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權力觀的繼續：一種對立視角的批判

(1)民間記憶與官方記憶對立的虛假成分。在權力觀下，存在著民間記憶與官方記憶的對抗性視角，在一些情況下，其表現為大眾和精英的區分，筆者認為這樣的對抗或者區分有時候是虛假的。在做知青記憶研究的時候， 當提到“青春無悔”是知青的一個主流記憶模式時，很多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否是一個知青中的精英記憶模式?我們認為，這樣的提問方式，事實上，也是在覆制精英與民眾(抑或所謂國家視野和民間視野)的對立立場。

可以看到，這樣的區分明顯受到所謂“常人視角”的影響。例如，口述史研究者往往認為他／她是站在了底層民眾的立場上， 是對底層民眾的關懷，大有悲憫之義。這裏，似乎“精英”的視角就是有問題的。當然，我們並不是否認“常人視角”的價值，但“常人視角”在很多時候往往被灌輸了更多的主流意識，“常人”往往更具缺乏深刻反省的特征。因此，更多的事實反而是常人被奴役化的見證。在這裏，我們很難看到常人的反抗，或者僅僅是常人順從的歷史記憶；而一些情況至少是“常人”與精英權力之間的覆雜交錯，或者是兩者之間達成的合謀。

(2)大眾與精英分野的誤識。在做記憶記錄的時候，單方面強調“大眾”與“精英”的分野是一種誤識。一方面，因為集體無意識的存在，在一些時候，大眾往往成了烏合之眾。集體無意識並不僅僅存在於現實之中，在對待歷史的態度上，人們往往也是這樣的。在記憶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在做普通人口述歷史的時候，往往做成了在精英權力影響下的普通人的生活，似乎離開了精英權力，大眾就化為烏有了，就難以自己敘事了。

在這個傳統下，甚至存在著一種悲天憫人的看法，即“拯救”民間記憶。如“打撈民間記憶說”，其認為民間記憶被非民間記憶湮沒了，需要通過研究者們艱苦卓絕的努力，才能“揭露”出所謂的民間獨享的記憶。不難發現，這時候，常人在道德上更富有力量，更占據道德優勢。

一些研究者預設了這樣一種對立，即認為存在一個獨立的自我，是與大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打撈”行為直接應對的是大意識形態對個體的壓制。這種預設未免帶有一些“潔癖”。事實上，是否存在一個完全不同於大意識形態的“自身經歷的一切記憶”，尚值得討論。這樣的“打撈”，最後得到的很可能是與大意識形態同一的自我記憶，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是重覆的。大意識形態時刻存在於個人生命歷程的印記中，個人與其同謀的更不在少數。

“打撈”的行為是有風險的，那些將宏大敘事與私人敘事的區分，同樣不總是可靠。所謂私人敘事和宏大敘事，可以界定為：在歷史敘述中，以個體經驗為基礎的“私人敘事”與以群體抽象為基礎的“宏大敘事”構成了一對相互緊張的對應關系(雷頤，1997)。這裏，個體敘事抑或私人敘事往往被認為是對歷史敘事和記憶的一種“補充、修覆、矯正和保存”，並認為以個人體驗為基礎的敘事就是與宏大敘事相互對立的。這樣的看法是有問題的，因為，也正如雷頤同時指出的，從理論上說，二者並不必然相反，不過，筆者的結論與雷頤的觀點恰好相反。盡管從外觀看起來，“宏大敘事”居於強勢地位，似乎給人一種強迫性，但並不必然構成對“私人敘事”的“侵犯、塗抹、覆蓋或清除”，二者可以同時存在，或對立或區別，或如上文所講，兩種敘事根本就是同一的。

筆者認為，大眾與精英記憶並非總是對立。特立獨行的個體記憶有時可能僅是研究者的假想，是構建出來的理想類型。而一種記憶甚至只是一種言詞上的過去(Olick，1998)，可能很難區分所謂的大眾記憶或精英記憶，抑或個體記憶或集體記憶。因為一個人的過去甚至可以構造成為一個集體的過去，如《青春之歌》中楊道靜的個體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被構造成一個集體記憶了。

(3)記憶之分層。杜讚奇用“覆線歷史”(或分叉歷史)(bifurcmed history)的概念代替“線性歷史”的觀念，並由此完成“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任務。李猛(1997)則指出，與線性歷史相對的，不是分叉的歷史敘事，而是分層的歷史生活。那些沈澱在歷史最底層，記憶中分不清過往軍隊類型的農民，過著似乎甚至難以稱得上是“歷史化”的日常生活，他們並沒有提出與線性的全國歷史不同的另一種歷史表述。

那麽，記憶是分層的嗎?如果我們關註記憶怎樣在特定的社會制度中運作，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社會學的一些基本命題，如權力、分層等(鄭廣懷，2007)。記憶本身能夠作為一個過程呈現給我們，對其進行分析和理解。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是可以對這些社會決定論的陷阱展開反思的，如果我們能夠給予“記憶的微光”更多的註意力，對其進行更細致和有耐心的分析的話，那麽，有個問題是值得繼續追問的，即記憶的微光究竟隱藏在哪裏，我們該如何表述類似的微光?

二、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

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關系方面，哈布瓦赫(2002：93－94)認為，“對同一個事實的記憶可以被置於多個框架之中，而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體記憶的產物”，同時，“集體記憶的框架把我們最私密的記憶都給彼此限定並約束住了”。集體記憶賦予個體記憶意義，似乎個體記憶只有放在集體記憶中才能被理解，或個體在記憶方面是依賴於社會的。而對於社會，哈布瓦赫並沒有更多的討論，這樣就容易給人一種僵硬的感覺，似乎社會是鐵板一塊，這也正是當下一些社會學者容易產生的誤識。而在實踐中，我們看到，這個“社會”可能就是由兩個人構成的一個東西，而此時的集體記憶正是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構築出來的一個“物”，甚至可以說，它是彈性的。

(一)集體記憶是兩個人間的對話與協商

在某種情況下，兩個人的對話所建構的氛圍是所謂集體記憶生成的一個條件。在進行知青訪談研究中，筆者明顯感覺到兩個知青間的談話對於一種所謂集體記憶的作用。如知青ZSS與WCR討論山西缺水的問題，更像是一種對話協商，兩個人構成的集體記憶就生成了，是非常彈性的，而不是冰冷堅硬的東西。

這個過程是如此展現的。首先，兩位知青設置了一個界限，用稱呼將非知青的研究者們(我們)隔離，這樣的情況在筆者進行知青訪談的過程中經常遇到，很多知青會說“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理解”，言外之意是我們一定存在理解上的障礙。因此，多數情況下，我們僅僅成為一個“聽故事”的人，或者在言語間，我們一句隨意的插話，會破壞談話的氛圍。於是，筆者試圖發現他們眼中“我們”的含義，並揣摩“他們”這一群體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彼此理解。

事實上，即便是他們共同面對的“集體記憶”，在兩個個體對話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即使都吃過苦，但苦是有差別的。

如WCR所在的村在山裏，那裏沒有車，所以幹什麽都得“靠兩個肩膀”，不管什麽，都得“往肩膀一摜，擡著就走”。這個肩膀就承受了另一個知青所沒有承受過的痛苦。ZSS沒有體驗過這種苦和這種活，因為ZSS所在的村在平原，做這種活不靠人力。

但是，在WCR看來，ZSS能理解，所以這樣的談話能夠持續並深入下去；ZSS能夠進入WCR生活世界的情景中。我們發現，在WCR談話時，ZSS總能不失時機地、作為“內部人”交流幾句。如WCR說到收麥子只能用肩膀背，而且又逢陰雨，紅土地在雨水中又很泥濘，以及“剜谷”的苦，ZSS回應道，“人家老鄉會幹”；WCR說到“靠著兩個肩膀”幹苦力活，ZSS又說，“不管好學生壞學生都得幹”。ZSS的這些話成為對WCR講述的註解是不可或缺的，否則談話就難以進行下去。

WCR：我們什麽苦都吃過，我們收麥子，他們村裏有車，收谷子，擡著肩膀就起來了。從小路，紅土地，下著雨，粘得不行。到老山溝，哎呦餵，下起雨了，人家老鄉幹別的，就是我們幾個往上跑，跑不上來了，下雨，馬上一路紅土。沒聽說，沒見過。

還有剜谷……就是北京的間苗，一定的行距，不能密密麻麻長著，不通風就死了。跪著，哎呦餵，拿著那個小彎鋤，一眼望不到邊，我們腿軟，跪那兒，腿都軟了……後來爬著走，一直蹲著。

ZSS：人家老鄉會幹。

WCR，"那個累的，第二天什麽也不想吃，那個饅頭，真沒受過那個苦，那時才體會粒粒皆辛苦。秋天大谷穗出來，用不了車，往肩膀一摜，擡著就走。不像他們，擔糞自己去淘，都得自己幹。還有什麽羊圈，靠兩個肩膀，到時候都得青。太苦了。

ZSS：不管好學生壞學生都得幹。

在研究中，筆者發現知青們當年的情況各不相同，更不用說今天處於各個階層的知青了。但是，即便有差別，他們也總能在“知青”的身份認同中，化解(或至少是緩和)了其他的社會定位。而且，他們有意識地把不是知青的“我們”(研究者)與他們區分開來，從而營造出他們獨享的集體記憶。從這個角度說，他們確實擁有一個共同的集體記憶。但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堅硬的，而是一種對話協商。

(二)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相互建構

有時候，研究者很難區分他們各自講述的是個體記憶還是集體記憶，二者是互相建構的。如WCR與ZSS談話時，還是區分了知青內部的“我們”和“他們”，這裏的“我們”是指以知青個體WCR“我”所在的這一群，“他們”是以知青個體ZSS所處的那一群，這兩個群是不同的，既指所處的地點、地理環境不同，也指彼此所幹的活、吃的苦不同，因而彼此的感受不同，且只是兩人的個人感受。他們總會講到個人，然後再說“我們”。WCR“剜谷”的時候，自己的腿跪軟了，卻不說是“自己”，而是“我們”，這一方面是談話的策略，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根本不作區分，二者幾乎是一體的。

而研究者卻喜歡做這樣的工作，喜歡拆解個體的生活，用學術分類話語將普通生活學術化。這種做法當然有其益，但其弊也是明顯的，即幾條線將混沌勾勒清晰了，卻僅是一個輪廓，細節難以看清楚。更可怕的是，那些加進去的線條很可能與原有事件相左，構成了研究誤識。比如，研究者們往往關注個人記憶上升為集體記憶的機制，只註意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區分，卻較少註意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其他關系，如相互構造的關系，或者相互勾連的關系。

延續閱讀～

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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