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外國語大學的演講

今天演講的題目原定為“中國現實與我的寫作之路”，可“中國現實”是個特別大的話題，我想誰都沒有能力來公正、全面地說清這一點。所以，我想把這個題目縮小一下，叫“‘烏托邦’籠罩下的個人寫作”。

談到“烏托邦”，我想有兩層意義，一是我個人寫作的烏托邦，二是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烏托邦。

個人寫作的烏托邦，是因為我希望從現實走進寫作中理想的夢境，希望現實中無法實現、無法得到的東西, 能在自己的筆下創造出來，通過寫作，實現自己的夢想和希冀。比如，我兒時崇拜我們村的村長的權力，希望自己長大後能夠當上村長，掌握一個村的百姓的生殺大權，可這個理想由於陰差陽錯而沒能實現，我就在我早期的小說中寫了各種各樣的村長的形象。

我寫過一個叫“連科”的鄉村青年，為當村長艱難的奮鬥過程。對鄉村村長這一形象進行了許多批判、嘲弄和可愛的描述。說句實在話，把我真正帶入中國文壇的，正是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寫作的與村長、權力和家族有關的那批中篇小說，如《兩程故裏》和“瑤溝系列”。後來，我把“瑤溝系列”合編為一部長篇，叫《情感獄》，這本書在中國已多次再版。

現在看來，這批中篇小說，寫得幼稚、笨拙，但也寫得充滿真情、投入，很感人，給我贏得了許多讀者，他們把所謂“作家”的帽子，戴在了我的頭上。現在回憶起來，20多年前把我推入文壇的，表面看來是這批小說，實際上，是我個人烏托邦的夢想。如今，我已經對權力感到厭惡和恐懼，你讓我去做一個可以說一不二、有些封建專制的一號國家領導人，我會毫不猶豫；去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號人物，我也會毫不猶豫；但讓我去當一個省長、市長，我一定會再三猶豫，前思後想。

為什麽？因為我小的時候，希望在現實中當村長，可在我個人的烏托邦的夢境中，我是想當皇帝的。少年時期，我曾多次做夢，夢到我和毛澤東下棋。和毛澤東下棋並不可怕，可怕、可敬的是在夢中，我把毛澤東給下輸了，他把國家領導人的位子輸給了我。我還夢見過我和清朝或是明朝的皇帝們打賭下棋，結果同樣是他們輸了，他們把皇帝和宮殿，全都給了我。

同學們，你們想，我的夢境烏托邦是要當皇帝的，你現在讓我當省長、市長，我能不猶豫嗎？可是，這樣當皇帝可能嗎？萬萬不可能。因為不可能，我就在小說中創造和實踐，比如對愛情的理想烏托邦、對田園的理想烏托邦、對山水的理想烏托邦、對金錢與財富的烏托邦等。總之，一切少年的美好欲望，因為不能實現，都成為我理想的烏托邦，都在我的筆下遭到了批判或頌揚，哪怕是批判得不夠深刻和有力，頌揚得有些美麗而矯情。

就這樣，我就在我的小說中描繪愛情、欲望、權力、金錢、女人、性、河流、土地、田園、房舍等等，或者謳歌，或者鞭打，或者是一種說不明的復雜和扭曲的展現。但是，這時就有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你的小說既是你個人實現或不能實現的烏托邦，那它為什麽會那麽的注重中國的現實以及和你個人幾乎無關的一些事情呢？為什麽你的小說在形式上雖然個人化，可在內容上會那麽現實化、社會化、荒誕化、寓言化呢？這就關涉到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歷史的烏托邦和現實的烏托邦。

因為，自己少年時期滿腦子都是個人的烏托邦理想，和同類易聚、同根易親一樣，待我長大之後，尤其是經過了10年“文革”，忽然間，又跨入了30年的中國的改革和開放時期，這就讓你能更切實、親近地體會到中國社會的烏托邦性。

原來，新中國的現實和歷史，也是一個烏托邦接著另一個烏托邦。

關於新中國歷史，從1949～1978年的這近30年時間，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可以從各種角度去解讀、剖析和評說，但我作為一個從小就充滿烏托邦理想的小說家，其感受就是一句話：那近30年裏，我從出生到長大，充滿著理想的烏托邦，而我的親愛的祖國，也和我一樣，和一個幼年的孩子一樣，充滿著理想的烏托邦。我的理想是當皇帝，可這個民族的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

我為了當“皇帝”，在部隊做過各種各樣的事情，荒誕的，可笑的，令人作嘔的。比如，在學雷鋒運動中，我為了獲得領導的表揚，曾經在晚上睡覺時，把連隊的掃把藏在被窩中，這樣第二天軍號一響，我就可以掃地了；而沒有掃把的戰士，就只能站在邊上看我掃地。其結果就是，在晚上連長、指導員的評比中，我受到了表揚。受到了表揚，我就成積極分子了，就距離提幹、入黨近了那麽一點點。別忘了，我想當“皇帝”，入黨和提幹是一個開始，是萬里長征中的第一步。還必須知道，“學雷鋒”並不單單是做好人好事，它還是社會主義的道德積累，是共產主義的道德建設。

這就是說，你個人烏托邦的實現之路，必須在新中國烏托邦的實踐中實踐和進行。可是社會的烏托邦，前30年是實現共產主義，為了實現共產主義，中國人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革命、鬥爭、批判、運動，這中間不知死過多少人，流過多少血；有多少無辜的生命，成為通往共產主義路途邊的墳丘和野草。然而，中國終於從那個烏托邦的夢境中醒了過來，開始了改革開放、發展經濟。

今天，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30年，經濟上確實蓬蓬勃勃、發展迅速，有錢的人確實過上了“皇帝”的生活，沒錢的人，也確實不會再像“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那樣受苦。關於中國的富裕，關於中國經濟的強大，關於中國的未來，因為我兒時的當“皇帝”的烏托邦理想沒有實現，沒當上“皇帝”，就沒有能力把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可是，經過了這30年，我目睹了這個國家的變化。我為這樣的變化而欣慰。然而，在這種變化中，我隱隱地感覺到，中國是從一個烏托邦中醒來，又走進了另外一個烏托邦。從共產主義烏托邦中退出來，又一步跳進了“資本主義的烏托邦”，跳進了一個新的烏托邦。

這個新的烏托邦所帶來的災難，我認為已經開始在中國社會中顯出端倪。比如近年中國的沙塵暴、大臺風，冬天時南方有大雪災，而北方卻少有飄雪。20世紀90年代連續出現的大洪水，新世紀頻繁出現的礦難和“黑磚窯”事件，還有什麽非典、禽流感、口蹄疫、手足口病……關於這些，我已經談了很多，舉了很多事例。

這些事例，從表面上看，有許多的“偶然”成分，但把這些“偶然”合起來看，有沒有必然成分呢？這種必然和今天中國的飛速發展，和13億人口的“小康”、“中康”、“大康”的烏托邦夢境，有沒有關系呢？是不是一種新烏托邦夢的病癥，在一個民族身上發作的開始呢？

還有人心，可怕的人心。

共產主義烏托邦時期，中國人都有“集體主義”思想。現在，在新的富裕和強大的烏托邦的夢境裏，我們現在只剩下了私欲主義……

關於新的烏托邦夢境，我認為有兩種情況，一是我在杞人憂天；二是大家都還在夢中沒有醒來。在生活中，我願意做前者。在寫作中，我注重後者，哪怕我看到的是片面的、錯誤的、偏激的，但它是我個人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是我個人面對現實，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發出的聲音。這個“個人的”，是寫作中最為重要的。所以，我的寫作，就一直是在烏托邦籠罩下的個人寫作。我的語言、結構、敘述、故事、人物、形式等，包括我對現實的認識和寫作態度、寫作立場及文學的表達與追求，其實也就是一句話：“烏托邦”籠罩下的個人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