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共謀關系

我們可以從布迪厄的解放社會學那裏得到啟示：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聯可能是共謀的。

在布迪厄等看來，社會學的解放性和慈悲性在於，“使那種未被闡述、倍受壓抑的話語昭然若揭……協助被訪者發現和表述他們生活中所存在的慘痛的悲劇或日常的不幸背後所潛藏的規律，幫助他們擺脫這些外在現實的禁錮和襲擾，驅散外在現實對他們的內在占有，克服以‘異已’的怪獸面目出現的外在現實對人們自身存在之中的創造力的剝奪”(布迪厄、華康德，1998：263－278)。

這樣的表述假定苦難群眾自身與外在的“異己”之間是一種對抗關系，但事實並不如此簡單，布迪厄也講到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共謀的種種事實。恰如在“文革”中，那些受陷害的人往往也參與其中，於是被害者也是施害者。這樣一種辨證的關系，並不是僅從道德角度就能解釋的。

其他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也往往如此，統治的過程可能就是在兩者的互動和共謀中完成的，也就是說，個人與大歷史之間並不總是表現為對抗、補充等關系。因此，“解放社會學”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幻象，被奴役可能就是通往解放的道路。

早在“總體戰”之前，日本婦女就意識到“戰爭對婦女參政有好處”，一些女權主義者也早有“利用戰爭”的想法。

歷史告訴我們：以獲得市民權為目標的女權主義積極支持了戰爭。

婦女們也期望通過與丈夫同等參加集會提高主婦在家庭中的地位，通過加入地方組織來提前一步實現婦女的公民權。

歷史中女性主體的恢覆，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追究女性的歷史責任。女性不僅僅是歷史的被動受害者，也是能動地創造歷史的主體這種觀點，與要追究女性的歷史加害責任是連在一起的。(李小江，2006)

當社會的評價標準將家務勞動排斥在“社會價值”之外，女性的解放道路顯然也會存在於她們被壓迫的社會之中。婦女走向社會，並利用這個方法使自己的地位得到提升，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抵抗可能走向異化，而屈服也許是通往解放，這就是被支配者的兩難困境，他們也無從擺脫這一困境(布迪厄、華康德，1998：25)。這個結論雖然有些悲觀，卻暗示了一個現實，即個人為了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以獲得個人的歷史／社會地位，個體與集體之間可能會達成一種共謀關系。也就是說，個體完全具備一種主體性，即從集體記憶中獲取資源，來討論個體的歷史問題，或者從個體記憶中獲取資源，去修正集體記憶的輿論。

正如我們訪談的知青ZSS，他談及紅衛兵經歷時總是閃爍其辭，開始說自己當年沒有參加紅衛兵，後來又說自己參加了另一種類似組織“造反派”，再提到多數人最後都參加紅衛兵了，這樣“在外邊有事兒有點靠山”，他還稱，1966年一造反，他就加入“造反派”組織了。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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