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記者 葉雨

許倬雲，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主要著作有《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許倬雲觀世變》、《萬古江河》等。

《21世紀》：第一個問題就是您怎麽看這30年中國取得的成就？

許倬雲：第一是政策上放寬了對經濟的管束，由中央組織發展，中央調度了配套設施，引進了技術，再加上中國廉價的勞力，促成經濟上的快速發展。但我們付出的代價也非常之大，環境一塌糊塗，而且經濟的起飛而並沒有帶來其他方面相稱的成長。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100多年來，因為長期受外國的欺辱，蘊積了一股氣——一股中國人要擺脫被歧視的弱勢地位，要在世界上爭地位的氣。這股氣很大。

氣足後面要有一個工作的動機，中國幾千年來要素都是勤和儉，不怕吃虧不怕累，那工作的積極性，本來中國一直就有。中國的文化基本上屬於積極的文化，跟印度的消極文化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個是中國特殊的地方。

中國的家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有回旋的余地，這兩個相配起來造成中國長久以來，保存在民間連續很久的工作態度。這一點精神使得中國人能趁勢再起。

《21世紀》：您在《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與《觀世變》等書中多次提到，一個全新的、共同的人類文化體系正在形成，而且中國文化應該為之提供相當的成分。可見您對中國文化在未來世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充滿了樂觀和自信。但我們知道，500年以來，是西方主導的世界。而這是他們憑借軍事實力和經濟以及制度優越來達到的。我們中國文化要想在未來的人類文化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們靠什麽來吸引別人？

許倬雲：500年來西方的強勢，有幾個方面要考慮。第一個就是這西方興起之時，正好是啟蒙的時代，反天主教會，反封建制度，又是主張民權，個人自主性調動起來了。還有另外一個客觀的條件，而且是不能重覆的條件。就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美洲大陸大量的金銀和物產被歐洲掠奪過去了。在不到50年之內，美洲持續上千年的積累性全部被轉移到了歐洲。在舊世界裏面，忽然增加這麽一大筆錢，而且集中在英國、西班牙手上（後來又由從西班牙、英國轉移到中歐）。大量的財富集中在一個地區，造成了重商主義、資本主義，因為大量的需求造成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了工業化。再通過工業化產品向東方掠奪，於是舊大陸東方的財富，第二波流向於西歐。新大陸的全部財富和舊大陸的很多財富，是西歐發展的一個巨大動力。

而等到美國出現，又是這一大宗無比的新資源，開發的財富造成的動力，構成又一個開展的機會。個人主義的發展，加上一種無法重複的特殊機緣，使得西方突飛猛進。

像財富的積累是偶發因素，西方的發展也有其必要條件，就是釋放了人的工作意願，尊重個人的尊嚴。這兩項加起來構成了今天的現代社會，其中表現為資本主義，現代主權國家，工業生產，等等。當然，其中最寶貴的遺產，就是科學和民主。現在，全世界都接受這個遺產，是全世界共同擁有的資源。

但西方也有其問題。比如，最近發生的經濟恐慌，實際上老早就有人料到了，半個世紀前就料到了。最初料到的是德國的哲學家雅斯貝斯，他提出了樞紐時代轉移的說法。1945年他就說，第一次的樞紐時代已經引發了，新的樞紐時代要在20世紀終了以後要出現。他說這中間的主要的動力在科技，可是在突破前，我們會先看到衰竭， 甚至崩潰。

這一次經濟恐慌根源在哪？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動力，精神依據衰亡了。韋伯認為，西歐資本主義出現，是因為有一批企業家他們有一種內在的使命感，一種內在的使命感造成一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為了顯示上帝對他的選擇，他要努力工作，要遵守上帝的戒律，要勤奮，不許欺騙。今天簽一張支票出去，為什麽你簽的支票我接受，我簽的支票你接受呢？就是我們彼此之間相信的，就是信用。建立一個長期共同維護的信用制度，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

如果人的信用不靠信仰，必須靠法律來管束，在一國之內可以管得住。今天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的法律制度管不到外國。而今全球化的經濟各處亂竄的時候，企業家、銀行家他們運用錢財在全世界周旋，這一次引起金融恐慌是幾個大的公司，他們的主管，長期欺騙市場。虛假的信用造成了一系列的膨脹，造成了這個大氣球，大泡泡，等泡泡大的撐不住時就裂開了。

這次危機，最直接沖擊的就是金融領域，第二撥就是工業，經濟下來以後，第三撥考驗的就是國家功能，看國家能不能負擔起重新分配的職能。若現代經濟，現代生產和現代國家都崩潰了，那麽下面何以為繼，能不能在崩潰之後有一個新的突破？這個就考驗我們了。

這就是為什麽我對中國有期盼。中國儒家、道家都提出自我修為，不是靠神道，靠菩薩，要靠自己，要靠人自己認識自己的尊嚴和品行，人本身的積極性，頂天立地的人性——頂天立地就是人的屬性。人也不能單單自我期許，儒家約束一己過分為我的條件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個大字 。有自我期許就有自信，有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有節制，所以節制之下有約制，這就是很好的動力了。如果這種精神能夠繼續使得我們老百姓有一種自我的修養，自我的節制，這就是正好填空了沒有神的約束，沒有法律來管束的真空。這是我對中國人的期許。

對世界精神的空洞，我們也可以填補。但不應當是說恢覆中國的光榮，我的意思是說，中國文明這一份資產，也是人類共同有的精神資產，必須重新發掘出來。我們不是講中國的優越性，而是在其實用性，讓它輸送給未來的世界，作為未來突破的重要依據。所以不是樂觀，而是一個慎重的任務，非常需要大家共同嚴肅地去做的大事。

《21世紀》：您說，中國文化具有雙重使命：一方面它自身需要突破；另一方面更需要為未來的人類普世文化提供有價值的元素。自身的突破是指什麽？我們可以為普世價值提供哪些元素？要完成這雙重使命，我們需要做哪些努力？

許倬雲：自我突破，是因為中國文化也有其自身問題，需要克服。例如，到19世紀中國文化已經僵化，即使沒有外來文化的沖擊，中國文化內部也必然會產生轉變的要求。

另外，中國傳統的一些觀念在今天也需要調適。比如，最初儒家以個人為人際網絡的中心，個人比群體重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個人的，家、國、天下都是大的群體。這是一圈一圈的放大，構成一個巨大的倫理網絡。但在朱子學之下，五倫變成群體壓過個體，家要有孝子，國有忠臣，個人在這個要求之下壓的喘不過氣來。這種解釋，王陽明有了修改。陽明學在幾百年來的科舉，不被重視。統治者希望君父合體，代表群體，代表權威。所以小我就完全被壓的沒有翻身的力量，人自己翻不了身就沒有自尊、自重。所以，人和群體的相對關系，必須要有適當的調整。

至於中國文化對人類普世文化的貢獻，剛才已經涉及。再補充一點：儒家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道家的淡泊（道家的淡泊與儒家的積極配合，使人有更好的平衡），這些觀念，幾千年來， 冶鑄了中國人的立身處世的原則。 今天，中國人還是不知不覺地， 繼承了這一文化遺產。 這些都是可以提供給世界的要素。

至於怎麽做，我剛剛也講到，就是要把曾經遺忘的精神遺產重新召回來，而且如何認識和落實到教育之中，落實到生活之中。這個突破並不容易。 官式教育沒有用，也不能以灌輸式的教育，強加於學生。自動自發的貫徹下去。但是千萬不要有教主，有教主就完了。既不能爭官學，也不能有教主。完全是自然發展，自然的流轉，自然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