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認為,魯迅成就最大的是其晚年雜文(此言確乎暫且不論)。魯迅之子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說: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向毛提出一個假設問題: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對此,毛十分認真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羅稷南等先生當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此書出版後,馬上引發爭議,懷疑毛會說出這樣的話。後來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的文章,說她和趙丹都參加了那次見面,證明毛確實說過那樣的話。毛澤東在延安時,評價魯迅連用了五個“最”,後來為何這樣說呢?此一時,彼一時也。這也說明,無論什麽時代,雜文大都不是主流需要的。

廟堂需要頌詞,而雜文是匕首投槍,因而難免遇到言說的困境。我是一個雜文編輯,就常常遭遇“好文章只能獨享”的尷尬。有人說,“領導的眼睛總是雪亮的”。的確如此,自己常有送上去的文章被領導審了下來。尤其是自己給某文藝社編“中國雜文年選”,每年都要我多編三四十篇,然後讓他們領導把關。有時,某篇特喜歡的好文章被審掉,我也會爭取一下,說:那都是公開報刊發表過的呀。他們說:一篇一篇的發沒問題,合在一起就有問題了。由此,使我想到龔育之說王蒙《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書的出版經過:“王蒙書稿涉及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如胡喬木、胡繩等,出版社說要送審。王蒙對責編說:‘書裏文章都是發表過的。’責編說:‘也要送審,單獨一篇可以,集到一起就不行了。’王蒙有一篇紀念周揚的文章:《悲情的思想者》,責編說這標題要改,‘悲情’很敏感。王蒙問有什麽敏感,年輕的責編又說不出所以然。王蒙說,‘悲情’就是悲壯的情懷,這下才把責編說通了。”(向繼東:《另一個龔育之》,載2009年第12期《社會科學論壇》)我沒有王蒙的地位和口才,當然只能“委屈求全”了。

我曾主張“告別雜文時代”——其實,這個時代到來的前提是:心靈及言說是自由的,是謂“我手寫我心”,真正“暢所欲言”。然而經驗告訴我,“路漫漫其修遠兮”!得感謝《雜文選刊》的主事者們,在這種語境下,居然發起全國數十家有影響的報刊,聯動開展此次“雜文大賽”。從本人供職的媒體來稿看,應征者之踴躍,令人感佩。

劉洪波先生曾說:雜文是勇敢者的寫作。的確,如張鳴先生的雜文,點擊社會萬象,犀利如手術刀。尤其是張先生身處高校,耳聞目睹,直陳高校問題。以前發過他的《大學裏的馬屁風》,這裏選了他的《大學裏的紅黃牌》。中國的大學,是問題成堆的地方。身在體制裏,發現的都是真問題。要是沒有鐵肩擔當,顧三慮四,肯定是不敢書以成文的。

徐強是位年輕的老雜文家了。我喜歡他的文字,往往不用編輯,拿來就可發稿。他的《公民與國家》,原標題叫《公民是國家最大的股東》。其立論精準,借用蔡元培的一篇文章,闡明了“公民與國家”的關系,言簡意賅。國家是個“股份公司”,而每個公民就是“股東”。可是作為大多數的公民,“被排除在股東之外,失去了參股的資格,只有權勢,才是這個公司的股東”。官人以權力參股,商人以金錢參股,公民的利益如何保障?雜文家能發現問題,但雜文家不能解決問題,就如哥德巴赫發現“猜想”,而他不能求證“猜想”一樣,解決問題自然是政治家和社會學家的事。

還要附帶說一句,凡發表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這是常識了),但一定是上乘的。“全國雜文大賽”消息發出後,軍旅雜文家許家祥先生連續發來幾篇征文,我本想多編發,但因為大家知道的原因而未能通過。他的《拜錯了菩薩怪誰?》點破了一個問題:“位子”不管是誰坐,金菩薩、銅菩薩、泥菩薩、草菩薩……誰坐都一樣,關鍵是“位子”上的東西為什麽都有人跪拜?讓人思考的空間很大。但實話實說,許先生未能見報的征文更棒,只是由我獨享了……

末了,想起魯迅研究專家朱正先生話:“魯迅是真學不得的。”好在大家還在學——這就夠了。這也是雜文的希望。(應《雜文選刊》之約而寫。 2011年12月)(愛思想網站 20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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