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個人心情，折射了中國一段歷史。

 離開中國，是在1991年。之前，經歷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的動蕩，直至“文革”，把中國推到崩潰邊緣。1976年“文革”結束，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的方向急轉。可是政府權力的合理退讓和個人自由擴展的急切要求，並不同步，形成沖突焦點。最終在我們出國之前兩年，再次方向轉變。這一轉折，瞬間扭轉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關系，也中斷了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度過的10年相對穩定期。我們就是在中國的一個低潮期、也是中美關系的冰河期，來到美國。

 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

 初到美國的落腳點十分偶然。這裏平常而寧靜，周圍的美國人老老少少都在辛勤勞作，過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至今我仍然慶幸自己落在這樣一個地方，也選擇了一個閱人無數的流動生涯。回想起來，那是無心而得的收獲：疏離了精英情結，一開始就能直接切入美國底層民眾的喜怒哀樂，和他們有了從生活壓力出發的共同語言，使得美國迅速從一堆抽象概念中走出來。再者，這裏是南方。對北方主導的精英文化，很容易通過媒體等各種途徑了解，而唯有身處南方，才可能身臨其境、對美國文化的另一個重要分支有切實感受。了解南方文化，也是了解對主流敘述的爭執和補充，南方視野使我們對美國的感受層次豐富起來。

 我們和父輩經歷的中國動蕩，不論在哪個階段，尤其是低潮期，首先被忽略和犧牲的，常常是民眾的個人利益、個人尊嚴甚至生命。那不是抽象的“人民”，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甚至，是我們自己。基於這樣的經驗，自然會對個人權利的議題格外敏感。突然進入一個新國家，中美之間觀念的差別、美國文化中的公民權維護意識，竟是通過和底層美國人的最初交往看到，由普通人的生活展現出來，它傳達的意義，令一個新移民感到內心震撼。

 上世紀末的新移民主體，幾乎都有同樣感受：我們在中國的平常經歷，從美國文化的角度去看，往往不可思議，反之亦然。這種顯著差異給了我們很大刺激，也誘發出探索它背後根源的興趣。上世紀80年代，中國在尋求對西方文化價值的重新啟蒙。然而，有一個規律：在個人自由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地區，對自由的呼喚往往是感性、文學性的。這條線索幾乎可以追溯到中國最初引入西方文化的開端。

 可是，那個年代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於作為生活常識、可具體操作、以法律細節保障的“民主”和“自由”，卻非常陌生。在新大陸發現，美國民主的背景固然是強烈本能的自由訴求，卻不偏重“不自由，毋寧死”的文學化重覆謳歌，而是冷靜成熟的法庭辯論和一步步司法界定。

 所以，想給自己的朋友們介紹美國權利法案(美國憲法前十條修正案)現實操作，是一個很自然的沖動，寫得通俗，也是一個非學院生活的結果。

 一個新移民筆下的美國

 第一本書《歷史深處的憂慮》始於1994年冬天。佐治亞州北部的冬天很冷，百年老屋沒有裝暖氣，手指僵硬地敲打鍵盤，用的是叫做“下裏巴人”的中文軟件。這本書想介紹的自由概念是冷靜的，可以陳述和理性討論，個人自由是細節具體的行為，不同的“自由”之間會發生沖突，必須經常權衡，究竟保護哪一個自由更為重要。個人和個人、個人和政府之間，涉及自由，如何解決，都是非常技術性的事情，司法是獨立的技術活兒，不幹權勢什麽事。英美法系是案例法，嚴肅嚴謹。而一個個案子又如同活生生的律政劇。以案例故事為核心的普法教育，本是美國公民教育的常態，可這是寫給中國的朋友，背後如影相隨，是自己將近四十年在中國的生活和見聞。下筆時，希望自己是立場中性的甚至是筆調輕松的，讓自己盡量站在二者之間，與兩個國家都拉開不遠不近的距離，而兩國文化比較帶來的感觸，著實維持了內心的張力。

 在這裏必須提到，中美交流在中國，寫作固然重要，出版一環同樣重要。假如沒有北京三聯出版社的董秀玉先生，這本書絕不可能在1996年面世。而整個過程中，很多朋友鼎力相助，大多當時並不相識。寫這一段，也想說明，“林達系列”，是一個時代契機。作者的寫作沖動，間接反映了讀者對了解美國的渴求，作者也曾是那個饑渴的人，只是有機會先走到河邊、舀了一瓢水往回走。而當時的出版狀況，令這瓢水並不那麽容易抵達目的地。

 這本書出版後受到讀者歡迎，正因上世紀80年代的西方文化介紹，不是形而上，就是形而下，很少從憲政、法律制度層面切入的“形而中”，它講的又是觸及每個普通人生活的鮮活故事，誰都能夠讀懂。

 現在回頭去看，書中的“議”，確有自己的獨特切入角度。重點不是落在對美國制度長處、對保障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的單純讚揚，而是如實記錄了一個個新移民對眼前景象的難以置信：他們原本來自世界各個角落，是不同國家的國民，他們在不同時期移民至此，聚合在一起，被一個古典的人類自由理想所吸引，為堅持這點理想，他們兩百年來，共同支付了沈重代價，居然一直沒有放棄。

 所以，最初這本書，寫的並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代價。讓讀者看到，自由不僅是具體的，也必須仰仗他人和社會支付代價才得以維護。代價有時是金錢，有時是生命，有時候，是可能的國家利益。所以，當權利與代價形成兩難困境，處理和抉擇，充滿糾結。認識代價之後，仍然選擇以尊重公民權利、個人自由為最高目標，是需要勇氣的，有時候，堅持是非常痛苦的；有時候，同樣案例，在新的歷史條件，社會可能無力再支付同樣代價，權衡安全需求，個人自由可能被迫暫時退讓。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有時候，甚至可以說，必須是有能力支付代價才能夠得到的。”

 強調自由的代價、強調唯有理解這個掙紮，談論堅持個人自由才有意義。這一思路在動筆之前並沒有預設，寫作本身是一個學習和梳理自己的過程，隨文字流淌，表達時才理清自己。

 第一本書已經提到了正在討論中的《反恐法》，在當時，絕不可能想到，幾年之後，9·11事件發生。自由和代價的矛盾，立即變得尖銳而現實，逼到每個人眼前，直至今天，恐怖戰爭時代對“權衡安全和保障個人自由”提出的新問題，在美國還是最受關註的話題之一。當時強調“自由代價”的寫作，無意中令讀者對此後的不同形勢，都預留了持續思考的空間。

關於權利法案的介紹，只是一個沖動，並沒有考慮持續寫作。為第一本書稿尋求出版去了北京，臨別，朋友說了一句：美國快大選了，能不能介紹一下美國的大選呢？他提醒了當時讀者希望更多了解美國的需求，似乎可以、也應該繼續寫下去。

 不僅是大選，而是把上一本書的話題深入下去。個人自由、公民權利的保障，不僅是獨立司法，背後還有一個完整民主制度的設計，這個設計其實是從希臘羅馬一路下來的西方文化，到17世紀、18世紀的英國，制度層面的思考，已經很成熟。但是，論實踐，英國是在舊制度中的逐漸演化，還有宗教派別之爭的歷史負擔，線條並不清晰。到了美國，制度實踐可以完全拋開舊大陸負擔，有一個條理明確的藍圖。

第二本書《總統是靠不住的》，還是通過講述相關故事，解釋三權分立的理念變為有邏輯的制度設計之後，當具體發生政治危機，構建覆雜的機制如何自行啟動，一步步度過危機。制度設計背後的理念，具有超越國度的普遍意義：人是靠不住的，掌握權力的官員是靠不住的，政府是靠不住的，一個權力或力量，必須由其他的力量來制約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