以上這些事就會有神明保佑，新的一年裏就會運氣連連、心想事成。中國人的這種投機心理真是深入到骨髓裏面去了，做什麽事總想著先投機一把，缺乏一種針紮實幹的精神和態度，不成功的話再另求他途。殊不知把握住當下的時間和時機，勤勞努力才會帶來以後的運氣。即便以後真的有運氣眷戀著，當下不努力的話也會與運氣擦肩而過。就憑這樣的傲慢心態，神明不幫忙也是情有可原。不過竈王爺要是不幫忙，下場還沒有茶聖那麽慘。賣茶的人店裏會供奉茶聖陸羽，生意不景氣的話不給陸羽上香就算是夠意思了，不夠意思的還會直接潑他兩杯冷茶水來消氣。就這樣對待神明，沒有讓店家家破人亡已經是神明最大的恩惠了。

中國人還會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各式各樣的物品上面，剪紙、盆景、菜肴、紅包以及禮物等等，只要是件物品，中國人都能把它賦予一種含義——有很大偏見成分的含義，而且這種含義不到一定時刻是萬萬不可改變的。問題是中國人對物品的寓意大部分都跟金錢、地位、榮耀有關系，大家新年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恭喜發財”，接著就是“早日升遷”，再者就是“大富大貴”之類的話，然後還會有舞獅摘生菜、迎接財神爺的活動。我沒有聽說過新年見面的時候有誰說這樣的話：“祝您新年新知識”，“祝您新年多讀幾本書”或者“新年希望大家更加理性”等等，中國人拼命關注這些東西我相信讀者們都能有目共睹。《智慧書》的作者巴爾塔莎·格拉西安說：“一個人越多地關注外在的東西，他就會對自己內在的東西關註的越少”，這句話適用於當今的中國人就再好不過了。

中國人喜歡活在別人的生活裏面，對自己的生活卻視而不見。春節回家，中國人免不了聚在一起吃吃喝喝、串門坐一坐、相互之間也有了時間聊一聊。經過千難險阻的春運好不容易回到家，大家夥聊的內容仍然擺脫不了金錢、地位、榮耀的話題，仿佛中國人一旦缺少了這些東西就沒有話可以談一樣。一坐下來，大家立刻開始詢問對方的職業、收入、地位，然後相互比較來比較去，自身境況好一點的立刻在心裏會洋洋得意，自身境況不好的人在心裏灰心喪氣，但是大家仍然強打起笑臉扯東扯西。談完了自己，然後大家立刻把話題的對象轉移到其他人身上，開始評論別人的境況，誰賺的錢多了、職位爬的高了、誰現在混得好了、誰混的差了——這些內容也被盡收入到話題當中。

中國人生怕別人過的比自己好，又怕自己過得不如別人，真是為別人喜而憂，為別人憂而喜。這過得好不好的標準就是有沒有錢、有沒有權、有沒有勢。對那些現在有錢有權有勢的人，大家無不流露出羨慕之情;對那些現在遭遇到悲慘境況的人，大家不僅不會表現出同情，而且還會喜形於色——因為別人過的比自己慘，自己比別人過得好就會覺得非常滿意;一旦跟更好的人比，自己又經常心有戚戚，唉聲嘆氣。大家一起談到別人的生活的時候津津有味，越談越起勁，簡直是唾沫橫飛，酣暢淋漓。中國人一生為了錢權勢而活，從來沒有為自己活過，從來都癡迷於觀察、談論別人的生活，從來都不會想一想自己腳踏實地走自己的路，過自己的人生，享受自己的生活。

由於對金錢、地位、榮耀的追求，導致中國人的人際關系顯得十分畸形，即便是家庭親戚關系也是這樣。中國的人際關系的親疏遠近是根據錢多錢少、權大權小、勢眾勢寡來決定的。有的孩子在外一年沒有任何成就，父母都不會給他好臉色看;親戚之間沒有錢權勢的話，就不會相互往來。蘇秦身掛六國相印的時候感嘆：“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盡管社會變遷已經兩千多年了，但這句話仍不失其作用。現實生活中就是這樣的情況，大家不會把對方當做一個親人來看待，只會把對方物化成對自己是否有利的工具。你有錢有權有勢，我就跟你來往;你沒錢沒錢沒勢，那我們最好不要有任何關系——省得你來拖累我。人與人之間沒有任何尊重與包容可言，有的只是量化的交往標準。大家處理人際關系的時候都變成了一名會計，精心計算，誰有錢有權有勢就意味著誰的的戶頭上有大量的盈余，那麽就會有大量的利潤可言，然後大家就會如過江之鯽般湧向戶頭上多的人，至於親戚間的倫理情義就被擱置一旁，無暇顧忌了。

春節回家壓力最大的莫過於出門在外的年輕人了，大多數人是不會對年輕人口上、手下留情的，因為他們見不得年輕人沒有任何成就。年輕人一到家，長輩們開始家族式盤問：“今年賺了多少?”，“今年有沒有買車買房?”，“今年有沒有升職?”等等，一旦應答者說出自己的真實情況，於是大家夥開始東比較西比較，恨不得把應答者貶低的一無是處，說應答者沒能力沒條件沒資本，然後給應答者下個評論：“你這混的不行啊，沒車沒房沒錢你還能幹嘛?”，這樣讓應答者無地自容。本來高高興興地回家過年，結果就被周圍的人搞成了這樣的氛圍。人們評價一個人是有很大偏見的，標準不是這個人這一年自己在自己的領域內進步了多少，而是看錢賺了多少、地位升遷了多、榮耀變大了多少，完全沒有把應答者當做一個發展自己的人來看，沒有真正地尊重應答者。有的時候人們還會強迫年輕人做一些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比如喝酒、吸煙、打牌、打麻將等，一旦年輕人不會這些事，人們開始評價：“你連酒都不會喝、煙都不會吸還會幹嘛?”，“你連牌、連麻將都不會打，你還怎麽賺錢?”，於是又開始說他沒能力沒條件沒資本。這樣的情況導致回家過春節反而變成了忍受不尊重、忍受偏見的過程，真是讓年輕人痛不欲生。

中國人願意活在傳統裏面，極少願意改變創新。春節的習俗可謂是五花八門，有些習俗在現在看來簡直非常荒謬，但是大部分中國人選擇的是堅守這些習俗。比如大年三十不能往外倒東西、初一不能動掃把，因為這樣做會把財氣掃走——這還是跟錢有關;三十不能給狗剪毛，因為這樣會使自己來年職位不保——這還是跟權有關。我在上文說過，美好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奮鬥得來的，不是靠做幾個形式化的東西就能得到好的運氣的眷顧，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想求得一個心裏的安慰，不這樣做來年一整年的心情都不好——畢竟別人都這樣做了，你不這樣做總覺得缺少點什麽東西——最關鍵的是怕自己不這樣做，來年無錢無權無勢。

大部分中國人是非常知道怎麽給自己找舒服的人，而且知道怎麽把不讓自己舒服的因素和環境消解掉，轉變成讓自己舒服的環境。既然傳統的東西能給自己帶來很多好處——心理上的安慰、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一種讓自己舒服的環境氛圍，很少人會給主動自己找不舒服，有誰願意整天生活在痛苦的環境當中呢?這一點中國人領悟的非常到位，所以大家盡量去維護一種讓自己行為和內心都非常愜意的秩序氛圍，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做出改變，這在兩代人之間的矛盾沖突中十分明顯。在中國一般都是晚輩遷就長輩，很少有長輩遷就晚輩。即便是雙方相互妥協，也是長輩占據優勢，這樣帶來的結果就是在很多方面新一代人總與上一代人格格不入。長輩們一旦看到晚輩有不符合自己所維護的秩序的行為就會十分不舒服，就會千方百計地促使晚輩轉變自己的行為，使他們的行為方式歸於自己所維護的行為方式，這在婚戀問題上表現的尤為明顯。一旦年輕人決定晚婚晚育，或者不結婚不生育，眾多親戚鄰居就會如臨大敵，成群結隊地遊說年輕人，自主主張安排各種相親活動，絲毫不顧及年輕人的內心真實想法。對於他們而言，年輕人的這些行為代表著對一種傳統的、穩定的秩序的違反，這當然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盡各種方法使年輕人走上自己曾經走過的路，這樣一來大家就會覺得天下太平無事，就會心安理得的繼續生活。而自己卻不會改變，甚至連改變的想法都沒有，他們覺得有這樣想法的的人就是大逆不道的人，就是犯了“腹誹罪”的人。兩代人之間的沖突最終會以年輕人的勝利而告終，然而年輕人也會變成像他們的上一代人一樣的人，他們也會盡力去維護他們曾經贊成的秩序和傳統。大家所做的工作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是只關註自己的感受，而忽略了別人的感受。

柏楊先生有一本書是《醜陋的中國人》，寫的就是中國文化中種種不良的行為，最後歸結到一點就是中國的農業文化所造就的。柏楊先生這樣的評價或許有些偏頗，但是他至少揭示了產生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參與者，大多數是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問題的，一旦出現數量眾多的旁觀者，問題就會接連不斷的浮現出來。我們談論文化問題的時候其實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視角上，中國人就是這樣努力去實踐和參與這種文化的一群人，他們很少會去反思，而作為旁觀者就會發現這種文化諸多不良之處。參與者會因為參與而更加維護這種文化環境，最後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而內生的和外來的旁觀者卻是這種文化的毀滅者和重構者。中國的大部分矛盾就是這樣形成的——我想這不僅是整個中國的發生機制，也是整個世界的問題的發生機制，解決方法無非就是要麽東風壓倒西風，要麽是西風壓倒東風——無論是參與者的勝利，抑或是旁觀者的勝利都展現了社會不斷地變化與固守過程。時間在變，中國人也在變，但是唯一不變的就是這種改變的機制。

作為一名從農村走向城市的人，我本應該像大多數人一樣對農村懷有深深的依戀——去依戀那些一般所謂的農村的“淳樸”以及最能夠體現中國文化的農業文化。可是每當我春節回到農村時，我就發現自己能夠更深的理解農村。我從小就在外求學，遠離農村的時間和距離在慢慢地增加，我自己作為一名農業文化的參與者和旁觀者，這反而能讓我遠距離觀察農村，去發現農村到底是什麽樣子。這也加深了我對中國很多問題的認知，這讓我更深層次的理解了中國，理解了這個社會。我覺得誰能夠真正地理解農村，誰就能夠真正地理解中國的文化，也就真正的地理解目前中國存在的最根本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中國的傲慢與偏見的心態其實就是中國人小農思想的心態。中國歷來就是一個農業國家——當然只要有人在，農業就會永遠的存在下去。中國是一個小農文化的國家，這一點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多大的改變，即使遠離農村到城市生活的人，也還是延續了農民的生活、思維方式。農村只不過是一種人類聚居的組織形態，但就是這種組織形態造就了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也造就了中國人歷朝歷代的為人處事方式和心態。中國也有士君子為國為民的文化，也有扶濟蒼生的衛道士，但是這些根本無力改變在中國人心中已經長存的小農文化心理。中國文化雖然受到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響，但是從來就沒有被像一些學者描述的那樣被“西方化”或者被“蘇聯化”。盡管在經濟上是有西方的影響、在政治有前蘇聯的影響，但是在文化上中國一直就是在同化別的文化，很少被別的文化所同化，這一點只要稍微了解中國的歷史進程就會明白——無論是佛教或者基督教，佛教被儒家化，基督教歸於被政府的絕對的領導。中國農民頑強的生命力也造就了有著頑強生命力的中國文化，這種文化的進攻和防禦力量都非常強大。所以若是不理解中國的農民，就不會理解中國的社會。

雖然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路程進行了很久，以上這些東西也慢慢地在中國消退，但是在作為中國最大組成部分的農村卻被保留了下來。即便是管窺蠡測，我們也能從中發現具有中國真正特色的、原始的一些東西，理解這些東西對於了解目前中國社會的現狀和中國日後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幫助作用。既然是中國人，就要好好得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什麽樣子，以及以後會變成什麽樣子。
　　農村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農民的問題，農民構成了農村這個組織框架內的填充物，他們塑造著農村，也改變著農村。農民的生活方式和心態也就體現了農村這個組織的生活方式與心態。關於農村和農民這方面的論述很多，學者們皓首窮經的研究已經不容外人置喙。在這個問題上我的認知仍然是非常的淺薄，但是我只想把我自己的觀察呈現出來，去表明在一個經歷從農村到城市的人的眼裏觀察到的東西。

由於中國的小農經濟，中國的歷史進程就在積貧積弱中緩慢的前行，以至於封建專制社會持續了長達兩千多年。中國的民眾在歷史上長期存在生死掙紮的邊緣，生存意識非常強烈，在這一點上可以很容易的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由於面臨著生與死的選擇，中國的民眾唯有盡力爭取能夠夠讓自己活下去的最大的資源和機會，並且排斥其他人生存的資源和機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條鐵的生存主義深深烙在中國人的心裏，不管在什麽時候、什麽場合，只要是能夠讓自己活得更好，中國人會拼命的賺取這些資源和機會，而不顧及自己的消耗能力。自己這一代用不完就留給下一代用，關鍵是還害怕下一代不夠用，自己就更加拼命地增加資源和機會，不知帶適可而止。由於中國人評價人的標準在於很多物品的數量，而不是質量，所以越來越增加的資源和機會數量會反過來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和榮耀感，當然也會增加自己生存的機會——但是這一切會造成惡性循環，有錢的人會想著變得更加有錢、有權的會想著變得更加有權、而有勢的人會想著變得更加有勢，中國人的一生都是在為這些東西在奮鬥，對於自己的意義、自己的生活卻甚少關心，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追求錢權勢的過程就是自己的生活，就是自己這一輩子最應該該做的，而且是必須要加以實踐的。中國人是淳樸，對金錢的向往真的是非常淳樸，但是淳樸的未免有些可怕了。

大部分中國人只知道生存，不知道如何生活。生存主義在目前的中國人心中仍然占據著半壁江山——甚至會更大的比例，當一切為生存而考慮時，一切問題就變得非常簡單了。能夠讓人生存的東西是物品，能夠衡量一個人生存的狀況的就是物品的數量。所以大部分中國人陷於其中不能自拔，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部分中國人是不會生活的人，因為生活講求的是質量而不是數量，生活的質量往往與維持生存的物品的數量並不成正比例關系。由於目前中國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導致中國人的生存意識愈發強烈，今天中國社會物欲橫流我想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占據更多的物品數量也就意味著自己在社會有更多的機會、更高的地位，生存與物品有關，生活與心靈有關。當今中國人的心靈已經被扭曲的物化了，心靈的一切向物品看齊，導致本來應該生活的時候，卻變成了生存。人們相互之間物品數量的差距越大，生存的壓力就越大，生活的空間就越小。一切被生存占據的時候就是生活死亡的時候，那裏只有生存的幹枯荒涼，沒有生活的絢麗多彩。

要學會生活，改變中國人的心靈至關重要。至於采取何種生活方式，就像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金字塔需求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在滿足了生存需求之後，其他的幾種需求就看每個人的不同搭配比例了，不同的搭配比例展現不同人的生活態度。問題是中國人的私心太重，生存需求幾乎占滿了整個金字塔，給其他幾種需求留下的空間非常小。解決中國的問題就在於解決大多數人的生存和生活問題，目前在中國生存問題不僅慢慢回復，生活問題更是一團糟。由於環境汙染、安全威脅等問題，中國人的生存意識又在愈演愈烈，在這樣的境況下，談論生活問題根本沒有可能。

九十多年前毛澤東提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是為了解決大部分人的生存問題;七十多年前毛澤東提出“以城市包圍農村”，是為了解決大部分人的生活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們等了這麽多年仍舊沒有得到解決。以目前中國社會的境況來看，不僅生活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就連生存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尖銳，已經攻占這兩個問題的陣地現在在慢慢失守。至於如何重新攻占陣地，我覺得更多的需要政府的努力，尤其在中國這個堅持被領導的國家，沒有政府的努力，結果終將是一事無成。孫中山的臨終遺言到現在也應該深入人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15-03-04 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