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格非於2016年1月10日晚在“人文清華”講壇上所作的演講，格非在演講中分享了他近年來對於文學時空觀的思考。

非常感謝邱勇校長的致辭，也非常感謝今天到場的各位老師和同學，在這樣一個寒冬的晚上，來到新清華學堂聽我的演講。

 我演講題目是：重返時間的河流。原來還有一個副標題，叫“文學時空觀的演變及其意義”。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是關於文學的時空關系。大家都知道，文學的時空觀，不光是對文學創作，對於文學研究來講，也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我自己也沒有把握，能夠在五十分鐘或一個小時的時間以內，把這樣一個覆雜的問題講清楚。為了避免我們一開始就陷入枯燥乏味，我還是從一個具體的個案切入。…

讓我們先提出一些定義。

 一、經典作品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

 至少對那些被視為“博學”的人是如此；它不適用於年輕人，因為他們處於這樣一種年齡： 他們接觸世界和接觸成為世界的一部分的經典作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為這是他們的最初接觸。

 代表反覆的“重”，放在動詞“讀”之前，對某些恥於承認未讀過某部名著的人來說，可能代表著一種小小的虛偽。為了讓他們放心，只要指出這點就夠了，也即無論一個人在性格形成期閱讀多麽廣泛，總還會有眾多的重要作品未讀。…

我們可以說，幾個世紀以來，文學中有兩種對立的傾向互相競爭：一種傾向致力於把語言變為一種像雲朵一樣，或者說得更好一點，像纖細的塵埃一樣，或者說得再好一點，磁場中磁力線一樣盤旋於物外的某種毫無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種傾向則致力於給予語言以沈重感、密度和事物、軀體和感受的具體性。在意大利文學——實際上是歐洲文學的初期，第一種傾向就已經由卡瓦爾康蒂開創，而第二種則由但丁開始。對比在總體上是成立的，但是需要繁覆的分析，因為但丁的寫作極為豐富，他又多才多藝得超凡絕倫。但丁的一首充溢著最為懇切輕松感的十四行詩（《吉多，我願你、拉波和我》（Guido, i'vorrei che tu e Lapo ed…

《讀者時代》，謝謝張大春，這一書名是他幫忙取的，前面一半“讀者”二字我認，後面一半的“時代”二字卻從來不是我們這樣的人所能左右的，盡管多年以來我們不懈的召喚它，總想讓它變得更好、更公義也更豐饒。——這裏，我抄一段卡爾維諾的話，或更正確的說，他《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書中那位理智又美麗的魯德米拉講的話：“有一條界線是這樣的：線的一邊是制造書的人，另一邊則是閱讀者。我想待在閱讀者當中，因此總小心翼翼的留在界線的這一邊，不能的話，閱讀的純粹樂趣會消失，或至少會變成其他東西，那不是我想要的。這界線是暫時性的，而且逐漸有被抹拭掉的趨向，專業性處理書籍的人的世界是越來越擁擠了，並有和讀者的世界合二為一的趨向。當然，讀者人數的在日益增多，但用書籍來生產書籍的人數似乎要比純粹愛看書的人增長得快。我知道，我即使是偶然一次，例外的越過界限，也有危險，會被卷進這股越來越升高的浪潮；因此，我拒絕踏入出版社，即使只是一會兒功夫而已。”…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這是我的讀書觀。一個學者一生要讀各種各樣的書，不是讀什麽書都要做到甚解。小時候讀《三國演義》，很多地方讀不懂，但還愛看，因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長大了再讀《三國演義》也還有不懂的地方，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國志》所載有些什麽不同罷了。因為我並不想作研究《三國演義》的專家。後來我進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再後來當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我讀書、教書，還是信守“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信條。研究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家有那麽多書，每本書、每句話，都要求“甚解”，可能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電影理論是20世紀最後一次歐洲革命——1968年“五月風暴”的精神之子。事實上，作為一次為理想憧憬所燃燒的、為幾近絕望的激情所鼓舞的革命，其失敗給歐洲左翼知識分子所造成的創傷與幻滅，不締於一次朝向深淵的跌落。一如1968年的戛納電影節首映式在“五月風暴”的席卷之下灰暗而倉惶地落下了帷幕，似乎預示著一個革命時代的到來；但時隔一年，戛納再一次於紅男綠女、歌舞升平之中揭幕。對於法國和歐洲說來，革命曾到來，革命已逝去。似乎除了更深切的絕望，一切都不曾改變。…

 （12月4日，由人民文學雜志社、北京語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辦的“表述中國：《人民文學》外文版跨文化傳播的新視野”論壇在北京舉行。此文整理自戴錦華教授在會上的發言，未經發言人審定。）…

編者按：12月3日，2014年騰訊網冬季思享會“中國說”活動在北京舉行，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錦華，就“全球化下的中國電影文化自覺”發表主題演講。她認為，盡管中國元素在好萊塢電影中無處不在，但這些符號並沒有文化的意味，也不意味著可以相信中國崛起了。事實上，這些包含中國元素的電影都有中國資本的影子，可以說電影中的“中國形象”是花錢買來的。好萊塢敬的是人民幣，也不是中國人。中國電影的現在暴露了中國文化的中空問題，經常性的“反認他鄉為故鄉”，實際上是文化的自我放逐。

我想講三個自己的經驗，剛好都是兩年前的。前兩個是我同事遇到的，讓我覺得和今天中國電影所謂的文化自覺、中國故事以及在世界電影中的中國形象，似乎有某種聯系。…

西湖裏面的真正的奧妙，不在於風景，而在於它的人文的底蘊——它與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的聯絡，你隨便走到一個地方，你都能知道，這是白居易，這是蘇東坡，這是蘇小小，這是秋瑾，這是放鶴亭……充滿了大量的典故。你到西湖裏面，你突然可以穿越時空，和多少年來流淌下來的時間——你看不見的時間——發生聯系。這是西湖最美的，東湖不具備的。那麽這些東西呢，我覺得在中國的繪畫史（包括所謂的自然風光）裏，物像實際上是意象。柄谷行人在他的著作裏面也說到過，他說我們很多人都忘掉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然風景被發明出來，不過是兩三百年的事情。過去呢，純粹意義上的自然風景，我們不能說它不存在，但它沒有單獨的意義。所以中國人喜歡的是名勝，大家註意，不是風景。現在很多地方出現了很多新的所謂的名勝，還是要不斷的去給它講故事，要賦予它歷史感，對不對？這裏我講到的，是從繪畫史或者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變化。

 我們再回到文學上來。…

潘維曾在文中提出一種"內外'不平衡'現象"："在國外是對中國國力高速增長的震驚，世界各國對中國發展經驗日益好奇和尊重，中國國際地位快速躥升，以致'中美共治世界'的論調大行其道。但在國內是黨政幹部政治理念的'多元化'，大眾輿論和社會價值觀碎片化，以至於知識界對國家前程深懷憂慮。"(《序中國模式》)如何回應這一國內外的"不平衡"現象，事實上構成了"文化自覺"論中兩個需要區別開來的基本立場。…

在強調中國文化(或"中國文明"、"中國知識")自主性這一話題下，同樣值得關註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趙汀陽提出的"天下體系"。在《沒有世界觀的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和《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這兩部論著中，趙汀陽從政治哲學與文化哲學的角度，提出古代中國的"天下體系"，與西方的民族國家體系，以及羅馬帝國、大英帝國與"全球化帝國主義"等模式相比，包含著"飽滿的或完備的世界概念"，可以成為實踐全球化時代新的世界觀的"烏托邦"形態。對西方民族國家模式的批判與對傳統中國天下體系合理性的論證，構成了趙汀陽闡釋的基點。這一從政治哲學高度對傳統中國政治制度的合理化論述，不僅被論述者視為經濟崛起背景下從"知識生產"角度將中國構造為"一個新型大國"的環節，同時也是"以世界責任為己任，創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的普世性思想實踐。…

在"全球化"的覆雜格局中，在社會認同發生激烈分化的情形下，如何敘述中國必然是不同政治與文化力量介入的場域。本文集中分析國內知識界的一種敘述形態，即在"文化自覺"這一基本訴求下展開的中國敘述。…

——讀柳紅《八０年代：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

去年１２月，陽光衛視約我和柳紅女士，圍繞她的新書《八０年代：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做談話節目，使我有機會從頭到尾閱讀了她這本新書。我知道，此書的內容在報紙上連載的時候就引起了許多讀者熱烈的反響，在網上也讀過其中若幹篇章。和柳紅當面溝通，進一步了解了她寫作的初衷和內心的追求。 

讓記憶復原歷史…

一個普通人走進了圖書館，看見滿屋滿架的書，覺得眼睛都花了。這是由於他對世界上的知識沒有一方面是有特殊興趣的所致。研究學問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參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興趣確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報，有人喜歡看專題新聞，有人喜歡看小說文藝，也有人喜歡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夠有一件喜歡的，自然拿到了一份報紙就有辦法。我們讀書的第一件事，是要養成特殊方面的興趣。…

我經常說，從美學的角度，西方的教堂和中國的寺廟之間的區別，絕對不是一句“民族特色”就可以忽略不計的，例如，中國的寺廟為什麼一定是依山而建，為什麼一定是憑地而起呢？大家會說，是“中國特色”，但是，“中國特色”就對嗎？那麼，為什麼西方的教堂就偏偏要拔地而起？“憑地而起”和“拔地而起”之間是否存在著美學的截然差異？其實，“憑地而起”的關鍵就在於：不肯脫離現實；而“拔地而起”的關鍵則在於：精神的超越。而且，西方的教堂就是西方人的精神雕塑，它象征著西方人的精神賭博：我這一輩子就是要堅決向上帝給我指的目標超越！所以西方的教堂都是遙遙指向天空的。在這意義上，其實西方的教堂就是五個字：靈肉剝離器。進了教堂以後，你的肉體就頹然而落，而精神卻一下子就淩空而起。但是中國的寺廟呢？也可以說是五個字；“靈肉剝離器”，不過，卻是把精神剝離出去了，到了寺廟裏以後，你的精神頹然而落，結果，剩下的就只是期盼長生不老多子多福的肉體凡胎。…

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會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請願的自由等等固然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它們為什麼重要才更加的重要。因為關涉到一個重要的人性假設：人之初，性本惡。

當然，中國人更為熟悉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其實，“性本善”和“性本惡”根本就是一個假問題，“性本善”、“性本惡”都並不實際存在，不論“性本惡”還是“性本善”，都不是一種事實的判斷，而是一種人性的預設。很多學者沒有搞清楚，偏偏要去論證小孩生下來就有善心或者沒有善心，實在是大謬不然。其實，這涉及到對於宗教與哲學的理解。“性本惡”、“性本善”無非都是對人性的一種預設，也無非都是對於人性的發展方向的一種思考。…

當然，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前面我已經說過，從公元1500年開始，西方像被打了雞血，日益崛起，可是，令人困惑的卻是，中國卻從此步履維艱，盡管左拼右突，卻偏偏無論怎麼走都此路不通。GDP2010年第2名，人均收入1960年第78名，2010年127名，教育投入發達國家為5,3%，中國為2,3%，醫療投入，4,5%，排名188（倒數第四），美國，13,9%。其中，一個最為典型的特征，就是諾大的一個中國，卻再也對世界沒有貢獻。我們知道，國無論大小，只有能夠給全世界貢獻全新的價值關懷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大”國。否則，就只能是一個“小”國。有一位學者就曾經說過，因為對中國在全世界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因此在出國前曾經堅定地相信：世界之大，只有中國。但是，出國以後，這個看法卻全然改變：世界之大，沒有中國。當然，這兩種看法或許比較極端，不過，如果說在公元1500年以後，偌大的中國確實沒有影響過世界，大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那麼，這個先“什麼”起來的東西又是什麼？從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來看，毋庸諱言，現在日趨一致的看法應該是：先“基督教”起來。換言之，先“基督教”起來，應該是在歷史上我們所能夠看到的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崛起的關鍵所在。

在西方，一般都將公元1500年作為一個極為值得關註的世界節點。西方最著名的歷史教科書——《全球通史》分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則是“公元1500年以後”。還有一本書，是美國人寫的《大國的興衰》，也是如是劃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後”。看來，公元1500年，從今天來看，這本身就是一個最佳的長時段，一個洞察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時間節點。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為一個參照的“長時段”，來回顧一下我們所置身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所走過的歷程。…

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 —— 埃及盧克索神廟法老像上的銘文

大家好！

在華中科技大學講座，這次是第四次了。在十年之內，華中科技大學已經四次邀請我來做講座，包括這次要講的兩場在內，十年中我在華中科技大學已經陸續做了十二場講座，為此，在這裏我要對華中科技大學的熱情邀請表示誠摯的感謝。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讓一部分中國人先“信仰”起來——關於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各位想必已經看到海報了，明天我還要接著再講這次講座的下篇：《沒有信仰萬萬不能——再談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

口述歷史旨在以訪談方式發掘、采集、整理與保存口述者的歷史記憶，呈現口述者親歷的歷史真實。歷史記憶是口述歷史的基礎，發掘歷史記憶是口述歷史的主要工作，但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會環境因素等影響，口述歷史的真實性經常遭到質疑。口述者以怎樣的方式呈現歷史真實？歷史記憶呈現為口述歷史要經過哪些中間環節？這些中間環節對歷史記憶及其呈現起了怎樣的過濾和阻隔作用？這些都是口述史學必須深入探究的關鍵問題。只有對口述歷史視域中的真實性有深刻認識，才能不斷從探尋記憶之真到逼近歷史之真。

歷史記憶呈現方式制約口述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