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記憶的想像性與記憶的微光

記憶的想像性被不同的人群提起，其有如錢鐘書在《寫在人生的邊上》重印本序言中所言，“我們在創作中，想像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幹脆不來什麽緬懷和回想了”。記憶確實因為想像力而變得有創造性，不過這種枝蔓正是我們探尋原由的社會事實。

記憶的想像性透露出那麽一絲記憶的微光(李陀，2006)——記憶是脆弱的，同一個事件，它會成為變幻不定的版本。回想一下口述史的視角，同一事件不同人的版本對“真相”的幹擾，以及對“真相”的理解的改變。類似的記憶想像和“捕風捉影”的記憶敘事，可能被研究者作為枝蔓而舍棄。事實上，此舉扼殺了“記憶的微光”；這樣去想像記憶的人是有其原因的，但不管什麽原因，是需要我們詢問的，這個詢問需要真誠和耐心。

這是記憶呈現的一種方式。對於這種潛藏的“社會事實”，研究者應該給予其言說的空間，記憶的面孔就這樣豐滿起來。當然，你也可以說這些表現手法將它覆雜化、細碎化了，甚至誰都難以把握它了，社會科學研究者完全有可能這樣說。不過，在文學家這裏，記憶的形象卻恰恰如此，筆者認為這也可能是最接近常人意識深處的一種記憶。如果對記憶的理解有了問題，那麽最可能的問題是，社會科學學者將記憶研究簡單化了。我們需要記憶的“具體化”，抽象是記憶研究的敵人。

不可否認，記憶的深邃性對於社會記憶研究者而言，確實需要那麽一種擅於挖掘的心力。挖掘的時候，我們應時刻警醒，但也應有這樣的心態：我們總是感覺自己沒有窮盡過去的事件所說的事情，因為，親歷者本身在某種角度上是無限的。

5、記憶微光的倫理學意義

記憶微光的提出，亦可以使我們反思對記憶研究的一貫的政治學解讀，記憶的倫理學得到強調，即從理解自身人手，有一些呈現為心智的活動，抑或情感的表達。在細化和深化記憶微光的時候，我們可以從這個路徑人手，如同柏格森以不同於塗爾幹的方式去認識圖騰制度一樣。

我們認為，隱隱的記憶微光揭示了可能被遮蔽的痛苦或感受。如同方惠容研究中“無事件境”下的那些西村婦女的生活痛楚，知青ZSS並沒有作為主要事件表述的個人病痛，以及普魯斯特對“小瑪德萊娜”點心茶的奇跡般感受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記憶微光是射進來的一束光，是認識世界的一條線索。

這樣，個體就不再總是呈現曖昧不清的形象，對生活的解讀也不再總是呈現為幾根架子支撐起來的結構(或制度)，個體命運的東西也會在其中彰顯，盡管後者對於研究者而言，往往呈現出一種“深淵”的狀態，但是，這可能是我們達致那種“活的”現實的一個有效路徑。

四、結論

筆者對社會記憶研究的範式進行某種角度的反思，並無意否定已有的關於記憶的研究。事實上，在已有的成果中，對記憶的根本問題的追問是值得肯定的，如歷史與記憶的關系問題、記憶與社會制度的關系問題等等。

本文主要從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關系角度，試圖對已有的社會記憶研究範式進行一定的反思，並對社會記憶研究範式遺漏的記憶微光進行嘗試性的闡釋。

(一)對記憶微光的總結

對於“記憶的微光”，我們認為它是存在的，而且構成了對現有研究狀態的一種反思，可以認為它參與處理的類似一種斷裂關系，如記憶與現實之間的斷裂、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斷裂等。

首先，它是靈動的，它不局限於社會學傳統過度關註的集體記憶之中，而更多地以個體記憶的面目出現；為了更充分清晰地闡發記憶的微光，本文給予個體記憶更多的關註，並認為研究者應該適當地從集體記憶轉向個體記憶，而不僅僅在學科範式內進行思考。

其次，記憶的微光也不總依附於社會記憶研究的權力範式，如方慧蓉的“無事件境”，在權力觀線索下，我們並沒有看到一個明顯的“力”的作用使西村婦女生活條理化、“事件化”，因而，在這樣的視野中，她們的生活就是“混沌”的狀態，是無事件的。但如果我們看到內在的記憶微光(它可能遊離在權力視野之外)，那麽這類人的生活狀態可能會有其他的線索。作為研究者，可能恰是因為沒有給予她們一個講述的“動力”，沒有體察到她們生活領域內的記憶微光，才沒有展現她們生活的“隱秘”，才發生了“無事件境”窘迫。

再如知青ZSS對自己身體病痛的回憶。這種普遍存在的個人化的痛楚，盡管在很多時候不便示人，可是，隱藏著的個人痛楚，卻往往會成為他／她講述的動力，甚至是他／她講述與之相關的、也是我們關註的宏大歷史的動力。

普魯斯特所回憶的點心茶，展現了回憶的美好，這恰是因為他感受到並抓住了那種“氣味和滋味”。在這一刻，甚至可以說，這與作家普魯斯特的想像力或者才氣關系並不是很大，其決定性因素在於他體察到了回憶的線索——“氣味和滋味”。由一個物件勾起對一段往事甚至一生往事的回憶案例，即使對於常人也並不少見。在“記憶微光”的思路下，我們恰要找尋這樣的線索和思路。

(二)記憶微光對於社會學範式的意義

筆者所論述的“記憶微光”，更多的是從個體記憶角度人手，並認為集體記憶研究思路下的個體記憶表述對個體的主動性(如個體創造和反抗)關註不足。盡管現有的社會記憶研究中不乏“最具個人化的講述”，但個體記憶中所透露出的記憶微光，又往往消散在社會學範式下的分析中。在社會學範式下，社會學家似乎永遠無法走進、也不屑靠近文學家所描摹的那類個體記憶。社會記憶研究提出記憶的“社會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個人記憶中的反思性作用，“社會性”的想像往往認為，與社會無關聯的個體化記憶應該歸之於心理學或者文學領域。

事實上，如果我們對個體記憶中蘊含著的豐富思維給予一定的關註，並在其中找尋線索，那麽社會學的記憶分析，會呈現非常多的關於個體主動性的東西，而不總是陷入社會決定論的陷阱。於此，我們也可以在更廣闊的意義上思考社會學的分析對象和領域問題，即那些非常個體化的、看似與“社會”無關的東西，是否應該總被排斥在視野之外?

50年前，米爾斯提出了“社會學的想像力”這個重要概念，他建議將私人生活中的個人困擾與社會變遷和歷史制度建立關聯。事實上，這也是針對個人困擾的社會想像力，即將個人困擾社會化。今天，在社會學學科日益成熟，社會結構、歷史聯想泛濫的時候，我們也有必要反過來，凸顯那些看似與社會無關聯的“個人困擾”，以增進對個體主動性的認識，這是本文提出“記憶微光”的另一個緣由。希望這不僅不妨礙社會學家們的社會關懷，反而使社會學家們更清楚，對於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諸多個體困擾，社會結構(制度)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從而對結構力量的局限有更清醒的認識。

(三)對記憶微光的進一步討論

首先，很多時候記憶的微光甚至是社會結構所不能網住的那部分，如普魯斯特的回憶方式。恰恰是這點，我們認為記憶的微光參與了對當代社會學理論中所反覆討論的重要概念——主體性或能動性的思考。

其次，此文的討論沒有將記憶的微光置於一種“道德”立場，如一些學者對於盧旺達在種族屠殺後、柬埔寨在紅色高棉清洗後，以及智利在軍人獨裁統治之後的社會記憶特點進行的反思和研究，這條線索同時也是社會權力之於記憶(記憶的政治學)的問題，與記憶的微光(偏記憶的倫理學)並不構成直接和必然的關系，故不在本文討論的範疇。

最後，提出記憶的微光是為了對抗對人類記憶的結構式解讀，而這種解讀在很多時候甚至成為庸常的“八股”。此舉可能是確立一個學科地位的最簡捷方法——其最容易被評估和評判，但是，對於學科發展未必是一件好事。盡管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的原意並非如此，甚至他就是在強調社會結構的意義，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他提出的“想像力”的概念，對於反抗自身也提供了思路，即那些非結構性的力量對於社會學的啟發作用。我們反思社會學研究現狀的時候，往往會對“套路”膩煩，有時候甚至感覺是社會學想像力的枯竭所致。究竟去何處找尋想像力之源，這需要一個超越學科界限的反思。

恰如法國認識論傳統的重要人物巴什拉所指出的，科學的成就就是不斷與各種根深蒂固的常識觀念相決裂的產物(轉引自李猛，1999：266)。社會學在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中，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套路，如對社會結構給予的偏愛並造成它的強勢。當然，在這個問題下，我們同時要警惕：認識論的障礙總是成對出現的，造成非此即彼的虛假對立，而科學的發展就是要同時克服兩方面的障礙(巴什拉，2006：16；李猛，1999：267)。

在社會記憶研究領域，個體記憶經常被研究者提及，不過，一般都作為集體記憶的影子出現，是依附性的，它的主體性也以一種與“結構”、“集體記憶”對照的方式呈現的，而不是獨立的。我們一般只能在“縫隙”中找尋這樣的存在，因此，“記憶的微光”這一概念，其存在的意義並不微小。

在社會學學科話語(如結構主義)之下，“記憶的微光”顯得非常弱勢。這並不是因為它天生就居於弱勢，而是在“偏見”之下它顯得“氣餒”。在結構的力量之下，個體的主動性能夠走多遠?這個問題的核心甚至就是社會學理論中有關結構與能動性關系的根本所在，而這樣的問題，並非一篇反思社會記憶研究的文章所能完全解決的。（愛思想網站 201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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