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記憶微光的界定

社會記憶研究拷貝了社會學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不會忽略家庭、社團、親屬網絡、政治組織、社會分層和國家制度等權力因素對記憶建構的影響(景軍，1995)。研究者們往往著眼於追憶(remembrance)的社會基礎。對此問題的嘗試性解決，哈布瓦赫是比較成功的，他也為後來者帶來了研究傳承，使得社會記憶研究在社會學研究中凸顯。他開創了社會記憶研究的學術傳統，其貢獻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他的思路也是套在研究者身上的枷鎖。

在記憶關聯社會的問題視野下，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大社會下的記憶，記憶的微光就顯得更加微弱了，那麽微光能給我們提供什麽?

1、記憶微光的文學式表述

在微光下，那些若隱若現的、不急於或不便於表達的、卻有著不可小覷影響的物件，是需要費一番力氣才能辨認出其輪廓的。在社會記憶研究範式中，類似微光的東西就是那些屬於個體的、難以訴說的部分。這樣的記憶微光，在某種程度上體現於王德威在《回憶的暗巷，歷史的迷夜》一文中的敘述：

任何“重述”創痕、“重啟”回憶的努力，都只能以片斷的、裂散的方式，顯現這努力本身的局限性……然而我們不斷地寫，是因為我們寫不完全那傷痕；我們不斷地追憶，是因為我們再也忘不掉，卻又記不起那過去(轉引自蕭瑞莆，1996)。

這些微光亦存在於“那些充滿過多歧義、充滿了太多曖昧和晦澀的包孕性時刻”(敬文東，2006)，它使得敘事邊界有了淡淡的“光暈”，這個光暈有模糊性，也有鮮活性的含義。

這些記憶的微光，也如同鐘喬(2007)對另一種記憶的描述，“是不知不覺發現的腳底下的落葉和煙塵……這樣的記憶，像前人留下來的遺物一般，在幽暗的角落裏攤著。像極了經常被人們遺忘，卻又隨著人的形體移位、變遷的影”。

2、記憶微光的社會學關懷

記憶的微光可以是個人固守的那些東西，如同科澤勒克在《熾熱的巖漿凝成記憶——對戰爭的種種告別：無法交流的經歷》中的一段話，“就是有那麽一些經歷，它們是無法交流和無法傳遞的。我們雖然能將它們加以互相比較，但只能從外部進行比較。從一定經驗自身來看，它們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經歷知識的不可交流性，卻是無法超越的”。

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涉及一些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如社會學學科的集體主義與心理學的個體主義範式之爭，甚至是社會學內部的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之爭，闡述起來比較覆雜。與此相關的，別爾嘉耶夫(1998：155)有關“自我認知”的體驗似乎遠離社會學的主題，事實上，卻是對社會生活極強的觀照和洞察，而不固守所謂社會學範疇的“政權和強力”範式。

因此，可以將記憶的微光引申為：有時候被拒斥在社會學範式之外，是那些社會學視閾下難以觀察到的，它並非不存在，甚至在其他視角下，它是非常強勢的存在，如普魯斯特的記憶方式。

3、記憶微光的定義

在學理上，筆者嘗試著給記憶的微光一些定義，即其可能出現在個體記憶遭遇集體記憶之時，也可能出現在個體記憶的喃喃自語之時，它一般是被宏大敘事所忽略的那部分內容。

首先，它與“記憶的強光”相對，記憶的強光是容易顯露出來的，或是被現行的制度讚許的，甚至歌頌的，是一種強勢存在，如知青的“青春無悔”記憶模式；或者是明確被現實打壓的，而頑強力挺的存在，如柬埔寨、智利民眾關於過去傷痕的記憶。其次，它與“記憶的黑暗”既有一定的關聯，也有一定的區別。記憶的黑暗是完全的遺忘，而且其往往因為權力關系等，是被打壓或是主體有意遺漏的那一種聲音，如很多知青在講述自身經歷的時候有意忽略的紅衛兵記憶。而記憶的微光卻類似於躍躍欲試的心態，或是“欲說還休”的狀態，其可能非常細小，甚至構不成權力打壓的對象，權力允許它若隱若現，甚至它根本不存在權力線索中，它遊離在權力之外，如普魯斯特的小點心茶回憶、知青zSS的病痛講述。

如此，我們卻不能認為“記憶的微光”缺少學術和現實的意涵。對“記憶的微光”的探尋和追問，可以成為探尋社會記憶另一種狀態的線索，它可能在權力之外講話，最後，它可能又走回權力，這樣的悖論值得我們探索。在理論層面上，對記憶微光的探尋，會豐富我們對記憶各種面相的認識。

對於記憶的微光，有時候否定的方式可能比肯定的方式更容易被述說，如說它“不是什麽”，比說它“是什麽”往往更容易一些。它對於主流的社會學結構主義範式和權力範式，可能是不和諧音，它的存在挑戰了社會學學科主義的自滿性及其自圓其說的邏輯。

(三)社會學範式之外的啟示

心理學研究的記憶問題給社會學的記憶研究帶來了直接的啟示，恰如哈布瓦赫對心理學記憶研究的體悟。有關記憶問題，不僅存在心理學研究傳統、哲學思辨傳統等，文學也有其思考。當然，文學領域內關於記憶的體察大多體現在作家們的小說中，其之細碎足夠稱得上“微光”，其細微更可能被認為瑣碎，不過，其對現實的洞察是不容忽視的。也就是說，面對記憶這一人類共同的體驗(經驗)，其他學科，包括文學的理論洞見甚至感悟，不應該排除在社會學研究素材的之外。

社會學文本的固定格式往往局限了研究者和閱讀者的視野。事實上，如果我們有更廣闊的視野和研究胸襟，對記憶這個難以琢磨的現象進行真誠的探索，或許可以發展出更具洞察的視角和理論。

1、記憶是一個方法論

記憶有時候被當成一種方法論。莫洛亞在《從普魯斯特到薩特》中指出，“隨著普魯斯特的作品的誕生，就有了通過無意的記憶來回憶過去的方法”。這種方法，即某種記憶的再現(這裏是普魯斯特的無意記憶)，被吳曉東(2001：7)稱為“回憶的方法”。

如果記憶研究一定被認為是處理關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系研究，那麽可以說，記憶是現在處理過去的方法。這種觀點，在某種意義上，表達出記憶是一種社會機制的觀點，它可以生產和再生產某種意義，而這種生產本身離不開社會情境及其過程。

這樣，記憶就不僅僅是一個被解釋變量了，它成了一個解釋變量，即用無意回憶去解釋過去發生的事情，記憶成為了一個機制。

2、文學素材與社會學研究

普魯斯特的“無意的記憶”，事實上被反覆解讀為“氣味和滋味”。這樣的“氣味和滋味”可能只有在文學的描寫中才被視為合理，在社會學研究範式中，這樣的描述至少被認為是不規範的。

對於類似問題，人類學所持的態度還比較開放。劉珩(2008)提出，“民族志與文學文本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將二者的風格並置一處對雙方都會產生全新的洞見”。劉珩引用赫茲菲爾德關於“氣味”的文學描述，來強調民族志進行文學細節式的描寫，使我們有機會接觸到更普遍的社會策略和日常的言語方式，從而將人類學從對社會制度和結構的“偏愛”情結中釋放出來，接受“異質雜陳”的個體和集體能動性的檢驗。

問題是，在社會科學規則大行其道的今天，社會學“有沒有可能像文學一樣有勇氣進行鮮活生動的人物及性格描寫”?盡管在已有的研究中，文學作為素材還比較常見，如歷史學家王笛在《街頭文化》中所做的研究，法學家蘇力對元朝戲劇《竇娥冤》的法社會學解讀。不過，筆者還註意到，這些學者使用文學素材時比較謹慎，或僅將已有的文學作品作為佐證，甚至是“佐料”，如王笛在書的序言中所反覆強調的：在使用文學素材時一定要註意使用的條件。但是，使用的條件是什麽，已有研究並沒有明示，尚需更多的實踐參與和理論思考。

在社會記憶研究領域，問題的核心依然是，社會學的記憶研究是否也有這樣的勇氣來實踐這樣的方法?在記憶問題上，我們不乏多姿多彩、旁逸斜出的實踐，而是缺少如何閱讀這樣實踐的新方法，自然就缺乏了相應的新結論。

3、文學家的記憶姿態

在《追憶逝水年華》中，“回憶”成為普魯斯特的生命形式，而無意記憶(或日非自主記憶、不由自主記憶)勾起的是一段往事、一個場景或者一種思緒，那泡著“小瑪德萊娜”點心的茶對普魯斯特而言，是一種奇跡般的感受：

我渾身一震，我註意到我身上發生了非同小可的變化。一種舒坦的快感傳遍全身，我感到超塵脫俗，卻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覺人生一世，榮辱得失都清淡如水……那情形好比戀愛發生作用，它以一種可貴的精神充實了我。盡管普魯斯特距離當年的經歷已經很久了，但是，

氣味和滋味卻會在形銷之後長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毀，久遠的往事了無陳跡，唯獨氣味和滋味雖說更脆弱卻更有生命力；雖說更虛幻卻更經久不散，更忠貞不矢，它們仍然對依稀往事寄托著回憶、期待和希望，它們以幾乎無從辨認的蛛絲馬跡，堅強不屈地支撐起整座回憶的巨廈。

其間的生動微妙之處是社會學家無法觸及的。雖然，文學家向我們展示的似乎完全是個體性的生命記憶，而且，似乎完全來自個體的心理體驗，不過，我們依然可以得到事關“真相”的啟示。我們發現，這樣的記憶事實上是一種“彌漫”性的，如吳曉東(2001:5－7)所言，很少有人會命令自己先回憶什麽，再回憶什麽，最後回憶什麽。在文學家筆下，往昔的記憶在我們的回憶過程中呈現出的往往是一種混沌狀態，甚至是共時狀態。

可以看到，在普魯斯特如此個體化的記憶中，個體卻不盡然具有完全的主動性，“心理時間”也不盡然把握在回憶者的手中。在這些普魯斯特“不知出自何因”的混沌記憶中，社會學家試圖尋找記憶的秩序問題，即記憶的社會性特征，如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研究的嘗試。不過，我們會發現，小點心茶的味道和滋味，在社會記憶研究的權力機制下，是無法得到滿意解釋的；甚至，在社會學的記憶描述中，如此微妙的“味道和滋味”，會被完全遺漏掉，恰如時光之煙消雲散。

對於這個問題，布迪厄、華康德(1998:271－272)也比較警醒。他們曾經談到，作家可以幫助其避免唯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對科學工作的見解中所暗含的那些監督和預設。而朋友的一個故事性的敘說，也使他“非常清晰地意識到，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所心滿意足的那種線性生活故事，完全是人為制造的”。

普魯斯特的方式，一再表達出個體記憶的強大性，這對於偏重集體記憶傳統的社會記憶研究而言，是一種悖反，對“如何走出集體記憶研究範式”這一問題構成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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