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制度變革的國家，人們往往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舊體制的破解之上，而會忽略當制度變革來臨，並非“一人一票”即能解決全部問題，民主、自由，還將艱難地、細致入微地在舊有文化歷史遺留的土壤上生根和成長。所以，這本書介紹的還是著重於政治危機的處理細節。令讀者理解，民主制度的運作是非常覆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一個滲入全民血液的制度文化來支撐，這種文化應盡早通過公民教育來完成。

 這些介紹，引入可能的借鑒，也希望更多消解不必要的文化誤解。中美幾十年隔絕造成長期文化陌生，是一個現實存在。可以想象，當兩個大國兩種文化突然解凍、正面遭遇，彼此間是多麽困擾，說是危機四伏，一點不過分。

 文化陌生可能引發的危險，可以舉個極端例子：美國什麽樣的人都有。出來個非要公開燒《古蘭經》的，偌大一個美國，就沒人能夠阻擋他，也沒人能夠阻擋媒體轉播。警察總統，都無權阻攔。美國人都知道，這是制度保障的表達自由。而在一些權力高度集中的伊斯蘭國家，民眾必定認為這是美國政府的縱容。否則，怎麽可能？一個國家的權力，難道還管不了一個小民？如此誤解帶來的外交危機和潛在國家危險，難以估量，卻沒有解藥。

 在第二本書《總統是靠不住的》中，也舉過一個例子，就是三權分立本是維護本國政治健康的設計。但是，在與不同制度的文化遭遇，也可能出現很大誤解。例如，美國總統的對外決策，代表民意的立法分支，可以完全不同意，國會可能很高調地立即通過一個表態性的否定意見。而且，這種政府間的自相矛盾是公開的。在政府權力高度統一的國家，很難理解同為政府的兩大分支，竟然表態相反，會認定這是出爾反爾、毫無誠意。經過多年交流，中美間此類誤解已經明顯減少。但在十幾年前，類似誤會產生的沖突，經常可以看到。

 寫第三本書《我也有一個夢想》已經順理成章：既然已經系列介紹美國，還有可以談的內容，就寫下去。美國是個移民國家，赤橙黃綠青藍紫，人種覆雜，種族是個突出問題。一開始的想法，是寫當下的種族問題，既然生活在這裏，每天看到和接觸的故事很多，覺得不難寫，相關歷史打算一筆帶過。可是，在冬天坐下來，閱讀歷史資料，發現這段歷史的發展更有意思。北美洲從英國殖民時期就開始販賣黑奴，給新生的美國留下了奴隸制和種族糾葛的歷史難題，但是，對奴隸制的反省、批判和制止，在殖民時期就同時萌生和展開。無意中發現，這段歷史成為第二本書的一個重要補充：美國人習慣於不相信政府，相信制度的設計和監督機制，它固然始於對人類本性的深刻懷疑。可是，歸根結底，一切制度，最終又要依靠人來設計和運作，這是一個悖論。正是人性另一面，人的精神追求、反省能力，在推動歷史進步。於是，決定重新找資料，把書的主題改作了追溯美國廢奴過程和解決種族問題的歷史進程。這本書讓讀者看到，人性是軟弱的，有著自私的天性和經常表現出來的卑下情操；而人因其天性良善的一面，是可以被救贖的，在這個過程中，宗教、基督教精神，在美國文化中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

 忙於生計，大半年在奔忙於各州的流動小販生涯中度過。三本書的寫作，持續了三年半，多是在小販停攤的冬天，只有第三本，因為變了主題、重找資料，寫作一直拖到跑攤已經開張的第二年，拖到秋天，是在來回跑長途的每周間歇中完成。第三本寫完，連續勞作加上寫作的緊張，已經累癱。介紹美國，該說的都說了，終於可以畫上句號。去三聯簽約，很輕松地對編輯吳彬說，寫完了，不寫了，“回到原來的生活”。這是真心話。可就在寫完第三本的時候，陸編的《萬象》創刊，來約有關克林頓醜聞的評論，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個總統在法庭誓言之下作偽證的問題，而當時在中國，大多數人認為，這是“對個人醜聞的懲罰”，收到稿約，覺得很容易解釋，就寫了《在誓言之下》，這是寫書之外的第一篇文章。寫單篇故事不那麽辛苦，此後，一發不可收拾。

 認識一個形而中的美國

在介紹美國的過程中，冥冥之中似有神助：第一本書正好趕上辛普森謀殺案的世紀審判，日裔法官一磊落，庭審全程錄像轉播，提供了詮釋權利法案的一個紮實案例；尼克松的水門案的跌宕起伏，給第二本書提供了有關三權分立具體運作的最佳教材；開始寫第三本書，又適逢新電影《阿姆斯特丹號》上映，提醒了對這個160多年前大案的關註，因此去找出相關歷史資料，細細道出美國上上下下廢奴正義力量的努力。幾年後，尹宣在中國翻譯出版美國制憲會議的麥迪遜筆記《辯論》，提醒了對制憲過程的介紹，這才有了後來的《如彗星劃過星空》。尹宣是一流的譯者和學者，在他回國之前，我們有過十分默契的交流。他突然去世，令人難以接受。

 《如彗星劃過星空》也希望提醒讀者，民主的推行、實行過程，都並不簡單。它是“一人一票”，又不是簡單的“一人一票”就能解決一切問題。既然民主是“多數人的決定”，就需要相應的社會文明程度去配合。而在美國文明的源頭，它的國父們是一群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歷史命定的古典政治家。他們精理論、重實踐，沒有現代政治家普遍嘩眾取寵的天然傾向。他們對民眾深切的同情，對“多數暴政”的警惕，同時存在。在書中，我提到自己閱讀美國國父的一點體驗：所謂知識人的道德勇氣，一部分應該是表現在對強權的批判上，更難做到的是不取悅民眾。只有非常少的人，才能具備這樣的智慧和勇氣，對二者都保持應有的獨立和批判。這其實也是在提醒自己。

 9·11事件以後，不僅美國、中美關系，整個世界都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國際關系變得史無前例的重要。寫國際評論，更多是個人興趣，也和一個特殊經歷有關。2008年，我去伊拉克作了一次實地采訪，回來為《亞洲周刊》做了封面故事。此後，作了一系列國際評論，也在2011年寫了對9·11事件的十周年回顧，試著描述世界進入這個新時代的兩難困境。只有對國際政治關系有一個準確的事實判斷，理順其中看似錯綜覆雜的內在邏輯，才可能減少國與國之間的誤解和避免摩擦。

 很多中國讀者認為，美國人歷來都對中國固有負面成見。實際上，在中國的“文革”時期，也正是美國青年學潮四起的反叛期，毛澤東語錄在美國的學院氛圍十分盛行。之後，十分天真的學院“左派”在許多大學文科占優勢，一度“左翼”教授們把學生都教得十分仰慕“文革”中的中國，認為中國通過“文革”終於找到了通向真正公平和平等的社會道路。我的一個好朋友，就是懷著美國教授們引領的仰慕，才來到“文革”剛剛結束後的中國，領受被誤導的後果。這也是“文革”中只作“報喜”宣傳的效應。

 中國從1949年以後，更有選擇性“交流”。我最近整理父輩留下的書籍，發現其實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出版翻譯了大量美國著作，厚厚的大部頭，都是美國“左翼”對美國制度的痛斥，抑或對紅色制度的理想化頌揚。美國的出版自由保障了對本國制度和本國政府的任何批評，不論多麽偏激都可以。但是，當它們進入一個偏執交流的他國環境，不僅沒有增進了解，還會導出更深誤會。這是明白人說的：“美國左派害不了美國，卻很可能把中國給害了”的原因。

 偏執交流，不論偏向哪端，都非正途：在介紹美國時，也切忌走向簡化的頌揚。偏頗的介紹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幻境破滅後走向另一個極端，難以冷靜客觀地剖析對方國家發展中的各類覆雜因素。這絕非交流之道。所以，介紹同一個理念和制度，在不同時間、條件、地點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強調美國制度在歷史發展和現實運作中的覆雜性，是現在正努力去做的事情。

 每一個讀者都深陷自己的文化之中，絕非簡單閱讀就能立即改變思維習慣。曾經有個長輩讀者，看了《歷史深處的憂慮》對我談體會：終於明白，原來美國的新聞媒體是私營的、是五花八門、觀點立場各異的。可是不多久，她又指著《參考消息》的一條新聞對我說，“你看，連美國人的報紙都這麽說。”這時，她又因為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習慣，自動把自己的思維方式切換回來，認定：美國報紙的意見就是官方意見。所以，消除文化陌生是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近距離看美國的系列寫作、出版，適逢中國逐漸轉而開始新一輪經濟改革，以一個飛速成長大國的特殊姿態，大步走向世界，中美再次走近，卻仍然陌生。一開始，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在中國產生激烈反應，更不要說一些偶發沖突，必然引發民族主義情緒反彈。中國對美國的理解經常處於大起大落中。大起和大落都是偏頗的。對我們這代人，民族主義一點不奇怪，因為我們成長在一個極端反帝反美的年代，非常理解民族主義的來源。這也讓我返身去看美國，它始終處在一個各種來源的反對中，你卻很難令美國人產生同類的“民族主義情緒”。兩百多年堅持下來的憲政文化，鑄成一個有恒長一定之規的國家，也使得看上去散散亂亂，一盤散沙的國民，其實內心自有他們的定力。

 這樣的背景自然更提醒了交流的意義。而介紹憲政和司法，介紹一個形而中的具體制度，是既有理念又極具操作性的一個落點，今天，仍是中國最需要深入細致去了解的美國文化。萬分慶幸的是，不經意間，新一代具備常識、也具備極佳專業訓練的新學人，勤奮睿智，早已在默默耕耘，他們遠遠地、遠遠地，走在了前頭。

 來源: 《看歷史》（愛思想網站 2013-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