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百年前，新文化運動以提倡白話、抨擊“貴族文學”起家，很容易被誤認為推崇通俗文化；可實際上不管是欣賞白話小說的胡適，還是倡導平民文學的周作人，“五四”先驅者全是不折不扣的精英文化代表。而物換星移，百年一覺，當初苦苦追求“通於俗”、“大眾化”的精英們，如今反過來，必須為捍衛自己的文化理想而抗爭。百年之間，中國精英文化為何走向失落？

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與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間的對話與轉化，是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側面。相對於秦漢或者明清這些大、小傳統交流較為暢通的時代，近百年中國雅、俗文化的急劇轉化仍是個無法回避的嚴肅課題。晚清維新誌士考慮的是如何使精英文化“通於俗”，以利於改良群治；如今“讀書人”討論的是在通俗文化大潮沖擊下，如何為精英文化保留一席地位。表面上還是雅、俗對話，可主動權和立足點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物換星移，百年一覺，當初苦苦追求“通於俗”、“大眾化”的精英們，如今反過來，必須為捍衛自己的文化理想而抗爭。這一大趨勢，說好聽是通俗文化的崛起，說不好聽則是精英文化的失落。

　　一、商品經濟大潮與通俗文化的挑戰

　　通俗文化的崛起非自今日始，精英文化的失落也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只不過千裏之堤潰於一旦，不免有點觸目驚心。1992年很可能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早已醞釀、積蓄多年的商品經濟大潮，終於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可。此後文化精英們所主要面對的，已經由政治權威轉為市場規律。對他們來說，或許從來沒像今天這樣感覺到金錢的巨大壓力，也從來沒像今天這樣意識到自身的無足輕重。此前那種先知先覺的導師心態，真理在手的優越感，以及因遭受政治迫害而產生的悲壯情懷，在商品流通中變得一文不值。於是，現代中國的唐·吉訶德們，最可悲的結局可能不只是因其離經叛道而遭受政治權威的處罰，而且因其“道德”、“理想”與“激情”而被市場所遺棄。代之而起叱咤風雲的是“躲避崇高”因而顯得相當“平民化”的玩主們，用王蒙的話說，“他們很適應四項原則與市場經濟”。

　　在中國，通俗文化的迅速崛起，與中共十四大確定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有關系。盡管在此之前，通俗文化其實已有燎原之勢，可真正解開魔咒，確實得益於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至此，官方意識形態方才正式認可了市場的這種文化選擇。連中宣部長也都大談起流行歌曲、迪斯科、武俠小說等通俗文化如何值得重視來，這在此前是不可思議的。對通俗文化采取“重視、支持、引導”的策略，除了強調“廣大群眾需要”還隱約可見“工農兵文藝”的遙遠回聲外，主要立足點是在促進“市場經濟”與“工業化過程”。市場需求和政府引導相結合，通俗文化焉能不如虎添翼？更何況近百年中國經濟、政治、教育等領域的發展，其實已經為通俗文化的崛起準備了足夠的外部條件。經濟的增長、教育的相對普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得文化消費的需求迅速增加。以報刊發行為例：晚清影響極大的《時務報》和《民報》，最高發行量都只有1.7萬份，而1993年中國發行量超百萬的期刊就有20種；1924年中國平均164人閱讀一份報紙或其它印刷物，而今天全國報紙發行量已達1.7億份。如此龐大的報刊產業，一旦真的被推向市場，通俗文化不愁沒有用武之地。在市場競爭中，靠增加信息量或提高品味遠不及突出娛樂功能來得便捷。去年年底各報大戰周末版和擴大版，今春又有不少“嚴肅”刊物改換門庭，靠的大都是“明星追蹤”，“熱點透視”以及無奇不有的“紀實文學”。如果再將已成規模的暢銷書生產線、流行歌曲排行榜、還有以播放娛樂節目為主的全國七百多家電視臺、五百多家廣播電臺考慮在內，通俗文化在數量上已占有絕對優勢。

　　與通俗文化的蒸蒸日上相反，精英文化日漸冷落蕭條。八八年初春，文化熱方興未艾，王蒙已看透熱鬧背後的蒼涼，討論起失卻轟動效應後的文學走向來。雖說“涼一涼以後才會出現真正的傑作”的預測似乎過於樂觀，“文學的黃金時代”也沒有依約出現；可文學熱在降溫這一總的判斷還是相當準確的。不過，這裏所說的正在降溫的“文學”，其實是指“純文學”或“高雅文學”；同期通俗文學不但沒有降溫，反而獲得長足的進步。1980年代後期純文學的衰落，可作為精英文化面臨困境的表征。只是由於突然的政治變故，人們往往習慣於將註意力集中在文化精英與政治權威的沖突上，忽略了市場為背景及動力的通俗文化的潛在挑戰。就在精英文化因受挫而迷茫、困惑並重新調整組合的幾年中，通俗文化卻因有利於創造祥和的氛圍與輕松的生活環境而被官方和民間所接受，並因此而得到迅速發展。一夜醒來，文化精英們面對已變得如此強大的競爭對手，一時啼笑皆非不知所措。有破口大罵其庸俗無聊的，有欣然認可其消解政治權威的，有步其後塵殺向市場的，也有冷眼旁觀穩坐書齋的。反應自是千差萬別，但有一點可能是共同的：通俗文化的崛起及其對整個社會生活的深刻影響不容漠視。

　　在市場競爭中，通俗文化因其娛樂性容易被一般受眾所接納，又因其復制性可以批量生產，就牟取商業利潤而言，精英文化決非其對手。在任何走向現代化的國家中，只要把文化推向市場，必然會出現通俗文化獨領風騷的局面。此前因政府幹預或意識形態對抗所造成的精英文化主宰社會歷史進程的“神話”，很可能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在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中，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各有其位置，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所謂的雅俗對峙與競爭，不應該也不可能走向誰家的一統天下。近年中國通俗文化的急劇崛起其實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驚異的是精英文化面臨此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時的舉止失措。

　　相對於大量作家經商、教授下海之類的社會新聞，《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一書引起的爭論或許更值得重視。因為前者畢竟只是個人的職業選擇，沒必要橫加褒貶；後者則顯示出精英文化對通俗文化的屈從，頗有象征意味。這麽一部平庸的通俗回憶錄（或稱紀實文學），就因為滿足了眼下中國人的發財夢，再加上成功的商品推銷術，以及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於是紅透了半邊天。此類讀物暢銷本不足為奇，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居然有著名評論家站出來斷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未來的文學應從這部書開始”；也有著名學術刊物發表專文論證此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所起的開拓作用”“不容忽視”。這些過於離譜的評價，似乎很難用“詩無達詁”來辯解。吳亮建議“批評界應當反省它的失職”，我則感慨面對商品經濟大潮中崛起的通俗文化的挑戰，精英文化竟如此無所作為。屈從於商品廣告和大眾輿論固然不足取；即便批評精當，也絲毫無礙此書的暢銷和傳播。文化精英的意見（除了能促銷者被廣泛傳播外），已經不為公眾社會所關註。真正影響大眾的文化消費的，再也不是訓練有素的藝術家和批評家，而是書商和大眾傳媒。比起排山倒海的廣告攻勢來，文化精英的意見實在微不足道。要不媚俗，要不沈默，明知《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的制作成功，是“對中國讀書界和批評界智商的侮辱”，可文化精英們幾乎只能袖手旁觀。最後引起公眾對此書價值的懷疑的，是一場近乎滑稽的文壇官司，仍然與文化精英的褒貶無關。

　　從“瓊瑤熱”，到“《渴望》熱”，再到《曼哈頓的中國女人》走紅，中國的通俗文化制作日趨成熟，已經不再需要精英文化的“引導”和“教訓”了。在市場競爭中，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間將日漸縮小，這點幾乎已成定局；再加上不少識時務者的臨陣倒戈，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精英文化的處境將十分艱難。從“化大眾”到“大眾化”，近年中國精英文化的明顯失落，似乎很難單純歸因於現代化進程的必要代價。這一雅俗易位的過程，有幾點“中國特色”值得註意。

　　二、文化精英的社會角色及經濟地位

　　百年中國，在雅俗對峙中，精英文化基本上處於主導地位。盡管在絕對數量上，通俗文化早就占有明顯優勢；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仍然系於精英文化的詮釋。清末民初的上海，各種或“品花”或“嘲世”的遊戲文字風行一時，追求的都是“一編在手，萬慮都忘，勞瘁一周，安閑此日”的娛樂效果。這一通俗文化潮流，同時受到兩種力量的夾擊。先是傳統士大夫斥責其傷風敗俗，若《遊戲報》主筆李伯元便受到“文字輕佻，接近優伶”的指控；後又有新文化人批評其拜金主義，若文研會和創造社聯手“攻擊《禮拜六》那一類的文丐”。“五四”以降，拜金色彩濃烈的通俗文化一直難登大雅之堂，很大原因是遭到新文化運動的沈重打擊。

　　新文化運動以提倡白話、抨擊“貴族文學”起家，很容易被誤認為推崇通俗文化；可實際上不管是欣賞白話小說的胡適，還是倡導平民文學的周作人，“五四”先驅者全是不折不扣的精英文化代表。他們與傳統士大夫在鄙視通俗文化的拜金色彩及娛樂取向這一點上取得共識；可在是否“文以載道”及載什麽“道”上卻大有分歧。也就是說，“五四”新文化的倡導者既反“國粹派”的“傳道主義”，也反“鴛鴦蝴蝶派”的“娛樂主義”，理由是前者“使文學陷溺於教訓的桎梏中”，後者則“使文學陷溺於金錢之阱”。這種兩面出擊居然大獲全勝，除了“新文化”本身的魅力外，其實得益於帝制覆滅後意識形態的松動和政治文化權威的真空；另外，也得益於其時孕育通俗文化的現代都市生活尚未普及。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中不少人此前曾在上海生活過，甚至《新青年》前身《青年雜誌》也是在上海創刊，可“新文化”作為一種思潮，則只能興起在商品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前帝都北京——除了其特有的強烈的政治氛圍、良好的人文環境外，更因其遠離商業氣息和通俗文化。

　　新文化運動輝煌的成功，在當今反抗流俗的文化精英看來似乎“神話”。歷史無法復制，那樣的“輝煌”大概只能有一次。“士”生今日，無力回天，不在於通俗文化是否必須排斥，也不在於遠比當年強大的通俗文化能否被排斥，而在於精英文化本身沒有能力重振雄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功，研究者一般都歸因於“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以及其蘊含的意識形態內涵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可我想補充兩點並非無關緊要的“細節”：新文化倡導者優越的社會角色和經濟地位。這自然是基於對今日中國精英文化困境的思考：知難，行亦不易——即便找到了“突圍”的最佳方案，能否實施也都大成問題。

　　在傳統中國處中心地位的“士”，進入20世紀，轉化為日漸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從晚清到二三十年代，知識分子仍然在歷史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其思想、言論及倡導的文化運動，仍是整個社會變革的導向，不管是北洋軍閥還是國、共兩黨，都不能不心存敬畏並有所顧忌。正如余英時指出的，這種文人振臂一呼武人倉惶失措的狀態，“除了因民族危機而產生的種種客觀條件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還托庇於士大夫文化的余蔭”。一方面是“士為四民之首”的傳統觀念，另一方面是“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西化狂潮，使得新文化人占據極有利的社會地位，出則可以組成專家治國的“好人政府”，入則可以評議朝政指點江山。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推行黨化教育，輿論日趨一律，新文化人處境也因而日漸窘迫；連大名人胡適也都喪失言論自由，余者可想而知。丁文江於是慨嘆我輩讀書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這一自嘲不幸而言中，此後20年炮火連天，知識分子微弱的聲音幾乎全被槍林彈雨所淹沒。195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更是江河日下，從反右到“文革”再到近年的反自由化，歷次政治運動的中心課題是以工農兵名義整肅敢於胡思亂想的知識分子。先有戰火的煎熬，後有政治運動的批判，日漸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已經沒有當年“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抱負與“振臂一呼江山易幟”的雄姿了。更可悲的是，幾十年宣傳教育的結果，一般民眾對知識及知識分子已經沒有敬畏和信賴之感，有的只是偏見和蔑視。1980年代初期曾經有過短暫的“科學的春天”，1990年代也曾重獎科技專家，可知識分子整體地位的提高，仍然停留在報刊的社論上。必須大張旗鼓地宣傳為“臭老九”摘帽，這本身就非常滑稽可笑。帽子好戴不好摘，更何況為知識分子加緊箍咒，符合一般民眾的“平等要求”。幾十年“工農翻身得解放”的意識形態宣傳，要求知識分子為其曾經有過的政治、經濟特權贖罪。近年雖說給了一個說法：“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可其文化上的優勢仍讓“粗人們”耿耿於懷。嘲弄知識分子於是成了最新時尚，文學藝術中“無恥且無知的讀書人”再次被拉出來祭刀。不同的是，此前的“祭刀”很可能是一種政治陰謀（如電影《決裂》、《反擊》），而如今則更多體現為平民百姓的潛意識。或許可以把這理解為通俗文化對精英文化的反叛，而王朔作品的走紅最能說明這一點。請看王朔的一段自白：

我的作品的主題用英達的一句話來概括比較準確。英達說：王朔要表現的就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因為我沒念過什麽大書，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這口氣難以下咽。像我這種粗人，頭上始終壓著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他們那無孔不入的優越感，他們控制著全部社會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使我們這些粗人掙紮起來非常困難。只有給他們打掉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

　　這種略帶玩世的反文化品格，時賢頗有冠以“後現代”的，套用王朔的話：“這是哪跟哪呀！”如此嘲弄理想、道德、知識和激情，固然有解構以往僵硬的意識形態及其塑造的文化偶像的作用，可“頑主”們推出的生活理想，一是對金錢的崇拜，一是沿襲此前工農幹部對知識分子的妒忌和蔑視。前者是商業社會和通俗文化的共性，後者則積澱著幾十年中國政治的風雲，更加發人深思。

　　半個世紀以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始終是歷次政治運動的中心課題。為了“徹底打破少數人對於文藝的壟斷，使文藝為最廣大的工農群眾所接受和運用”，文藝戰線開展了一系列鬥爭，“從一九五一年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經過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適、胡風思想的批判和胡風反革命的揭露，到一九五七年又進行了反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及其他右派分子的鬥爭，接著，進行了對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批判”。周揚在第三次文代會上描述意識形態領域的這一系列鬥爭時，似乎忘了此前有過對王實味、蕭軍的批判，當然也不可能預見到此後還有連他本人也被卷入的各種名目的大批判。這種並不溫文爾雅的“批判”，關註的並非“普及與提高”之類的枝節問題，而是政治權威不能容忍“文化貴族”們可能有的懷疑精神、批判眼光以及“主觀戰鬥精神”。這種沒完沒了的“思想改造”，不能說毫無效果，起碼限制了知識分子的獨立姿態，也大大削弱了一般民眾對“精英”的崇敬與信任。毫無疑問，此後還會有不甘寂寞的“讀書人”為抵制“流俗”而抗爭；但不管他們的姿態多麽優美，精神多麽崇高，都不可能再有“五四”新文化的“轟動效應”。精英已經不是當年的精英，民眾當然也不是當年的民眾，百年政治風雲，豈是三言兩語就能抹去？政治權威對精英文化施加“暴力”所造成的嚴重創傷，恐怕不是短時間內就能治愈的了。

　　除了文化理想，除了人格力量，精英文化之得以維持與發揚，還有賴於其“經濟基礎”。有錢有閑不見得就能有文化有教養，可文化教養的形成卻離不開金錢和閑暇。“五四”新文化人對其時上海灘頭通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遊戲”、“消閑”文學觀念背後的“金錢主義”；而避免落入“為金錢而藝術”陷阱的前提，是新文化人經濟上的自立。不要忘記其時大學教授（如陳獨秀、周作人）月薪三、五百大洋，而普通圖書館員（如毛澤東）只有八塊錢，而且後者還感覺“工資不低”。生活優裕的教授們為了某種精神追求和社會責任，集資辦刊物（如《語絲》、《努力周報》、《獨立評論》等），而且不取編輯費和稿費，這才可能真正做到“拿自己的錢，說自己的話”。文化精英的這種獨立姿態，既指向政治權威，也指向通俗文化。作為一種大眾傳媒，不用追求暢銷，不以牟利為目的，這才談得上貫徹某種文化理想。對於報刊編者來說，抵制流俗甚至比反抗政治權威還難，因為前者直接危及自身生存，而後者處理巧妙可以擴大銷路。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市場制約最大的不是報刊，而是演劇，因其直接面對觀眾的文化趣味及消費習慣。報刊可以贈送乃至自我欣賞，演戲則不能沒有觀眾。因此，“五四”先驅者在批判傳統舊戲和墮落了的文明新戲、宣布告別將看戲當作純粹消閑的時代的同時，必須提倡不受“座資底支配”的“愛美劇”（非職業的業余演劇）。不只是演劇，真正的藝術創造或文化革新，一開始很可能都是“愛美”（amateur）；過早的職業化或商品化，對文化藝術的獨立發展是一種損害。

　　1920年代的文人學者能為某種理想集資辦刊或從事愛美劇運動，而後人則沒有這種壯舉。並非後世的文化精英墮落平庸，不思奮進，而是抗戰以後知識分子生活待遇急劇惡化，日食三餐尚須籌措，自然沒有余裕從事不計功利的文化創造。胡適1946年回國，準備重辦獨立的文化刊物，可政治、經濟兩方面都不允許[25]。195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同人刊物沒有存在的可能，知識分子也沒有集資辦文化事業的經濟能力。“五四”作家喜歡寫作以人力車夫為題材的詩文小說，以表示對勞動人民貧困生活的同情；而今天中國都市中任何一個出租車司機，都可能會發表一通憐憫大學教授的宏論。文化精英經濟地位之所以急劇下降，有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也有政府決策的失誤。而這種局面，短期內無法根本扭轉。

　　無論是社會威望，還是經濟實力，今天的文化精英們都無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相比擬；而他們所面臨的作為競爭對手的通俗文化，又遠比“禮拜六派”或“文明新戲”強大。教育普及、社會安定，以及商品經濟發展，改變了以往的文化消費觀念，使得通俗文化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一趨勢不可逆轉。這裏討論的不是通俗文化有無歷史進步意義，也不是雅俗文化能否互相促進共存共榮；而是當代中國精英文化的過度疲軟，對整個民族文化重建與發展的潛在制約。

　　三、泛政治意識、革命崇拜以及平民文學的迷思

　　如果說商品經濟的繁榮與政治權威的高壓，是當代中國精英文化失落的外部原因；那麽，知識分子自身選擇的失誤，則是這一局面形成的內部原因。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後者更帶有中國特色，也更值得認真反省。魯迅當年告誡左翼作家，不要以為“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魯迅主要批評的是“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因而必須“特別優待”的幻想，我卻當作先知的“預言”閱讀。近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為“富國強兵”、為“民主科學”、為“文化革命”浴血奮戰，不期望“從豐報酬”，可也沒想到反而使得精英文化的處境日益艱難。單從社會進步或民主化進程的必要代價來描述精英文化的失落，未免過於樂觀，也過於“理性化”。眼看著好幾代知識精英，犧牲自己的品味，自覺地“平民化”，因而變得日漸委瑣，也日漸粗俗，在我看來是一種很大的失策。說這話並不意味著道義上的譴責，相反，我對這幾代知識精英的文化理想與激情始終抱很大的敬意。不過世紀末回眸，重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不免近乎吹毛求疵。

　　當我提到近百年中國知識精英之文化選擇的失誤時，包括其“泛政治”意識，“革命”崇拜以及“平民文學”的迷思。這種文化選擇，肇始於晚清，成形於“五四”，當初確曾生機勃勃，為古老中國的文化重建帶來某種希望；但1930年代以後逐漸暴露其負面價值，“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其影響至今遠未消失。

　　傳統中國的“士”，處於整個社會結構的中心，自然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晚清以降，治國平天下的“士”，逐漸轉變為學有所長的現代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以其所學（科學技術或文學藝術）貢獻於社會，當然也可能受到民眾的敬仰；可再也不是國家、民族命運的真正主宰。社會分化的結果，使得大部分文化精英對一時一地的政治決策，其實只能袖手旁觀。現代知識分子有其不同於傳統士大夫的歷史使命，很難說升降褒貶。可長期出將入相經世治用的歷史傳統，使得很多知識分子無法適應這一社會轉型，自我定位常常失誤。既然“我輩所學關天命”，當然不能滿足於只成為傑出的學者或文學家。不在政壇上馳騁便是“懷才不遇”，於是“投筆從戎”或“棄學從政”成為一種時尚。晚清還有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文學救國等口號，“五四”以後逐漸轉為只有政治革命才能救中國。知識分子全都成了專業或業余政治家，其憂國憂民的情懷固然令人感動，但這種對政治的過分關註，實在不利於正常的文化建設。胡適歸國之初，也曾“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目的是“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可不到五年，從“問題與主義”之爭，到“好政府主義”的提倡，再到親自起草《我們的政治主張》，胡適實在無法抗拒議政、幹政的誘惑。表面上是激於政府腐敗政客無能，深層原因則是傳統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及道德優越感。

　　鼓勵品學兼優的讀書人從政，可以提高政治家的文化素質；然而現代政治的運作，其實與讀書人的文化理想關系不大。也就是說，從政的精英能否發揮其所學專長，本身就大可懷疑；更何況這種“政治決定論”對正常的文化建設造成極大的沖擊。近百年中國知識者始終對“為學術而學術”或“為藝術而藝術”之類的提法不感興趣，主要不在於這些口號本身學理上的缺陷，而在於其避開“致用”因而無法滿足眾人“經世”的政治激情。王國維曾批評將學術分為“有用”、“無用”者為“不學之徒”，可“學以致用”乃本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潮。真能重求是輕致用，謀學術獨立者，實屬鳳毛麟角，且絕難為社會所理解。陳獨秀撰文專論“學術獨立之神聖”，但陳氏本人恰恰以政治名家；梁啟超主張真學者皆當“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那又近乎晚年一時沖動的懺悔，“明其道不計其功”並非梁氏的一貫作風；至於創造社諸才子的唯美主義追求，更堅持不了幾天，很快一轉而為革命文學的提倡。動蕩不安的時局產生安社稷濟蒼生的社會期待，再加上知識分子不切實際的自我定位，便形成了20世紀中國以文化學術為手段謀求政治改良的大思潮。這一思潮的“背面”，是對文化學術自身價值的懷疑。而這，顯然不利於沒有直接政治功用的精英文化建設。

　　“革命”，是本世紀中國最激動人心的字眼。“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 “革命”不只體現在政治上的改朝換代，而且落實為文化上的破舊立新。近百年中國文化思潮，也取“不斷革命”的激進姿態，所謂“文化保守主義”，始終只是極少數讀書人所願意堅持的立場。“六四”以後，知識分子對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有所反省，可文化上的激進主義卻依然故我。1930年代初劉半農曾慨嘆社會進步神速，“五四”時“努力於文藝革新的人”，如今被“一擠擠成了三代上的古人”。這話常被用來論證新文化的突飛猛進，我卻於浩歌狂熱中見悲涼。文化需要積累，精英需要培育；老是各領風騷三五天，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對文化建設未必有利。精英文化一方面體現為對傳統的維護與修正，一方面體現為對現有規則的反叛，二者缺一不可。既能守舊又能出新，是精英文化保持活力的訣竅。“革命”崇拜使得知識者忙於追逐新潮，決裂過去，唯恐落後於時代。這種心態，有利於激烈的“批判”，而不利於平實的“建設”。從世紀初對叔本華、尼采的青睞，到世紀末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的走紅，中國知識者似乎對反傳統反文化思潮情有獨鐘；而深刻影響整個現代中國命運的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種精采的批判哲學。政治上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與文化上的不斷反傳統，根源於同一種過分求新求變求異的文化心態。

　　毫無疑問，“反叛”與“批判”作為一種文化姿態，遠比“傳統”與“保守”有魅力。不論是其洞察世態炎涼人心險惡的深刻性，還是其橫掃千軍目空一切的人格力量，甚至還有其筆鋒常帶感情的論辯方式，對天生傾向於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都有絕大吸引力。“我們這時代是一個事事以翻臉不認古人為標準的時代。”“不認古人”並非故意數典忘祖，而是祈求一個更加盡善盡美的未來。為了實現某種虛幻的文化理想，知識者不惜一次次以今日之我非難昨日之我，實在無心也無暇停下來從事艱苦而平實的文化建設。因此，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化論爭與無數激動人心的文化口號，與相對蒼白貧瘠的精英文化創造，剛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直到今天，還有許多提倡通俗文化的文章，拉毛澤東工農兵文藝思想與“五四”先驅的平民文學主張做大旗，這是一個有趣的誤會。面對1980年代後期通俗文化的迅速崛起，政治權威和文化精英全都束手無策。喊了半個多世紀的“群眾喜聞樂見”，可群眾選擇的既非“工農兵文藝”，也非“平民文學”，而是以市場為導向的“通俗文化”，這才真叫“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同是追求“通於俗”，各家立場其實大有差異；之所以一下子扯不清，就因為三家打的都是“平民”的旗幟。

　　“五四”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口號是“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國民文學又稱為平民文學，關鍵在於“以普通的文體，記普通的思想與事實”，於是在邏輯上展開為對白話文以及寫實文學的提倡。可“五四”先驅者心目中作為德謨克拉西精神在文學界的具體體現的“平民文學”，既反“貴族文學”，也反“遊戲的文學”，因此絕非後世所說的“通俗文學”。1930年代左翼作家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是毛澤東工農兵文藝思想的理論前驅；雖在語言表達等方面設計了若幹接近大眾的具體策略，可主旨還是用精英文化來教育大眾。從郭沫若強調大眾文藝“不是大眾的文藝”，而“是教導大眾的文藝”；到毛澤東主張教育者應該先受教育，大眾化的關鍵是“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對知識分子思想覺悟和社會價值的評估天差地別，但借文藝教化大眾這一總的創作意圖卻沒有歧異。1980年代後期迅速崛起的通俗文化，既蔑視政治權威教化大眾的要求，又拋棄文化精英遠離銅臭的潔癖，從不諱言“迎合和媚悅大眾”，也不侈談“普及基礎上的提高”。要說“大眾化”，這才是真正的“大眾化”；此前基本上是文化精英和政治權威競相輪番“化大眾”。

　　明明是“化大眾”，偏要打著“平民文學”的旗幟，自然是托“德先生”的福。當初為了反對“僵死”的文言文學，胡適等人拼命突出“新鮮”的民間文學的審美價值，甚至將“白話文學”和“俗文學”視為中國文學史的中堅，以及新文學發展的主要動力。可以說，這與1950年代“民間文學主流論”的風行一時大有關系，起碼為其作了很好的理論鋪墊。後者因過於怪異而早被學術界所遺棄，只是學者難得尋根究源，辨析作為“五四”文學革命支柱的“平民文學”口號本身的理論缺陷。對精英文化價值的質疑以及對大眾文化口味的屈從，在“五四”精英對這一口號的闡釋中已初露端倪。隨著193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界的迅速左傾，“大眾化”成為一種時尚，為了適應一般民眾的知識水準和欣賞趣味，實際上不能不“俯就”和“迎合”。精英文化當然可以從剛健清新的民間文化學到許多東西，但這種“學習”不應該是強制性的。將“大眾化”作為必須遵循的紀律，不單壓抑了學者和藝術家的獨特才情，而且使整個社會的文化趣味日漸鄙俗化。

　　“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都是理想型概念，現實人生中存在的是大量過渡形態。所謂“精英文化的失落”，也只是言其大趨勢。或許時來運轉，經過這陣經濟大潮的沖刷，精英文化還有復興的希望。若如是，更應認真審察先驅者的足跡，以免重蹈覆轍。

（收藏自 2014-08-10 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810110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