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到處可見南軍的紀念雕塑。如果坐“灰狗”（ Grey hound ）在鄉間旅行，隨時都可以看到一面飄揚著的南軍旗幟，就樹立在某一個美麗的農家院落。那面旗幟上斜著交叉兩個寬大的藍杠，藍杠裏點綴著十幾顆白星，一顆星代表著當時一個叛亂的南部州。一些旅遊勝地的紀念品商店，櫥窗裏赫然陳列著南軍的灰藍色軍裝，櫃台裏出售各種南軍留下的小玩意，如南軍的刺刀，南軍的軍用皮帶。甚至在大城市的街頭，也可以看見一些後現代造型的小汽車後窗上，貼著一百多年前的南軍軍旗，招搖過世。朋友告訴我，在南部的很多小鎮，還流行這樣的娛樂：每到盛大節日，小夥子們最愛玩的軍事遊戲，是穿起爺爺的爺爺留下的軍裝，在戰壕裏與化裝的北軍再次開打。

甚至到了北方，也有同樣的情況。我曾兩次到賓夕法尼亞州的葛提斯堡戰場憑吊，那裏發生過 1863 年南北戰爭中最慘烈的一次決戰，類似於我們的淮海戰役。江澤民訪美時曾引用過林肯總統在那裏的著名演說，孫中山將那篇演說中的 “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精妙地翻譯為“ 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則，創下中國近代翻譯史上一個由業余翻譯創立的最為成功的典範。那個戰場其大無比，方圓三十公裏，坐車在裏面走馬觀花，粗粗轉一圈需兩個小時，如果是步行，旅遊手冊上建議你最好先在附近找個旅館住下，然後準備兩天時間細細遊覽。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低無牛羊，什麽都不種，什麽都不養，幹幹曬太陽，只為後人看看古戰場。大概只有老美才舍得撂荒這麽大一塊肥沃土地，如此荒唐？設想從蚌埠到宿縣之間，我們也劃出這麽一塊三十公裏方圓的戰場遺跡，鳥來了，草長了，人卻要遷徙他鄉，那將會觸發多麽嚴重的移民問題？即使有勇如萬裏者，再回安徽當一回省委書記，他也不敢這麽幹。

那塊土地上保留著一百三十年前雙方軍隊對峙的所有工事，戰壕、鐵絲網、宿營地、指揮部。還有一排排古舊銅炮，就在路邊排列，也不怕人拖走。在北軍戰線這一端，有各州民間團體捐款建造的各式紀念性雕塑，因為地處賓州，當然以賓州人民建造的為多，也最為高大巍峨。有意思的是，各州建各州的，甚至區分至各縣、各鎮，而且大多選址在當時那個州、縣、鎮民兵團隊駐紮宿營的老地方，上面盡可能詳細地刻印著團隊番號、上校姓名和戰死者名單。那麽，被打敗的南方呢？他們在家鄉能那樣公開地紀念著他們的先驅，到了北方，尤其有美國革命聖地之稱的賓夕法尼亞州，相當於我們的延安，他們還敢那樣放肆嗎？從望遠鏡裏看去，南軍的陣地真的還在，隱隱一線，鬼影幢幢，似乎還埋伏有殺機，隨時都會萬炮齊鳴，將一百年三十年前的炮彈傾瀉過來。

我的朋友們經不住我的固執，兩次到這裏，都要驅車開到對面讓我去仔細地瞧一瞧。對面的遊客確實比這裏稀少，但紀念性雕塑卻一樣多，一樣巍峨聳立，也有幾百門銅炮一字排開的炮兵陣地，威武雄壯。與北方一樣，南方人也是分各州、各縣、各個小鎮，尋找到他們當年子弟的永息之地，塑像立碑，刻上他們的團隊番號、上校姓名、戰死者名單。在所有的建築中，果然以李將軍的雕塑最為壯觀。這一次他在這裏就不是山體上的浮雕了，而是升一級，成為一尊立馬平川揮刀前進的全身銅像。那銅頭怒馬足有二層樓高，李將軍就站在那麽高的位置，抽出他那把指揮刀，指揮刀是北方西點軍校贈予最優秀畢業生的紀念品，他就用這把刀指向我們剛剛過來的北軍陣地，回頭向他的南軍陣地發出的開火命令，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人們似乎都能聽到他那濃厚的弗吉尼亞的口音：“ fire! fire! ” 令人沮喪的是，在李將軍坐騎的鐵蹄下，我又看到了一面在南方經常看到的那種藍叉白星旗幟，很小，卻很鮮艷，就插在北方的雪地裏，說不清是謙遜還是驕傲地飄揚著。從那面旗幟的嶄新程度，我斷定斷那個插旗的南方人不會早於三天前，剛剛離開這裏。

我終於憋不住了。就在南軍的炮兵陣地上，對我的朋友發出一連串的問題：

這是美國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為什麽會有如此對立的記憶？

究竟是北方對，南方錯，還是相反，是南方對，北方錯？

美國歷史該如何撰寫？難道一團亂麻，不置是非？

我的那兩個朋友雖然是小販，但畢竟是寫過《近距離看美國》、《總統是靠不住的》，最近又有一本《我也有一個夢想》。他們平靜地回答我這個從哈佛來的夥伴：

為什麽不能有對立的記憶？

誰有權力來制定記憶版本？

政府嗎？政府沒有這個權力，聯邦政府連教育部都沒有，更沒有權力頒發統一的教科書。是歷史學家嗎？他們可以各抒己見，但是同樣沒有權力規定一個統一的記版本。
誰是誰非也許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記憶版本。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終不同意北方的記憶，卻再也沒有沖動還要從北方分裂出去的原因之一。

不幸的是，我恰好是以那種職業為生的人。此前我在中國教過六年中學、十二年大學，都是教那門叫作“ History ”的勞什子，這一次我終於沈默了下來。此前我們大概在哪個岔路口迷失過方向，以至越到後來越不知道還有這一常識：我們擁有一些爭論，同時還擁有一些定論，但最值得爭論的卻是那些定論；既然歷史是“他”的故事棗“ History ”，而“你”和“我”當然有權力再保持一份各自不同的記憶？一個民主的社會，應該從多元的記憶開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最自然的事情卻最容易被人忘記。

1999.8.20 《東方文化周刊》 1999 年第 24 期（愛思想網站 2003-0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