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西行畫像 

印度為其曾向周邊地區特別是中國輸出它的宗教與文化而充滿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優越感,尼赫魯曾指出,“印度文化傳統經過五千年的侵占及激變的歷史,綿延不絕,廣布在民眾中間,並給予他們強大的影響”,而在文化的傳播中“中國受到印度的影響也許比印度受到中國的影響為多”。其中, 宗教的傳播是影響最大的方式, 而宗教的傳播也推動了印度科技和藝術等在亞洲乃至世界的蔓延。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這種雙向交流互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與南亞尤其是印度地區的宗教文化交流,在早期的中外交通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而由高僧大德所推動的以佛教為主要內容的宗教文化交流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發展,佛教早已成為中國影響力巨大的本土化宗教。在尼赫魯看來,“中國曾向印度學到了許多東西,可是由於中國人有充分的堅強性格和自信心, 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學,並把它運用到自己的生活體系中去。甚至佛教和佛教的高深哲學在中國也染有孔子和老子的色彩”。同時, 這種交流也使得中國的本土文化得以西漸, 南亞地區對中國的儒道思想有了基本的認知, 並將其繼續西傳到歐陸地區, 有力地擴大了中華文化在古代世界的國際影響力。

除了佛教,早期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中國的還有祆教、猶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等。7世紀以後,伊斯蘭教開始在阿拉伯半島興起,並在隨後的幾個世紀里逐漸經由絲綢之路傳入中亞、南亞地區,並最終傳入中國。此外, 海上絲綢之路也成為伊斯蘭教傳播的另一條重要途徑, 泉州和廣州地區伊斯蘭教的傳入和落地生根就凸顯了這一傳播路線的影響力。 

明初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不僅推動了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岸國家的交流與貿易往來, 而且推動了宗教的雙向交流。出身穆斯林家庭的鄭和在幾十年的航海過程中, 在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的廣大地區留下了大量的伊斯蘭教和佛教印記, 這是借助海上絲綢之路實現宗教二次傳播的重要歷史。在過去漫長的歷史時期, 中國與南亞地區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基本都是經由海陸兩條絲綢之路得以實現, 此舉有效地促進了東西方物質和文化的交流互鑒,是人類不同文明之間交往的典範。 

如今,中國與南亞各國之間的宗教外交依然活躍,對雙邊和多邊關系都有積極的影響,特別是在世界宗教和平會議以及亞洲宗教和平會議的多邊交往框架下,中國宗教界與南亞各國在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宗教的交流和互動增進了相互了解和友誼,夯實了彼此的民眾認知,是當前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之間合作交流推動世界和平與文明對話的典範,也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創設了良好的軟環境。 

宗教與“一帶一路”倡議 

民族和宗教多元、多種文明交匯的南亞地區,既有開展宗教公共外交的天然優勢,也有著內在的基本訴求。小到個人思想, 大到國家和社會, 宗教的影響力在不同層面普遍存在, 而這種影響力不僅有正向的融合與凝聚, 也包含著強大的張力和因此而可能引發的沖突, 所以必須充分考量宗教在跨民族交往與世界和平與發展中的角色定位。亨廷頓曾辯稱其所提出的“文明沖突”並非鼓吹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而是為了在沖突發生之前為不同文明的共處與互動提出預警。如果此言不虛, 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理應成為和平發展的必然選項, 而宗教公共外交顯然是推動這一對話的一種重要形式。 

李光耀曾說:“一切宗教的教義都在於要達致人類所追求的最美好的理念—仁愛、禮貌、慈悲和包容, 它們不僅有助於促進人類靈魂的升華, 而且也有助於推動社會整體幸福的實現。”但是, 現實世界中宗教往往因為對權力和利益的追逐缺少政治框架的有效約束而失去和平與寬容的面向, 極易引發族際沖突和宗教矛盾。2012年印度阿薩姆邦發生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沖突就是南亞各國內部宗教矛盾的一個縮影。在這種情勢下, 推動與南亞各國的宗教公共外交有助於加強中國與南亞各國在宗教層面的聯系和溝通, 通過宗教公共外交講好中國故事, 以有效的溝通對話消解其對中國發展的疑慮, 為中資企業、 “一帶一路”建設在這些國家的落地生根創造和平的軟環境,營造良好的合作氛圍。 

一是在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積極推動中國與南亞各國的宗教交流,為“一帶一路”建設創設和諧穩定的軟環境。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超越了國家、民族、文明與意識形態的有限, 為宗教公共外交提供了清晰的理念指引。習近平總書記曾說:“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匯聚交融, 共同組成多彩多姿的亞洲大家庭。”“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獨唱,在具體的發展中需要沿線各國共同努力, 以共同的利益作為基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尋找更多的利益交匯點,共享發展紅利,共同推進和平、合作、發展的“大合唱”的形成。通過多元主體的積極參與和共識達成來推動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有著較強價值溝通功能的宗教將會在其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而命運共同體又為宗教的傳播與交流提供了理念和框架支持。

二是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特征的“絲路精神”指導中國與南亞的宗教公共外交。南亞各國雖然在國情、宗教、發展階段以及民意等多方面存在差異性,但並不意味著彼此互斥,即使部分國家之間存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或者現實發展困境,也不排除各國之間在相互尊重和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實現包容性合作和均衡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進來,彰顯了絲路精神傳承千年的生命力。歷史上中外宗教的傳播和互動已經證明了“絲路精神”的意義,如今新的時空背景下讓“絲路精神”這一文化遺產融入對南亞的宗教公共外交,對於優化南亞地區“一帶一路”建設的軟環境必將產生積極的推動。 

三是加強跨宗教的和平對話,構建不同層面的宗教公共外交話語體系,完善宗教合作機制。長期以來南亞與中國之間的宗教話語趨於碎片化, 以致西方話語優勢明顯, 不利於中國與南亞的宗教對話與交流。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中國與南亞國家之間要積極開展跨宗教和宗教內部的和平對話,構建多層級的宗教公共外交話語體系。借助世界宗教和平會議、亞洲宗教和平會議等多邊平臺以及雙邊對話交流來推動跨宗教和宗教內部的溝通與理解,增信釋疑,求同存異,形成強大的民心相通軟力量,優化和提升“一帶一路”的軟環境建設。 

結論 

孔漢思說:“沒有各宗教間的和平, 就沒有各民族間的和平; 沒有各宗教間的對話, 就沒有各宗教間的和平。”在新的形勢下推動中國與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宗教和平對話, 構建不同層級的宗教公共外交話語體系已經成為“一帶一路”發展的內在要求。在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傳播中國宗教文化的同時, 既要做好與當地宗教之間的對話和交流, 也要加強我國宗教界之間的對話與交流, 大家擰成一股繩, 兼容並蓄、交流互鑒、互相支持、互相協作、共謀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質就是通過共同發展和合作推動人類文明的復興, 倡議本身是一項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 既需要政治層面的戰略謀劃,也離不開社會文化層面的對接推進。歷史上, 中華文明與佛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交匯交融,實現了自身的發展和超越。 

在南亞地區, 通過宗教公共外交在較低的層面可以增進中國通南亞國家和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 豐富中國和南亞民眾的精神生活, 營造融洽交流的良好氣氛; 在較高的層面推動中國與相關國家的戰略合作,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建構起雙邊或多邊的相互依賴和戰略互信。宗教公共外交可以讓這種合作與交流更加緊密, 讓雙邊與多邊的軟環境建設更加融洽和包容。換言之,宗教公共外交有助於提升中國與南亞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有助於推動中國與南亞文明的轉型與復興,對於“一帶一路”軟環境的建設乃至更大場域的發展與合作有著積極的意義。(作者范磊山東政法學院社會穩定與危機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公共外交季刊》 2017-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