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筆者參加了韓國成均館大學的科研項目“當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這個項目由該著名大學的東洋哲學科承辦，資助方是韓國教育部。課題的目錄基本上是韓方提出的，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非常有趣。一直致力於中國思想研究、並在德國留學十年之久的樸商煥教授設定了四個主題，由中韓雙方各選定一位學者撰寫並在書中並置起來，這四個主題分別是――“文革大革命”，“實踐標準及白貓黑貓論”，“南巡講話”和“三個代表思想”。[1]
　　這種“以點帶面”的選擇，也大致呈現出了當自中國思想嬗變的基本脈絡。在與這些韓國的多所大學教授的交往當中，讓我深感國內外對“文革”研究的態度的差異，而今這種對“文革”的研究已經出現了兩種“基本範式”，亦需要加以解析。
　　一種是傳統的研究範式，可以稱之為“政治中心主義”的解釋。中國國內至今的文化大革命研究，還有海外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基本都承襲了這種套路，他們更多地將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政治鬥爭”的過程及其結果的統一。可以說，這種研究一直是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主流”，采取的更多的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方法，並常常采取了一種社會批判的極端態度。
　　另一種是新近出現的研究範式，可以稱之為“生產中心主義”的解釋，關註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動態關系。這種觀念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矛盾主要是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矛盾，毛澤東認定只有先解決“生產關系”進而“生產力”就自動發展了，[2]而劉少奇、鄧小平則認為發展“生產力”具有優先地位。這才是雙方鬥爭的焦點。無疑，這種觀點註重了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系，這恰恰是“政治中心主義”研究的盲區。
　　在我看來，這兩種解釋盡管都具有某種合理性，但似乎都不夠全面。的確，那種將文化大革命只看作是政治權力鬥爭的傳統視角，或者說“政治中心主義”的視角只能窺豹一斑，而特別忽視了經濟路線問題在其中占據的重要地位。而“生產中心主義”的視角則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種缺陷，但是這種“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張力結構，只適合於對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矛盾問題的闡釋。然而，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周恩來與四人幫之間的矛盾卻只能從政治權力爭奪的角度來看待，而且，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矛盾也包含重要的政治因素在其中。
　　況且，鄧小平的思想也是有一個轉變的過程的。其實，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局部“小型”改革，似乎還達不到“生產力中心”的高度，因為在當時整個社會的“政治為綱”的局勢下，鄧小平在當時也是沒有達到其後他所表現的那樣的“思想解放”――直接指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程度。如此說來，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當經濟建設再度成為中心任務的時候，鄧小平才能被認定為是一位比較徹底的“生產力中心主義”者。
　　所以，按照筆者所見，應當從“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現代性”(modernity)的張力結構出發，從歷史哲學的整體高度上來看待整個的文化大革命。因為，這種觀點既照顧到了“政治中心主義”的解釋，也看到了“生產中心主義”的解釋方面，並將它們都納入到整個社會歷史發展的框架當中來考量，這也許是一個全新的闡釋視角。
　　一方面，20世紀的中國要圖存和發展，就必須走一條追隨工業文明的“現代化”道路，其特殊性在於，這種道路是“後發式”的。[3]但另一方面，與“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同步，需要一種啟蒙的“現代性”來與之相匹配。
　　“現代化”這一過程就西歐而言，“開始於16世紀和17世紀的科學革命，17世紀英國和18世紀法國的政治革命，以及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期的工業革命，由這些引起的變化影響(或沖擊)了整個世界，形成了世界性的轉變，影響了全人類的相互關系，而且變化的速度愈來愈加強”。[4]這意味著，西方現代化之發軔，經歷了以現代科學技術為目標的“科學革命”、以民主政治為旨歸的“市民革命”、以產業工業化為核心的“工業革命”的三大步驟，而且，這三方面亦構成了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同時，現代化又以工業化為核心動能，以市場經濟為交往紐帶，成為深及社會各個層面、覆蓋世界各個角落的普遍化的發展趨勢，非西方的後發國家幾乎都不能逃脫這種全球化的浪潮。
　　在西方這種原發型國家，現代化是社會內部自發地生長過程;而在中國這類後發型的國家中，現代化完全是由西方舶來的，它們並非是自覺地而是被動地走上現代化道路的。這就是所謂歐洲“先發的”、“內源式”、“擴張型”現代化，與中國“後發的”、“外源式”、“防衛型”現代化的根本差異。
　　按照毛澤東的單純理解，所謂“現代化”就僅僅等同於“工業化”。因為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國早就從歷史經驗中意識到，落後就要挨打，意味著失去生存條件，這幾乎是所有謀求發展的人之共識。因而，至少對於後發國家來說，在其他國家不可能放棄現代化的條件下，現代化不僅是一種值得選擇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一種必然的、強制性的生存方式。傳統的農業治國的道路顯然不能迅速強國，只有發展工業才能富國強民(也包括國防方面)。所以，毛澤東才會以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唯一標準。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包括“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這四個方面，其實，所講的基本上仍是將各個領域都要納入到“工業化”的進程當中。
　　隨著歐美社會的“先發性”發展，現代化就與市場經濟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對現代化的理解都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說，他們還是要在計劃經濟的傳統體制下，來謀求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因此，也就只看到了現代化中的“工業化”內涵，而沒有看到現代化還有“市場化”的另一面。
　　在文化大革命中，雖然毛澤東與劉少奇、毛澤東與鄧小平在如何走經濟路線上都存在分歧，但是他們對現代化的理解確是驚人的一致，而且，都是要在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下來實現現代化。真正實現突破的，還是思想徹底轉變後的鄧小平。他在文化大革命後，意識到“市場化”其實應該是現代化中的應有之義，堅持的純而又純的計劃經濟體制並不可行，歷史上的“一大二公”、輕視集體經濟、消滅個體經濟的教訓是沈痛的，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的道路就此轉軌。
　　如果說，“現代化”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之前的中國基本上形成了共識的話，那麼，對“現代性”的探索在整個20世紀的中國卻是艱難的。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訴求主要是資產階級取向的;20世紀下半葉則試圖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來建構“現代性”，並試圖走一條中國自己的具有民族性(nationality)的道路。這兩種“現代性”的沖突，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被“虛擬”(而並不符合事實)地演繹出來，從而演繹出一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嚴酷的“階級鬥爭”。
　　從狹義上說，作為西方範疇的“現代性”就是指“啟蒙現代性”，亦即17世紀啟蒙時代以歐洲文化為主流的基本特性。在歐洲的歷史進程中，這種現代性是伴隨著現代化的興起而“同時性”產生的，作為一種現代社會文化的“新時代”精神的現代性，也是同現代化相互匹配的。然而，對於中國這樣的具有深厚民族傳統的東方國度而言，這樣的後發現代化的國家而言，現代化盡可直接去接受和拿來，盡可納入到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當中去;但是，現代性的舶來和重建問題卻更為復雜，這在20世紀“中西文化論爭”中足可以看到。[5]
　　可以說，20世紀上半葉，那種資產階級取向的“啟蒙現代性”是占據主流的，但是隨著無產階級專政在1949年取得中國的統治地位後，這種“啟蒙現代性”就一直成為批判乃至消滅的對象。顯然，就經濟基礎而言，20世紀50年代後的中國開始采取了公有制一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並逐漸地將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要素清除幹凈，建立政權後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在實現這一點。但必須承認，20世紀50年代後中國還是要建立一套“現代性”體系的，這種現代性體系不僅具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內涵，而且具有“走自己的路”的民族內涵，毛澤東的領導意誌裏面就充滿了民族主義色彩。
　　應當看到，毛澤東也是要建構一種新的“現代性”的，盡管也吸收了傳統文化的某些要素，但就整體而言，還是要趨於擺脫傳統而開辟出一條適合中國的現代性之路。但許多人並不這麼看，大陸學者汪暉就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現代性思想”，或者說，屬於“反現代性的現代化思想”。[6]這種看法就毛澤東思想的實施效果而言可能是不錯的，但是就毛澤東思想的本義來說，並非如此。按照我的理解，毛澤東所走的也是一條(廣義的)“現代性”之路，只不過這種道路不同於資本主義啟蒙時代以來的(狹義的)“現代性”之路，而且更加註重“反傳統”的“革命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的立場”。
　　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實現“現代化”的共同目標，毛澤東采取了一種堅決反對傳統的、“現代性”建構“先行”的路線，他從一種危險的“政治浪漫主義”出發，認定“抓革命”是“促生產”的絕對前提。毛澤東在1955年7月31日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就認定，“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7]按照這一極富“烏托邦色彩”的社會規劃，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試圖以“現代化”為重心的道路，特別是關註經濟建設為重心的路線，必然就被排斥和歪曲為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因為這種“現代化”先行的思路是與毛澤東思想根本反向和向左的。
　　這便是毛澤東與劉少奇、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基本矛盾所在，亦即“現代性”先行還是“現代化”先行的基本矛盾。
　　因而，經過毛澤東本人審定，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社論(《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三種刊物共同發表的社論)中，便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可以歸納如下：
　　①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樣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②“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③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④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⑤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⑥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8]
　　但必須看到，無論是“現代性”先行(毛澤東為一方)，還是“現代化”先行(劉少奇、鄧小平為另一方)，都具有兩個共同點：
　　其一，都要以“現代化”來富強中國，“富國強民”這個目標是絕對一致的，盡管雙方實現的道路是不同的，甚至在很多方面背道而馳。
　　其二，雙方實際上都是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盡管劉少奇、鄧小平及其追隨者被指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跟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只是在完全的公有制之下的一定程度的“小型”的經濟改革。
　　正是由於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閉關鎖國”和“經濟受阻”，還有美國與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及其集團“冷戰”的國際環境，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中國社會才會在現實的“現代化”的道路上受阻而出現徘徊，也同時喪失了追趕“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的歷史性機遇，同時，也宣告了毛澤東所構想出來的“現代性”思路並不完全適合於中國。
　　這裏，就要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產生和發展的國際環境。一方面，美蘇“冷戰”的大的國際環境，使得中國堅決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面，而對資本主義制度采取了敵對和攻擊的態度。但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在建國之初不得已照搬了“蘇聯建設模式”，但隨著與蘇聯關系的惡化，還有民族自信力的增強，中國還要走一條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對“非斯大林化運動”等國際風潮的回應中，由於斯大林後的蘇聯領導集團愈來愈向美國妥協，逐漸成為新殖民主義的同謀，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則堅持不應放棄鬥爭和反對國際施加的壓力，這些都為中國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外在的國際環境。
　　用文化大革命的語言來講，國際上“帝國主義”的重重壓力和封鎖，加上國內“資本主義”殘余和自發勢力的影響，形成一種中國需要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合力”。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國內就有人在外交路線上提出“三和一少”，亦即對國際帝、修、反要“和”，對世界人民的反帝鬥爭援助要“少”。這一主張，與當時國內政策中的“三自一包”，亦即著名的“自由市場”、“自負盈虧”、“自留地”和“包產到戶”，是相互應合的，但這種“市場化”、“單幹風”的初級傾向很快就在“反資”、“反帝”的浪潮中被殲滅了。
　　文化大革命鬥爭的主要雙方，一方要(從文化為開端)先實現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性”，從而希望由此自動地、自然而然來實現“現代化”，結果當然是失敗的;另一方則要求紮紮實實地實施“現代化”，“現代性”問題要隨著“現代化”問題的解決而來解決。當然，在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主要矛盾之外，在“政治掛帥”的文化大革命時代，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周恩來與四人幫之間的關系也構成了次要矛盾，只是這種矛盾是單純政治方面的，並不涉及到經濟與政治方面的相互關系和作用。
　　總而言之，“現代化”與“現代性”的摩擦和掣肘，才是文化大革命最深層的社會歷史根源，從這種歷史哲學的視角出發，似乎可以避免“政治中心主義”與“生產中心主義”兩種“文革”研究基本範式的缺失。
　　[1]本文的寫作得益於與樸商煥等幾位韓國成均館大學、嶺南大學和高麗大學教授的直接交流，與樸商煥教授的學術交流也進一步增進了友誼。2007年2月23日，筆者還曾受韓國成均館大學東洋哲學科的邀請在該大學作了當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專題演講，該文載於《粵海風》2007年第4期。
　　[2]李澤厚較早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先改變生產關系……後發展生產力”，見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頁。這種觀念在當代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被片面地發展起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語境下的返觀中可能被片面誇大，但在“文革”研究當中卻被普遍忽視。
　　[3]參見[美]艾愷(Guy S.Alitto)：《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按照艾愷的觀念，先發與後發這兩種不同的現代化模式裏，真正的原發社會轉型便只有英國、法國兩例，最多也只能將這個範圍限制在西歐。而其他國家的社會轉型，或多或少總是受動的，是在先行現代化國家的壓力下不得不進行的。
　　[4][英]布萊克(C. E. Black)：《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頁。
　　[5]王南湜、劉悅笛：《復調文化時代的來臨――市場社會下中國文化的走勢》，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癥結在哪裏――再看中西文化之爭》，第7-38頁。
　　[6]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見《90年代思想文選》，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頁。
　　[7]《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頁。
　　[8]《人民日報》，1967年11月6日。（共識網 2015-09-02）http://liuyuedi.blog.21ccom.net/?p=51

劉悅笛 : 學者，中國思想反思者，生活美學倡導者。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美國富布萊特訪問學者，北京大學博士後，曾任國際美學協會（IAA）五位總執委之一與中華美學學會副秘書長，Comparative Philosophy編委。著作有《生活美學》《分析美學史》《當代藝術理論》《生活中的美學》《藝術終結之後》《視覺美學史》《當代中國美學研究》《無邊風月》《世界又平又美》《美學國際》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Brill, 2011）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2014),《生活美學與藝術經驗》獲“三個一百”原創出版獎。翻譯維特根斯坦《美學、心理學和宗教信仰的演講與對話集》沃爾海姆《藝術及其對象》等5部，在《東西方思想雜誌》等發表英文論文十余篇，主編“北京大學美學藝術叢書”“美學藝術學譯文叢書”“生活美學小叢書”，在中國美術館等策劃多次藝術展（郵箱：liuyd121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