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學範式之外的啟示

心理學研究的記憶問題給社會學的記憶研究帶來了直接的啟示，恰如哈布瓦赫對心理學記憶研究的體悟。有關記憶問題，不僅存在心理學研究傳統、哲學思辨傳統等，文學也有其思考。當然，文學領域內關於記憶的體察大多體現在作家們的小說中，其之細碎足夠稱得上“微光”，其細微更可能被認為瑣碎，不過，其對現實的洞察是不容忽視的。也就是說，面對記憶這一人類共同的體驗(經驗)，其他學科，包括文學的理論洞見甚至感悟，不應該排除在社會學研究素材的之外。

社會學文本的固定格式往往局限了研究者和閱讀者的視野。 事實上，如果我們有更廣闊的視野和研究胸襟，對記憶這個難以琢磨的現象進行真誠的探索，或許可以發展出更具洞察的視角和理論。

1、記憶是一個方法論

記憶有時候被當成一種方法論。莫洛亞在《從普魯斯特到薩特》中指出，“隨著普魯斯特的作品的誕生，就有了通過無意的記憶來回憶過去的方法”。這種方法，即某種記憶的再現(這裏是普魯斯特的無意記憶)，被吳曉東(2001：7)稱為“回憶的方法”。

如果記憶研究一定被認為是處理關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系研究，那麽可以說，記憶是現在處理過去的方法。這種觀點，在某種意義上，表達出記憶是一種社會機制的觀點，它可以生產和再生產某種意義，而這種生產本身離不開社會情境及其過程。

這樣，記憶就不僅僅是一個被解釋變量了，它成了一個解釋變量，即用無意回憶去解釋過去發生的事情，記憶成為了一個機制。

2、文學素材與社會學研究

普魯斯特的“無意的記憶”，事實上被反覆解讀為“氣味和滋味”。這樣的“氣味和滋味”可能只有在文學的描寫中才被視為合理，在社會學研究範式中，這樣的描述至少被認為是不規範的。

對於類似問題，人類學所持的態度還比較開放。劉珩(2008)提出，“民族志與文學文本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將二者的風格並置一處對雙方都會產生全新的洞見”。劉珩引用赫茲菲爾德關於“氣味”的文學描述，來強調民族志進行文學細節式的描寫，使我們有機會接觸到更普遍的社會策略和日常的言語方式，從而將人類學從對社會制度和結構的“偏愛”情結中釋放出來，接受“異質雜陳”的個體和集體能動性的檢驗。

問題是，在社會科學規則大行其道的今天，社會學“有沒有可能像文學一樣有勇氣進行鮮活生動的人物及性格描寫”?盡管在已有的研究中，文學作為素材還比較常見，如歷史學家王笛在《街頭文化》中所做的研究，法學家蘇力對元朝戲劇《竇娥冤》的法社會學解讀。不過，筆者還註意到，這些學者使用文學素材時比較謹慎，或僅將已有的文學作品作為佐證，甚至是“佐料”，如王笛在書的序言中所反覆強調的：在使用文學素材時一定要註意使用的條件。但是，使用的條件是什麽，已有研究並沒有明示，尚需更多的實踐參與和理論思考。

在社會記憶研究領域，問題的核心依然是，社會學的記憶研究是否也有這樣的勇氣來實踐這樣的方法?在記憶問題上，我們不乏多姿多彩、旁逸斜出的實踐，而是缺少如何閱讀這樣實踐的新方法，自然就缺乏了相應的新結論。

3、文學家的記憶姿態

在《追憶逝水年華》中，“回憶”成為普魯斯特的生命形式，而無意記憶(或日非自主記憶、不由自主記憶)勾起的是一段往事、一個場景或者一種思緒，那泡著“小瑪德萊娜”點心的茶對普魯斯特而言，是一種奇跡般的感受：

我渾身一震，我註意到我身上發生了非同小可的變化。一種舒坦的快感傳遍全身，我感到超塵脫俗，卻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覺人生一世，榮辱得失都清淡如水……那情形好比戀愛發生作用，它以一種可貴的精神充實了我。盡管普魯斯特距離當年的經歷已經很久了，但是，

氣味和滋味卻會在形銷之後長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毀，久遠的往事了無陳跡，唯獨氣味和滋味雖說更脆弱卻更有生命力；雖說更虛幻卻更經久不散，更忠貞不矢，它們仍然對依稀往事寄托著回憶、期待和希望，它們以幾乎無從辨認的蛛絲馬跡，堅強不屈地支撐起整座回憶的巨廈。

其間的生動微妙之處是社會學家無法觸及的。雖然，文學家向我們展示的似乎完全是個體性的生命記憶，而且，似乎完全來自個體的心理體驗，不過，我們依然可以得到事關“真相”的啟示。我們發現，這樣的記憶事實上是一種“彌漫”性的，如吳曉東(2001:5－7)所言，很少有人會命令自己先回憶什麽，再回憶什麽，最後回憶什麽。在文學家筆下，往昔的記憶在我們的回憶過程中呈現出的往往是一種混沌狀態，甚至是共時狀態。

可以看到，在普魯斯特如此個體化的記憶中，個體卻不盡然具有完全的主動性，“心理時間”也不盡然把握在回憶者的手中。在這些普魯斯特“不知出自何因”的混沌記憶中，社會學家試圖尋找記憶的秩序問題，即記憶的社會性特征，如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研究的嘗試。不過，我們會發現，小點心茶的味道和滋味，在社會記憶研究的權力機制下，是無法得到滿意解釋的；甚至，在社會學的記憶描述中，如此微妙的“味道和滋味”，會被完全遺漏掉，恰如時光之煙消雲散。

對於這個問題，布迪厄、華康德(1998:271－272)也比較警醒。他們曾經談到，作家可以幫助其避免唯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對科學工作的見解中所暗含的那些監督和預設。而朋友的一個故事性的敘說，也使他“非常清晰地意識到，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所心滿意足的那種線性生活故事，完全是人為制造的”。

普魯斯特的方式，一再表達出個體記憶的強大性，這對於偏重集體記憶傳統的社會記憶研究而言，是一種悖反，對“如何走出集體記憶研究範式”這一問題構成啟示。

4、記憶的想像性與記憶的微光

記憶的想像性被不同的人群提起，其有如錢鐘書在《寫在人生的邊上》重印本序言中所言，“我們在創作中，想像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乾脆不來什麽緬懷和回想了”。記憶確實因為想像力而變得有創造性，不過這種枝蔓正是我們探尋原由的社會事實。

記憶的想像性透露出那麽一絲記憶的微光(李陀，2006)——記憶是脆弱的，同一個事件，它會成為變幻不定的版本。回想一下口述史的視角，同一事件不同人的版本對“真相”的干擾，以及對“真相”的理解的改變。類似的記憶想像和“捕風捉影”的記憶敘事，可能被研究者作為枝蔓而舍棄。事實上，此舉扼殺了“記憶的微光”；這樣去想像記憶的人是有其原因的，但不管什麽原因，是需要我們詢問的，這個詢問需要真誠和耐心。

這是記憶呈現的一種方式。對於這種潛藏的“社會事實”，研究者應該給予其言說的空間，記憶的面孔就這樣豐滿起來。當然，你也可以說這些表現手法將它複雜化、細碎化了，甚至誰都難以把握它了，社會科學研究者完全有可能這樣說。不過，在文學家這裏，記憶的形象卻恰恰如此，筆者認為這也可能是最接近常人意識深處的一種記憶。如果對記憶的理解有了問題，那麽最可能的問題是，社會科學學者將記憶研究簡單化了。我們需要記憶的“具體化”，抽象是記憶研究的敵人。

不可否認，記憶的深邃性對於社會記憶研究者而言，確實需要那麽一種擅於挖掘的心力。挖掘的時候，我們應時刻警醒，但也應有這樣的心態：我們總是感覺自己沒有窮盡過去的事件所說的事情，因為，親歷者本身在某種角度上是無限的。

延續閱讀～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1）
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1-893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2）
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2-512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3）
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3-895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4）
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4-825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5）
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5-443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6）
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6-809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7）
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7-514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8）
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8-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