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們面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三十周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二十周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沈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松。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在這兩個紀念日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裏，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畫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這冷冰冰的墓前沈默不語，耳朵裏卻響著我采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八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歷，直到今日，大約有四千人通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樂，卻能感受到引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記錄'文革'"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文革"已是一個歷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歷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歷史和活著的歷史。死去的歷史徒具殘骸而不能復生，活著的歷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歷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歷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文革"已然終結了。

本書附錄了二十名非"文革"經歷者——即1976年以後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語。它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悲劇總是在無知中反復，但不會在覺醒者中間重演。這也是我堅持要把這本書完成的深刻的原故。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要留出數頁篇幅，以尋求一位懺悔者的自白。盡管我說過："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我還說過"純潔的人生從懺悔開始，醜惡的人生自負疚結束"；盡管我也傾聽過一些良心難安的懺悔內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種不折不扣勇敢的懺悔者，還沒有碰到。何日何時，一個被良心驅動的人來叩響我的門板?我想，只有這種時候到來，我才深信不疑良知與文明已經全然返回——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社會。

當然，我不是責怪無辜的人民。歌德在談起他的德國民族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想起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可愛，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麽可憐。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恰恰相反，作為個人來說，人人都有弱點和缺陷，但作為整個中華民族卻是那麽可愛!

而"文革"，不僅調動了人性的弱點，如人的自私、貪欲、怯弱、妒嫉、虛榮，連人的優點，如忠誠、善良、純樸、勇敢，也化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兩極都被利用，才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然而，這樣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發揮起來，會煥發多麽宏大的創造力?這樣的希望不是已經從今天的現實中看到了嗎?因此，在終結"文革"的日子裏，我們不是喚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歷史的辮子去和一個政治的屍體較量，而是勇敢地面對自己，清醒地面對過去，去從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沒有雲翳的屬於明天的太陽來。

一句話，終結"文革"的方式，惟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