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以來的這個二百年，人類第一次產生了這樣的社會成員，他們從“解釋過去”變為“預言未來”，再變為“能動”：頭朝下，造出一個世界來。真不知是福，是禍，還是“惑”？

這裏並不是反對啟蒙理性，而是想反思啟蒙的另一面：人的理性有限，以有限追無限，殆乎？

嚴覆說：百年中國受禍於好人者多，受禍於壞人者少。這句話觸目驚心，但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

壞人為禍，一私欲耳，了不起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一命嗚呼。而好人犯錯誤，不巧手裏又還有權，他是要發動社會改造的，那就要闖出滔天大禍。從18世紀啟蒙理性發動，二百年英雄輩出。但問題出在哪裏？

黑格爾有言：密涅茲的貓頭鷹總是在暮色來臨時才張開翅膀。他總結的是以往人文知識活動，都是“解釋性”體系：某一段歷史行程將近走完，智者的理論總結才開始出現。黑格爾不敢設想人文知識還能“預言”，更不敢設想根據“預言”，還有“能動性”：頭朝下，造出一個世界來。這就為他的學生馬克思詬病：以往的哲學都是解釋世界，但問題卻是要改造世界！黑格爾沒有看到，有一群公共性知識分子要誕生了，從巴貝夫到聖西門，空想社會主義要出現，人類從此有了“預言性理論體系”。貓頭鷹的翅膀要在拂曉時分張開了！

知識獲得“預言”性格，最多是災禍的預兆，尚不是災禍本身。馬、恩總結其理論貢獻，是把社會主義從空想“預言 ”發展到科學。因為他們畢竟是“富革命”理論：某一生產關系蘊含的生產力在釋放完畢之前，不會退出歷史舞台，社會主義革命只能發生在資本主義最為成熟的西歐各國。他們是在“預言”，但還沒有“能動”，而且反對知識分子把自己的觀念從外部灌輸進歷史。

馬克思畢竟是唯物主義者，認為經濟領域裏的技術性變革比理論的能動性更有意義。比如他說，蒸汽機是比布朗基還要危險的革命家，要耐心等待蒸汽機開過來。但是孰知世間還有比蒸汽機跑得更快的，那就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傳播：蒸汽機是在地面跑，思想卻可以跨越國境飛翔，因為脫離萬有引力，就比蒸汽機跑得更快。

“預言性理論”飛向東方，到了俄國人那裏，經濟條件落後多了，思想卻一變而為“能動性理論”：先革命，再創造出能夠發生這場革命的歷史條件。最厲害的是這句話；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只能依靠知識分子從外部灌輸進去！於是就有了電影《列寧在十月》裏的那句著名台詞：先把政權奪過來，交到沒有準備的工農兵蘇維埃手裏，然後再問它怎麽辦！

從俄國到中國，地理上更為東方，經濟上更為古代，但是知識分子的觀念也可以比蒸汽機跑得更快。這一次連俄國式的準現代產業也沒有，卻不妨礙知識分子向更後面的一個階級——農民兄弟灌輸社會主義觀念，“富革命”變為“窮革命”，而且越窮越革命，人民公社、大躍進、三年餓死成千上萬人。知識分子從外部灌輸進去的“為窮人主義”，相比窮人自發產生的“窮人主義”——“小生產者每天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自發性”，哪一個危害大？“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禍端就是這樣發生的。

工人、商人、農人蕓蕓眾生，生活於經驗世界，天然疏離觀念活動，最多產生工聯主義、投機倒把或者三十畝地一頭牛，雖庸俗而危害有限。怕就怕人文知識分子為教士後裔，天然具有救贖沖動。啟蒙理性推倒神，又允諾哲學家可以代替神，既然能完美解釋過去，為什麽不能預言未來？

於是從“解釋”一變為“預言”，再變為“能動”，宗教救贖從彼岸走到了此岸，化成了世俗形式。從此就不是歌德所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而是“能動”者所言：理論常青，生活之樹是曖昧的，即使有顏色，也要從外部灌輸進去，把它弄成另一種顏色！法國革命以來的這個二百年，人類第一次產生了這樣的社會成員，他們的觀念傳播早在愛因斯坦之前就獲得了“光速”，真不知是福，是禍，還是“惑”？

我這裏並不是反對啟蒙理性，而是想反思啟蒙的另一面：人的理性有限，以有限追無限，殆乎？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誤蒼生”，就是說的這個道理。有此自覺，或能想通我們這個世紀的左禍根源。它可能是從法國啟蒙運動起源，又經過好幾個外國，其間總是錯過有效梳理，混混沌沌，才流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一站。算起來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吧？恰好與人文知識分子的救贖性格同步——很可能就藏在你我內心深處。

(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刊發於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3月15日)（愛思想網站 2004-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