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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大江大河太多。江河劈山跨谷縱橫馳騁，如長江，水系龐大浩蕩，幾近覆蓋全國，長江幹流加上沿途700多條支流，縱貫南北。再如珠江、湘江、嫩江、松花江、黑龍江等，全依山環繞奔流不止，鬼斧神工般地造就了無數奇麗景觀。

大河中的黃河也流經九個省區，再如淮河、渭河、通天河等數不清的河，成就了千山萬水。

中國的大江大河是無聲的、沈默的、奉獻的、咆哮的也是兇猛的。

再把大江大河的比喻稱謂為中國的農民，也很形象。

因為中國的農民永遠是沈默的、無聲的、奉獻的、誰當皇帝也交納皇糧，這樣的歷史延續了幾千年了。當然農民們如大江大河，也可以咆哮、兇猛、一泄千裏，成為洪水猛獸般地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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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農民仍是沈默的，無聲的，奉獻的，不交皇糧了，但他們融入了大都市的開發中，融入了工業文明進程中，試想中國的改革如果沒有數億農民的融入，大都市的繁榮不會如此神速，工業文明的迅猛也不會如此燦爛，而GDP的增長也不會如此連續三十年快速猛漲。

有一組數字如此說明：1979年的全國GDP總量只是2012年的12天的總量。三十多年改革，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二百多倍，有說是三百多倍。誰說的準確我不知道。因為統計數字現在成了魔術，它怎麽變化的自有內幕和技巧。

但是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是不可否認的現實。而變化特指在物質生活方面。精神上的變化也大，但紛繁，無法量化。這三十多年來如果有一條曲線顯示，物質生活的上升線箭頭一直往上，精神生活方面的曲線箭頭就覆雜一些，有上升有下降，且全是急劇上升也是下滑。

寫幾位一生在江河中生活的基層農民，他們是智者，但在他們的“對立面”眼中，他們是流氓無產者。智者和流氓無產者是兩個極端，但兩極相通。如果我以采訪者的身份從各個不同角度去敘寫，這些智者同時也是流氓無產者，也是兩極相通。這是極有意思的現實。

3

約四十多年前。

知青們剛開始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我們家裏揭不開鍋了，太餓。家裏幾近要吃豆腐渣，那是給牲口吃的糙食。

大院裏的一個知青我當然得叫哥，他悄悄地說，跟我去知青點上收麥子？

我是去玩，但也想拾點麥穗再磨成面粉猛吃一回白面饃！

去了。那是距離西安極近的鄉下。這個哥家裏有極硬的上層關系，他下鄉就近，騎一輛破自行車約四十分鐘就到了，那是陜西長安縣。

現在這個縣收歸為西安市的一個區了。這個區成了高校林立的大學城，成了高科技開發工業園區和旅遊景區。

當年這裏的莊稼長勢喜人。這裏也有水，從秦嶺深處流出來的水清亮如泉，這裏也試驗種植水稻，這裏是富裕的流油的風水寶地。

我只在他們知青點住了幾天。

但那年的夏天收獲季節讓我真的開眼了。

拾麥穗的時候和村裏的一幫大姑娘小媳婦及老太太在地裏壓根不是拾，是搶，是摟，是抓，是往籃子裏撮。

知青們把拉麥捆的架子車亂晃，拴麥捆的繩子胡亂一纏，麥捆就往地裏掉，這時大家全擠上去抓摘麥穗。還有小媳婦拿著剪刀刷刷地剪，而架子車上的麥捆到了壓麥場上，就晃光了，全讓村民們拾回家了。

這便是農民們的極為沈默無聲的反抗。而知青們和村民們是合謀作亂。大家臉上全是陰謀詭計，全是笑咪咪的。每年的兩次豐收季節，知青們和村民們相處得最為融洽。夏收和秋收兩季，這個村子公家的糧食全收到了村民自己家裏。之後再拿到公家的場上去涼曬碾壓，也在集體的電磨上碾出精粉和白面粉。

只有村黨支書著急，也焦慮得不行。村子得給國家交糧，要是集體的麥子就這麽全收回了各自家，糧食交不上去了。

村支書吼，也罵，罵得極狠毒，村民們也主要是大姑娘小媳婦們全不搭理他，只顧自搶麥穗往各類筐子簍子口袋裏猛裝。

再之後支書急得無奈，嗓子也罵啞了，突然他就脫下了褲子，用他的黝黑極壯實的裸體和婦女們抗衡，這一招有效，婦女們見了搖著褲子也吶喊著沖過來的怪異支書，便一哄而散。

這方式很野蠻，很原始，但真實。

晚上開全村大會，燈泡極亮極大，支書手抓麥克風聲嘶力竭地吼罵全村人，大家全體沈默不吱聲。但全體村民們仍是一臉的陰謀詭計那般。只有支書及革委會主任會計什麽的，在吼，在罵，在強調著覺悟什麽的。

散會了，村民們匆匆四散回家。

有一嗓子在村子的暗處唱起來，是秦腔的吼唱，但詞兒是——“哦呀呀呀……（秦腔的黑頭叫板聲，極為悠長也高亢）哦日你媽呀，啊啊啊……”這一嗓子起來之後，只聽黑暗中村落裏各個角落全有了合唱，戲詞全改編過了，那是發自肺腑的吼唱，竟然是——“王朝馬漢一聲叫，誰把老子毬咬了，哦啊啊呀……”而全村各個角落的合唱竟然如此和諧也是勁頭十足，比之支書的吼罵聲更為淩厲也壯觀。

而知青們也在合唱，唱著當年的流行歌曲——拉茲之歌。知青們當年總是唱“到處流浪，啊啊－命運伴我走向遠方，到處流浪，啊啊－我沒有約會也沒有人等我前往……”這是印度電影的插曲。知青們唱這樣的歌曲時，全是吃著油潑面，夏收季節必須吃好，因為那是重體力勞動。

我只要想起來響徹在文革中夜晚五月陜西長安縣這樣的合唱，就覺得這是一曲農民的威武天籟之音。哪一級幹部對這樣的合唱也無奈。而農民心靈深處的發泄一旦轟響起來，那便是江河一泄千裏的前奏。

第二天的田野裏，大姑娘小媳婦們仍是哄搶麥穗，支書再用裸體絕招往婦女隊裏沖，沒人理睬了。知青們也有年輕農民們配合極佳，全故意把架子車上的麥捆晃光了，集體的麥場上仍是空的。

幾天後，這個哥幫我把麥子在集體的電磨房裏磨成了香噴噴的白面有五十多斤，我騎著自行車駱著糧食回了家。

那是我經歷的農民沈默中的挺具戲謔意味的反抗。這樣的故事戲劇張力極強，但是那年代報紙上電台裏說的知青上山下鄉的事跡和這樣的我經歷的事情截然相反。

沒幾天我那個哥也從鄉下回來了，他也用自行車駱回來了一袋白面。他給我敘說，那個支書讓村民們在一個夜晚暴打一頓，把他扒光了推到了一個河溝裏。再沒人敢出頭當村支書了，村裏的黨員們在上級領導組織下抓鬮兒，誰抓到了寫著歪七扭八的“支書”兩個字兒，誰來當選。而無論是誰當了這樣的村落的頭兒，也是對上面裝孫子哭窮，對村民們當狗亂吼。

後來有一位當過村官兒的人提起當年的抓鬮兒當支書的事兒，有四句戲言，為：咱是黨的一條狗，黨發指示咱就吼，讓咱咬誰咱就咬，讓咬幾口咬幾口。

但是，我來北京定居後，發現這樣的村官兒敢咬村民麽？不敢。

我一次去郊區遊玩，發現了一家村民門口貼了一幅對聯，上聯為：愛黨愛國愛人民；下聯為：防火防盜防村長。橫額為：年年如此。

而又一次我遊玩到了郊區，發現村子裏處處是制作統一的搪瓷牌子，張掛的滿村全是，只印制兩句話，為：翻身不忘共產黨，喝酒不忘老村長。

從這樣的戲言、對聯和牌子上可以體味到內中的故事太多。而中國的凡有人群的地方，每段戲言及對聯及印制出來的似這樣的牌子中，全埋伏著故事和人物，這樣的故事和人物一旦進入小說和戲劇，便極富多彩意味。

4

約二十年前。我深入到了西安一個城郊結合部的村子采訪。我住下了，我和村黨支書成了好友。我倆的神聊太有意思。後來這個村子成為村黨委，我在這個村子住了前後差不多半年，我的采訪筆記有二百多萬字。我寫小說。鄉村影視劇不好寫，沒有“市場”。

這是得悲嘆的現實。而有“市場”的是鄉村愛情？是粉飾太平？鄉村的主要矛盾成了“愛情”？忽悠去吧！

我把采訪到的故事給一個主管藝術的官員講過，這位官員聽了一臉驚詫，說你胡編吧，我壓根不相信竟然還有這樣的故事！？

無奈。主管藝術的官員是不體驗生活的，他們整天坐在辦公室裏拍著腦袋出命題，讓你寫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故事。而只要和主管文學藝術的官員們在一起聊天，我就發蒙，我們的對話永遠錯位。但你只要和這樣的官員爭論起來，你就沒戲了。他會說，姓白的這個家夥固執，有病，讓他碰去吧，且得碰得一頭紫疙瘩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