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是一種有別於“歷史”的社會群體自覺意識，集體記憶總是發生在特定的人群範圍之內，不僅不在無限範圍中被普遍認同，而且還會受到一些群體外力量的抵制或壓制。因此，集體記憶也常常被研究者稱為公共記憶、社會記憶、文化記憶、團體記憶、歷史意識、記憶鬥爭等等。

作為一個抽象的人群，“集體”並不能像個人那樣進行一種可以稱作為“記憶”的認知心理活動。集體不能回想往事，只有具體的個人才能有這樣的思考行為。因此，集體記憶不是由集體來進行的活動，而是個體在集體中的個人活動。參與集體記憶也就是選擇加入一個集體，自我認同為這個集體的一個成員。當一個群體有它自己的集體記憶時，外在於它的其他人可以理解和尊重，但卻不能真正分享這種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是一種有別於“歷史”的社會群體自覺意識，集體記憶總是發生在特定的人群範圍之內，不僅不在無限範圍中被普遍認同，而且還會受到一些群體外力量的抵制或壓制。因此，集體記憶也常常被研究者稱為公共記憶、社會記憶、文化記憶、團體記憶、歷史意識、記憶鬥爭等等。

作為一個抽象的人群，“集體”並不能像個人那樣進行一種可以稱作為“記憶”的認知心理活動。集體不能回想往事，只有具體的個人才能有這樣的思考行為。因此，集體記憶不是由集體來進行的活動，而是個體在集體中的個人活動。參與集體記憶也就是選擇加入一個集體，自我認同為這個集體的一個成員。當一個群體有它自己的集體記憶時，外在於它的其他人可以理解和尊重，但卻不能真正分享這種集體記憶。…

摘要：本文立足干哈布瓦赫傳統下的集體記憶研究範式，重點反思社會記憶的權力觀和社會決定論問題，並試圖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對個體記憶的關注上。在此，遭遇到記憶的微光，它多存在於個體記憶之中，往往出現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縫隙之間，一般而言，是社會決定論與能動個體之間碰撞的產物。記憶的微光之於強勢的社會記憶研究範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暫時不能構成一種獨立的記憶類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種記憶的存在狀態，提示著被忽視的現實洞察。

就是有那麽一些經歷，它們是無法交流和無法傳達的。我們雖然能將它們加以互相比較，但只能從外部進行比較。從一定經驗自身來看，它們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經歷知識的不可交流性，卻是無法超越的。 ——賴因哈特·科澤勒克(轉引自阿斯曼，2007：7)…

(四)個體策略的作用

在談到知青一紅衛兵經歷的時候，知青ZSS具有非常清醒的意識，即意識到自己講的內容可能不客觀，並指出，幾乎所有的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給自己正名。

ZSS：等你聽幾百個人談文化大革命的事，你才能得到比較客觀的結論，要不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來看文化大革命。 也許當時不是這樣的，其實當時也許就是覺得該“破四舊”，現在看來都認為自己受壓。…

值得注意的是，ZSS在當年僅是初中生，之後沒有受過進一步的教育，自參加工作之始就是一名司機，現在仍在一家公司裏做司機。即便這樣，他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仍然具備了完全的反思能力，不遜於所謂的“文化人”。我們認為，作為事件經歷者的個體，其完全有能力反思自我的經歷，並能恰當地使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達成某種共識(或共謀)，如ZSS對於自己紅衛兵經歷的敘述。面對提問者，對於自己當年是否參加了紅衛兵這一事件，他的迂回講述與其說是一種自我辯解，不如說是與集體記憶的妥協。因為，當下語境對於紅衛兵的記憶形象(可以將其看作一種集體記憶)是否定的、不積極的，所以，ZSS很難說出自己當年做紅衛兵對於自己的積極意義。

事實上，在所謂的集體記憶中，充滿了個人的策略，這包括知青對於當年“如何下鄉”的講述。關於下鄉時的想法，如今的回憶多是“大勢所趨、不得不去”，可是在一些人的講述中，也不乏個人的主體性。…

摘要：本文立足幹哈布瓦赫傳統下的集體記憶研究範式，重點反思社會記憶的權力觀和社會決定論問題，並試圖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對個體記憶的關註上。在此，遭遇到記憶的微光，它多存在於個體記憶之中，往往出現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縫隙之間，一般而言，是社會決定論與能動個體之間碰撞的產物。記憶的微光之於強勢的社會記憶研究範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暫時不能構成一種獨立的記憶類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種記憶的存在狀態，提示著被忽視的現實洞察。

就是有那麽一些經歷，它們是無法交流和無法傳達的。我們雖然能將它們加以互相比較，但只能從外部進行比較。從一定經驗自身來看，它們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經歷知識的不可交流性，卻是無法超越的。——賴因哈特·科澤勒克(轉引自阿斯曼，2007：7)…

記憶是一樣弔詭的東西，當記憶力運作良好的時候，記憶的重要性就會被人忘記；當失去了記憶力，也就是失憶的時候，才知道記憶的重要。沒有了記憶，人就連日常生活，都不能好好運作。這種個人記憶的特點，是否也同樣適用於集體的社會？

香港居民幾個月前還是日常使用的舊中環天星碼頭，一直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小部份，不值一提，但近月天星碼頭的拆卸，卻掀起軒然大波，引來社會群眾的反對。天星碼頭被認為是香港人集體記憶的一部份，連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

(三) 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共謀關系

我們可以從布迪厄的解放社會學那裏得到啟示：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聯可能是共謀的。

在布迪厄等看來，社會學的解放性和慈悲性在於，“使那種未被闡述、倍受壓抑的話語昭然若揭……協助被訪者發現和表述他們生活中所存在的慘痛的悲劇或日常的不幸背後所潛藏的規律，幫助他們擺脫這些外在現實的禁錮和襲擾，驅散外在現實對他們的內在占有，克服以‘異已’的怪獸面目出現的外在現實對人們自身存在之中的創造力的剝奪”(布迪厄、華康德，1998：263－278)。…

2、權力觀的繼續：一種對立視角的批判

(1)民間記憶與官方記憶對立的虛假成分。在權力觀下，存在著民間記憶與官方記憶的對抗性視角，在一些情況下，其表現為大眾和精英的區分，筆者認為這樣的對抗或者區分有時候是虛假的。在做知青記憶研究的時候， 當提到“青春無悔”是知青的一個主流記憶模式時，很多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否是一個知青中的精英記憶模式?我們認為，這樣的提問方式，事實上，也是在覆制精英與民眾(抑或所謂國家視野和民間視野)的對立立場。

可以看到，這樣的區分明顯受到所謂“常人視角”的影響。例如，口述史研究者往往認為他／她是站在了底層民眾的立場上，…

方慧蓉(1997)在做口述史研究中遇到了“無事件境”的窘迫。面對研究者提出的“訴苦”議題，飽受苦難的被研究者卻“訴不出苦”來，似乎無話可說，於是，口述者和研究者都窘迫。這樣一種發現，也是深深嵌入權力範式之中的。在土改時期，事件紛繁，為什麽普通人的記憶卻出現了“無事件境”特征?對於“無事件境”的命名，可窺見研究者的權力研究路徑，從這個角度而言，是對權力範式的依賴；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命名，轉而從生活的層次，對權力範式提出了挑戰，也就是那些不依存於權力而展現的姿態，在權力範式下成為“不可見的”部分，而在非權力範式下，其可能展現出另一種記憶形態，暫且稱之為“記憶的微光”，其地位之“微”與集體記憶及其權力觀的強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或許其對於認識類似西村婦女自我與周遭世界的倫理學意涵具有重要意義。

2、權力觀的繼續：一種對立視角的批判…

(二)權力觀照下的社會記憶研究

1、社會記憶研究的權力觀

關於社會記憶研究，台灣學界的傳統大多圍繞著“族群”展開，因此，這一脈研究明顯帶有政治身份色彩，如王明珂等的一些研究。大陸的社會記憶研究，基本上也拷貝了這樣一種模式，即做社會記憶的研究者往往將記憶的政治問題置於核心地位，研究者關註的問題主要有：歷史與記憶之間的聯系、記憶的選擇與組織、傳授歷史和保存記憶、“記憶的責任”問題： 記憶為誰服務等等。這些主要問題中包含了一個基礎而核心的問題，即記憶中的權力問題。因此，關於記憶的權力範式是最需重提和反思的範式。…

事實上，即便是他們共同面對的“集體記憶”，在兩個個體對話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即使都吃過苦，但苦是有差別的。

如WCR所在的村在山裏，那裏沒有車，所以幹什麽都得“靠兩個肩膀”，不管什麽，都得“往肩膀一摜，擡著就走”。這個肩膀就承受了另一個知青所沒有承受過的痛苦。ZSS沒有體驗過這種苦和這種活，因為ZSS所在的村在平原，做這種活不靠人力。…

5、記憶微光的倫理學意義

記憶微光的提出，亦可以使我們反思對記憶研究的一貫的政治學解讀，記憶的倫理學得到強調，即從理解自身人手，有一些呈現為心智的活動，抑或情感的表達。在細化和深化記憶微光的時候，我們可以從這個路徑人手，如同柏格森以不同於塗爾幹的方式去認識圖騰制度一樣。

我們認為，隱隱的記憶微光揭示了可能被遮蔽的痛苦或感受。如同方惠容研究中“無事件境”下的那些西村婦女的生活痛楚，知青ZSS並沒有作為主要事件表述的個人病痛，以及普魯斯特對“小瑪德萊娜”點心茶的奇跡般感受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記憶微光是射進來的一束光，是認識世界的一條線索。…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南京大屠殺已經成為具有象征意義的關於二次大戰的集體記憶。二次大戰在中國一直是以“抗日戰爭”來稱謂的，戰爭期間發生在南京的殺戮成為中國教科書的內容，形成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還是不太久遠以前的事情。

大多數具有群體凝聚力的集體記憶是創傷性的（歷史學家諾維克（Peter Novick） 稱之為“悲劇”記憶），而共同情感則是群體記憶的凝聚力所在。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和人道罪行的集體記憶是一種叫“悲憤”的共同情感來凝聚的，這也正是當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唱出的。對日寇的痛恨和悲憤凝聚了“中國人”這個群體，不然這個群體內部的仇恨、對抗和分裂就會佔據上風。因此，在大講階級鬥爭的歲月里，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是難以納入超越階級對立的集體記憶的。…

三、有關記憶微光的解釋

(一)“記憶微光”的提出

在關註宏大歷史與個人遭遇的記憶研究思路中， 我們可以看見記憶的微光，它或存在於集體記憶之外，或與集體記憶交織在一起而不被註意，如個人的病痛記憶。在知青記憶研究中，知青ZSS對於下鄉經歷中的個人病痛的記憶栩栩如生。問題是，這些記憶並沒有單獨出現，而是與能夠引起關註的某類事件關聯在一起，如在談到是否能“回鄉”看看的時候，ZSS講到了自己的病痛障礙。…

【文化研究學會•2003 年年會暨「靠文化•By Culture」研討會文章】 （論文尚未定稿，請勿徵引）

本文乃是以「集體記憶」為案例，討論台灣社會中對於某一特定觀念的接 受情形，並由此對自身所處的文化提出觀察與省思，以避免自然主義式的態度成 為文化的慣性，繼而模糊了台灣社會的迫切問題與實質焦點：欠缺自己自足的完 整理性。在研究中，本文指出台灣關於集體記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學、歷 史學，與傳播學等三個學門，相關研究也多能以台灣社會的現實案例出發。只是 此概念的使用情形，多數偏向於描述性的借用，所採納者亦多屬於字詞上的第一 層意涵，亦即是我們共同所經歷的事物；而忽略了它的第二層象徵性作用，亦即 集體記憶在文化上可以扮演的積極功能：釐清台灣社會中對於過去的各種論述與 態度，並反省研究者自身在看待此一議題上的思索。文末，作者主張要建立起台 灣社會中獨立自主的理性，並對各種論述觀點採取一視同仁的對待，以避免集體…

(三)社會學範式之外的啟示

心理學研究的記憶問題給社會學的記憶研究帶來了直接的啟示，恰如哈布瓦赫對心理學記憶研究的體悟。有關記憶問題，不僅存在心理學研究傳統、哲學思辨傳統等，文學也有其思考。當然，文學領域內關於記憶的體察大多體現在作家們的小說中，其之細碎足夠稱得上“微光”，其細微更可能被認為瑣碎，不過，其對現實的洞察是不容忽視的。也就是說，面對記憶這一人類共同的體驗(經驗)，其他學科，包括文學的理論洞見甚至感悟，不應該排除在社會學研究素材的之外。

社會學文本的固定格式往往局限了研究者和閱讀者的視野。…

4、記憶的想像性與記憶的微光

記憶的想像性被不同的人群提起，其有如錢鐘書在《寫在人生的邊上》重印本序言中所言，“我們在創作中，想像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幹脆不來什麽緬懷和回想了”。記憶確實因為想像力而變得有創造性，不過這種枝蔓正是我們探尋原由的社會事實。…

(二)記憶微光的界定

社會記憶研究拷貝了社會學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不會忽略家庭、社團、親屬網絡、政治組織、社會分層和國家制度等權力因素對記憶建構的影響(景軍，1995)。研究者們往往著眼於追憶(remembrance)的社會基礎。對此問題的嘗試性解決，哈布瓦赫是比較成功的，他也為後來者帶來了研究傳承，使得社會記憶研究在社會學研究中凸顯。他開創了社會記憶研究的學術傳統，其貢獻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他的思路也是套在研究者身上的枷鎖。

在記憶關聯社會的問題視野下，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大社會下的記憶，記憶的微光就顯得更加微弱了，那麽微光能給我們提供什麽?…

埃斯基尼斯的申辯演說有助於我們對該問題的討論。首先，埃斯基尼斯同樣強調民眾關於公民大會演說場景的集體記憶。《論使團》(On the Embassy)第12—19節敘述第一次使團之前雅典人的商議過程，(24)埃斯基尼斯指出，“你們所有人都記得”(hapantas humas…mnēmoneuein)當時公民大會的場景，同時使用第二人稱覆數的表述方式，優卑亞使節“在你們面前進行匯報”(humin apaggeilai)，弗呂儂(Phrynon)“請求你們”(edeito humōn)向腓力二世派遣使節，“你們被說服”(peisthentes d’humeis)，科忒西豐“向你們匯報”(apēggeile p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