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記者 葉雨

許倬雲，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主要著作有《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許倬雲觀世變》、《萬古江河》等。

《21世紀》：第一個問題就是您怎麽看這30年中國取得的成就？…

法國革命以來的這個二百年，人類第一次產生了這樣的社會成員，他們從“解釋過去”變為“預言未來”，再變為“能動”：頭朝下，造出一個世界來。真不知是福，是禍，還是“惑”？

這裏並不是反對啟蒙理性，而是想反思啟蒙的另一面：人的理性有限，以有限追無限，殆乎？

嚴覆說：百年中國受禍於好人者多，受禍於壞人者少。這句話觸目驚心，但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

壞人為禍，一私欲耳，了不起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一命嗚呼。而好人犯錯誤，不巧手裏又還有權，他是要發動社會改造的，那就要闖出滔天大禍。從18世紀啟蒙理性發動，二百年英雄輩出。但問題出在哪裏？…

在他的優美散文《鄉村》中，屠格涅夫描寫了俄羅斯鄉村的質樸和美麗。在結尾處他寫道：

哦,自由自在的俄羅斯鄉村生活，是多麽富庶、安寧和豐饒啊！哦，它是多麽的寧靜和美滿！我不禁想：皇城聖索非亞大教堂圓頂上的十字架，還有我們城裏人費盡心血所追求的一切，在這裏又算得了什麽呢？

我下面要描寫的，是同樣美麗寧靜的中國湘西小山村。也許你看了這些圖片之後會問:那繁華都市的生活，比起鄉野的寧靜，又算得了什麽呢？

2009年1月11日，我和魯亭一起回辰溪，夫人到長沙汽車東站送行。…

我小時候在南京上學，可以說是喝長江水長大的。上小學時就從長輩那裏知道長江中有三大磯：湖南岳陽的城陵磯，江蘇南京的燕子磯，安徽馬鞍山的采石磯。其中的燕子磯就在南京城外，父親經常帶著我們姐弟去玩，那會兒我們除了對石頭裏會生出奇形怪狀的大大小小的溶洞感興趣外，看長江也不過是一片大水而巳；而離南京不遠的采石磯聽說是李白醉酒落水的地方頗有點神秘，倒是一直沒撈到機會去一睹它的真容。…

自從黃河、長江以及淮河流域的大小河床相繼泛濫以來，我的國家充滿了對河的恐慌。斷指，盟血，“自願”攤派，大小報童高聲叫賣，五流歌星鬼哭狼嚎、痛不欲生的煽動，都宛若一場龍的子孫為降伏河妖集體參與的水陸道場。

事實上，至少從帝堯開始，這個東方的部落就為水所困。據來自上古的文獻透露，鯀承堯命，治理洪水，九年不成，懼怕繩之以法，就在沒有有關部門批準的情況下偷來“帝之息壤以湮洪水”，結果為前國家秘密警察祝融殺害於羽郊。禹不服，續承父命，而他似乎也沒有什麽好辦法，除了“三過家門而不入”，有時竟不得不用“特異功能”使自己變為黑熊，雙蹄刨土。…

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國家大了，什麽人都有，其中最大的差異，恐怕就是南方人與北方人的差異？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一九九六年初夏，我第一次去美國南方佐治亞州，那裏正在舉辦奧運會，全中國的電視觀眾都在註視著這個州的首府亞特蘭大。後來這個城市因為對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接待規格不如國內習慣的那樣高，以及另一些中國人不太習慣的問題，曾激起一部分留學生的憤怒。對於這些遙遠的愛國主義棗出國之後再愛國，我以後若有機會，會在這個欄目寫一點不同看法，可能會讓這些愛國同胞生氣，甚至揮拳相向，有什麽麻煩，到那時再說。這裏先說當時亞特蘭大留給我的印象。…

在南方，到處可見南軍的紀念雕塑。如果坐“灰狗”（ Grey hound ）在鄉間旅行，隨時都可以看到一面飄揚著的南軍旗幟，就樹立在某一個美麗的農家院落。那面旗幟上斜著交叉兩個寬大的藍杠，藍杠裏點綴著十幾顆白星，一顆星代表著當時一個叛亂的南部州。一些旅遊勝地的紀念品商店，櫥窗裏赫然陳列著南軍的灰藍色軍裝，櫃台裏出售各種南軍留下的小玩意，如南軍的刺刀，南軍的軍用皮帶。甚至在大城市的街頭，也可以看見一些後現代造型的小汽車後窗上，貼著一百多年前的南軍軍旗，招搖過世。朋友告訴我，在南部的很多小鎮，還流行這樣的娛樂：每到盛大節日，小夥子們最愛玩的軍事遊戲，是穿起爺爺的爺爺留下的軍裝，在戰壕裏與化裝的北軍再次開打。

甚至到了北方，也有同樣的情況。我曾兩次到賓夕法尼亞州的葛提斯堡戰場憑吊，那裏發生過 1863 年南北戰爭中最慘烈的一次決戰，類似於我們的淮海戰役。江澤民訪美時曾引用過林肯總統在那裏的著名演說，孫中山將那篇演說中的 “ Of the people,…

在一個制度變革的國家，人們往往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舊體制的破解之上，而會忽略當制度變革來臨，並非“一人一票”即能解決全部問題，民主、自由，還將艱難地、細致入微地在舊有文化歷史遺留的土壤上生根和成長。所以，這本書介紹的還是著重於政治危機的處理細節。令讀者理解，民主制度的運作是非常覆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一個滲入全民血液的制度文化來支撐，這種文化應盡早通過公民教育來完成。

 這些介紹，引入可能的借鑒，也希望更多消解不必要的文化誤解。中美幾十年隔絕造成長期文化陌生，是一個現實存在。可以想象，當兩個大國兩種文化突然解凍、正面遭遇，彼此間是多麽困擾，說是危機四伏，一點不過分。…

如此個人心情，折射了中國一段歷史。

 離開中國，是在1991年。之前，經歷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的動蕩，直至“文革”，把中國推到崩潰邊緣。1976年“文革”結束，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的方向急轉。可是政府權力的合理退讓和個人自由擴展的急切要求，並不同步，形成沖突焦點。最終在我們出國之前兩年，再次方向轉變。這一轉折，瞬間扭轉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關系，也中斷了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度過的10年相對穩定期。我們就是在中國的一個低潮期、也是中美關系的冰河期，來到美國。

 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

汽笛一響，火車一晃，哭聲馬上響起來，壓住了口號。一萬個人一起哭，嚇死人！”我那時雖然左，決心到一個當局沒有動員的地方去插隊，所謂“越是艱險越向前”，但是聽這些孩子說多了，心裏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淚，卻與車站工作人員為細故而大吵一場。我下鄉的那個地方離鐵路遠，以後每到縣城辦事，總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車站去站一會，向著上海方向回望。這種對火車、鐵軌的眷戀，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說明紮根農村的決心還不牢靠，回生產隊後就不敢對集體戶裏的革命大姐說。但是每年到秋後，就會萌動思緒：今年回不回？頭一年秋後算帳，共得余糧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於一張從蘭考到上海的座鋪票。買了這張票，等於後一年不吃不喝，這就絕了坐火車回去的念想。我後來聽說， 1979 年知青颳起回城風，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讓步，一是雲南知青集體請願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體臥軌，驚動國際了觀瞻。冥冥之中，似有一報還一報？知青們是敲鑼打鼓坐著火車離開生身城市的，最後爭取回城，居然也是排著隊，一個一個從容臥倒於火車鐵軌而得以實現。…

我們離開蘭考到三百里外的鞏縣當工人，村裏的五保戶大娘實在想念，居然發狠心出遠門來看望。蘭考農民多半沒有看到過火車，有一次縣裏開三級幹部會，一群生產隊小隊長看到火車會動，居然在車頭手舞足蹈地大嚷：“噫！這玩意停下來像長蟲，不吃不喝，咋會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唸，才能唸出效果）。…

4、記憶的想像性與記憶的微光

記憶的想像性被不同的人群提起，其有如錢鐘書在《寫在人生的邊上》重印本序言中所言，“我們在創作中，想像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幹脆不來什麽緬懷和回想了”。記憶確實因為想像力而變得有創造性，不過這種枝蔓正是我們探尋原由的社會事實。…

全中國當時的鐵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個死胡同，火車開進去再倒出來，旅客只能從剪票口進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車站，都是兩邊敞開，在鐵路一側建個候車室，只要有足夠耐心，總能避開候車室的剪票口，從兩頭的鐵軌走到站台上去。因此，進站這一關並不難。難的是在車上碰上查票，很不好辦。到了這種時候，我通常是硬闖，硬著頭皮向著查票員走過去，作餐車回來路過狀，這時我鼻梁上的眼鏡能幫一點忙，查票者見是個戴眼鏡的，多半不盤問，有時露餡，則補票認罰，可見貧下中農只教會我勇氣，沒有教會我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ZSS在當年僅是初中生，之後沒有受過進一步的教育，自參加工作之始就是一名司機，現在仍在一家公司裏做司機。即便這樣，他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仍然具備了完全的反思能力，不遜於所謂的“文化人”。我們認為，作為事件經歷者的個體，其完全有能力反思自我的經歷，並能恰當地使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達成某種共識(或共謀)，如ZSS對於自己紅衛兵經歷的敘述。面對提問者，對於自己當年是否參加了紅衛兵這一事件，他的迂回講述與其說是一種自我辯解，不如說是與集體記憶的妥協。因為，當下語境對於紅衛兵的記憶形象(可以將其看作一種集體記憶)是否定的、不積極的，所以，ZSS很難說出自己當年做紅衛兵對於自己的積極意義。

事實上，在所謂的集體記憶中，充滿了個人的策略，這包括知青對於當年“如何下鄉”的講述。關於下鄉時的想法，如今的回憶多是“大勢所趨、不得不去”，可是在一些人的講述中，也不乏個人的主體性。…

(二)記憶微光的界定

社會記憶研究拷貝了社會學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不會忽略家庭、社團、親屬網絡、政治組織、社會分層和國家制度等權力因素對記憶建構的影響(景軍，1995)。研究者們往往著眼於追憶(remembrance)的社會基礎。對此問題的嘗試性解決，哈布瓦赫是比較成功的，他也為後來者帶來了研究傳承，使得社會記憶研究在社會學研究中凸顯。他開創了社會記憶研究的學術傳統，其貢獻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他的思路也是套在研究者身上的枷鎖。

在記憶關聯社會的問題視野下，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大社會下的記憶，記憶的微光就顯得更加微弱了，那麽微光能給我們提供什麽?…

 “沙漠造城”

 距今又是十六個寒暑過去。2013年重走西北角，內蒙古不再是我曾經熟悉的內蒙古。

 帶著懷舊心情而來，但出乎意外，我曾工作多年的呼和浩特市已完全變成一座新城，很難尋覓往日遺跡。城市的中心已向地域開闊、氣勢宏偉的現代化東部新區轉移，這裏大道筆直縱橫，住宅小區高樓林立，學校、醫院、博物館等生活配套設施一應俱全。白楊樹筆立沖天，彎彎的小河在天地間蜿蜒流過，周邊環境壯闊而優美。…

【編者按】：1936年，範長江作為一個記者的名字被載入中國的新聞史。70多年後的今天，當很多人將其符號化為“範長江”新聞獎時，少有人提及他的成名作《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2013年的記者節前夕，范東升教授重走父親範長江當年的內蒙足跡，寫下此文，交匯呈現範長江筆下的1936，筆者青年時期的塞外記憶，和對今日中國西北發展的切近觀察。範東升將這一歷程視作一個地區甚至是這個國家70多年的縮影，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在範長江先生畢生傾力的新聞領域。他特別引用了範長江30年代在《塞上行》中文字：“言論自由，在覆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的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 FT中文網特刊發範東升先生的這篇文章，以饗讀者。…

事實上，即便是他們共同面對的“集體記憶”，在兩個個體對話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即使都吃過苦，但苦是有差別的。

如WCR所在的村在山裏，那裏沒有車，所以幹什麽都得“靠兩個肩膀”，不管什麽，都得“往肩膀一摜，擡著就走”。這個肩膀就承受了另一個知青所沒有承受過的痛苦。ZSS沒有體驗過這種苦和這種活，因為ZSS所在的村在平原，做這種活不靠人力。…

摘要：本文立足幹哈布瓦赫傳統下的集體記憶研究範式，重點反思社會記憶的權力觀和社會決定論問題，並試圖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對個體記憶的關註上。在此，遭遇到記憶的微光，它多存在於個體記憶之中，往往出現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縫隙之間，一般而言，是社會決定論與能動個體之間碰撞的產物。記憶的微光之於強勢的社會記憶研究範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暫時不能構成一種獨立的記憶類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種記憶的存在狀態，提示著被忽視的現實洞察。

就是有那麽一些經歷，它們是無法交流和無法傳達的。我們雖然能將它們加以互相比較，但只能從外部進行比較。從一定經驗自身來看，它們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經歷知識的不可交流性，卻是無法超越的。——賴因哈特·科澤勒克(轉引自阿斯曼，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