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的演講開門見山, 他的觀點十分鮮明, 市場化與私有化才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 對於中國過去十年“國進民退”的看法並沒有實際依據。接著, 他提出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評價存在的五大誤區, 予以一一反駁, 在他演講完以後, 他的這些反駁又引起一個個的反擊。 

誤區一, “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主導”？拉迪提供的數據表明, 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份額中, 國有企業的比重都呈明顯下降趨勢。到2011年, 國有企業僅佔工業總產值的26%、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11%以及出口份額的11%, 因而國有企業佔主導的說法不成立。對於拉迪列舉出的這些數據類型究竟能否反映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上的撤退, 在場的中國問題專家以及留學生都表示懷疑。也有專家提出,…

福山在演講中重點闡述政治衰敗的根源以及三項政治制度——國家、法治和責任民主產生的順序, 以及這三項制度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平衡關係與其績效的關係。在他看來, 這三項制度無論從歷史演進還是今天的社會都代表了人類的普遍需求。無論好壞, 都需要國家通過必要的權力來進行外部和內部防衛, 來實施共同統一的法律, 由一個現代的非人際的國家來提供秩序、穩定和必要的公共品。所有社會都必須通過法律來規制權力的實施, 將權力非人際地應用於所有公民, 而不是例外地對少數特權派開綠燈。法治是經濟發展的關鍵, 沒有明晰的產權和合約實施, 一個社會難以建立長久的信任和穩定的預期。責任民主使政府必須對更廣泛的社會利益負責, 而不是僅僅對少數精英負責, 民主參與不僅僅是對權力濫用、腐敗以及強橫行為的監督與制約, 也是對一個社會自由與個人生活質量的基本度量。 

政治制度演變的真實邏輯是,…

二是黨的集體領導。在鄧小平領導下, 中共向將治理國家作為中心工作的政黨轉變。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 是由擔心權力過度集中的領袖們設計的。而由毛澤東設計、鄧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體制, 則是為了解決相反的問題: 為動亂不已、舉步維艱、地區差異巨大的中國提供統一的領導。美國是由保留著獨立權力的各州所組成, 而中國千百年來一直有一個控制著地方的中央政府。在治理結構上, 中國采取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 授予他們相當大的獨立性, 各級領導班子的成員最終決定著在他們的轄區內哪些人能得到提拔。然而, 讓地方幹部享受較多自由也存在著風險。由於缺少上面的嚴密監督, 很多幹部不但能夠想辦法造福國家, 而且也能關照自己與朋黨並排擠其他勢力。 

三是現代的精英治國。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的辦法, 在各級建立了一套高度競爭性的精英考試制度, 目標是挑選最有才華的人,…

作為一位研究中國政治的老牌“中國通”, 他一點也不懷疑中國的越來越強大。但他也提醒, 實現“中國夢”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關鍵是如何深化改革與避免陷入戈爾巴喬夫綜合征。在他看來, 所有人都同意改革非常重要, 但也非常困難。在權衡進行哪些改革及如何推進時, 決策者要明確它們不會對國家和政權產生任何影響, 不能重韜戈爾巴喬夫的覆轍。戈爾巴喬夫錯誤地以為通過體制改革可以鞏固共產主義制度, 但是, 在他推行70天後發現, 前蘇聯的官僚們竭力反對改革。於是, 他不遺餘力地推行公開化, 全社會展開對官僚的批評, 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 形成社會分裂。然後, 他認為競選可以使共產黨團結起來, 但他本人卻從未支持競選。最後是葉利欽的賭博贏了, 接下來發生了人所共知的事。有戈爾巴喬夫的前車之鑒, 中國的決策者的選擇就可以理解了, 即必須要深化改革, 但一些影響政權的事情不能做。 

中國共產黨接下來將非常專注於推進經濟改革, 同時又確保政治舞臺的安靜,…

在哈佛期間, 燕京圖書館是我借閱圖書最多的地方。每個到過這家圖書館的學人無不為之震撼, 也從中受益。該圖書館現有藏書100多萬冊, 其中中文圖書佔一半以上, 微縮膠片8萬多件, 期刊5700多種, 報紙32種。這些資料以漢學的傳統資料為主, 也包括中共黨史和國史資料, 還有大陸出版的地方誌。你不得不佩服這家圖書館主人的獨到眼光和遠見。這里的圖書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 學校教授和學生推薦的圖書都會第一時間去購買, 因此, 東亞圖書館的書都是非常專業的, 那些“注水”的書很難在這里招搖過市。更體現哈佛水準的是, 這里有一些按專題收集的資料非常系統, 且連續性強, 非常便於學者進行某一領域的專業研究, 如這里的紅衛兵資料集就是最早從美國國務院復制而來, 並不斷追蹤, 看到這些資料時我想, 如果沒有如此專業的圖書資料, 麥克法夸爾也難以完成他那立於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本傑明·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 他的研究縱橫近現代中國史、中國思想史、人類文明比較研究三大領域。他以三本代表性著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毛澤東的興起》、《尋求富強: 嚴復和西方》、《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 奠定了他在美國乃至世界中國學界大師級人物的地位, 成為哈佛大學中國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他的《尋求富強: 嚴復和西方》(1964)被譽為“跨文化思想史的開山之作”, 《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1985)是他一生中國學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頂點, 此書獲亞洲協會的列文森獎、美國歷史學會詹姆斯·亨利·布里斯底特獎以及愛默生獎等多項學術大獎。他的中國學研究拓展至人類文明研究, 以比較方法探討“軸心文明”和人類文明共同點, 批判“西方中心論”, 思索當代人類擺脫困境之道。在哈佛他被人們廣泛地稱之為“學者的學者”。   

孔飛力（Alden…

與哈佛因其名教授而傲然於學林一樣, 哈佛的中國學研究也因那些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大牛”而為人們景仰。由於篇幅, 這里僅列舉對我影響最大的幾位。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哈佛受到的尊敬至今猶存, 哈佛師生向我講述他從事研究和帶學生的軼事時在幽默中充滿敬意。費正清師從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教授。他留給哈佛乃至全球的智慧財產當然是1955年成立的東亞研究中心。正是在他的開創性努力下, 美國的中國研究從人文視角的漢學轉向社會科學領域的現當代研究, 他創造的“刺激－反應”方法曾長期支配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他的《美國與中國》中國有知識的人應該不止讀過一遍, 他組織編寫的《劍橋中國史》應該為許多中國人書架上的必擺作品。他是40年代末預測毛澤東與共產黨會獲勝的中國通之一。他因主張與中共建立關係, 被稱為“四個該為輸掉中國負責的John”之一。1991年9月12日上午,…

帶著從哈佛訪問回國後的純真和興奮, 我欣然答應了財新好友張進的邀約, 將在哈佛半年的所觀所想以文字的形式留下來。可以想見的是, 在忙里偷閑地交出上篇《哈佛何以一流》後,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又逐步回歸“舊常態”。近日《中國改革》新的一期截止交稿日的善意提醒, 喚起我內心猶存的使命感。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心境下完成已經做出的承諾, 是一種多麽大的挑戰。但是, 回歸真實進行的比照, 說不定有別一樣的效果呢！於是, 重拾曾經的天真, 寫下了本輪訪學的下篇——如何講中國故事。  

一、強大的中國研究氣場 

我是帶著對哈佛的敬畏走進校園的。理由很直白, 這里是全球聞名的中國研究大本營,…

弱化中國傳統的人文話語表達可能會犧牲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只是，至少有時，這種犧牲是必須的，因為值得，因為以這種方式說中國故事，可能收獲更多讀者，收獲話語的社會影響力。社會科學的明晰和邏輯表達一定會犧牲豐富、複雜、飽滿但也因此不確定的意涵。但任何選擇都會有放棄，都會有所損益。 

追求社會科學的表達，好處是讓故事變成理論。理論的最大好處是便於讀者將命題邏輯地展開，用來解說、處理他或她身邊的問題，故事中的經驗可以成為一種工具，應對他或她的生活。這既是對地方性知識的驗證，也可能是對地方性知識的移植和發展。中國經驗可能因此被分享，好的結果甚至會消除外國學者可能尤其是西方學者對外來文化的神秘主義理解，一種敬而遠之加懷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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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特定意義上，“熱愛”就是一種偏執，就像“不愛江山愛美人”那樣。這種偏執不丟人。哲學闡釋學的分析表明，任何知識發生和拓展都始於一種prejudgment，可譯為前見/偏見。也只有在一個具體社會、文化、傳統中持續努力，也才可能有發現和洞見。至少有時，作者就得不管江湖上或市場上的風起雲湧，潮起潮落，就得一葉孤舟，“出沒風波里”（范仲淹）或是“獨釣寒江雪”（柳宗元）；決意“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那才叫有“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即便“深藏”一句有點過於自戀。但也別以為只要執著、堅守、自信、努力，就會出成果，出好的和重大的成果。這都不是充分條件，只是個必要條件。只是說在別不計較最後結果，尤其是個人功名。否則，就是機會主義，想“賭一把”。這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領域。但也不僅在人文社科，在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也可能如此——想想數學家張益唐的堅持。是從小學課本上的故事“小貓釣魚”，我了解了“一心一意”和“三心二意”這兩個成語的。 …

其實，我相信，所有的中國學者都渴望受眾，中外受眾。除了極少數意識形態至上者乃至逆向種族主義者除外，中國學人不同程度地都盡力講述了他們理解的中國故事了。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努力的效果欠缺。有時是發不出聲來；有時，由於信號編碼的差異，發出的也沒法讓外國讀者聽進去，並聽得明白，暫且不說接受與否。怎麼辦？ …

盡管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學者的努力，基於中國經驗的相關研究日益增多，其中由中國學人撰寫的也日益增多，但總體而言，很多中國故事和中國研究，對西方普通民眾或學人，仍然異己的，至少也是邊緣的。許多看似基於中國經驗的學術，所謂的中國故事，非但附著於西方學術傳統的，並因此是西學的產物，支持或驗證的是西方理論。但也因此，對西方主流的人文社科研究來說，這些來自中國的或關於中國的學術，講的故事，在這個知識生產和話語交流的大格局中，幾乎是有它不多，沒它不少；有時甚至真的只是一個文化多元的裝飾性符號。在那些偶爾也會瞄一眼中國經驗的西方學人看來，許多中國故事沒啥新東西，沒推進學術，更別說帶來研究范式的變革。 …

因此，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很難僅僅通過簡單對應的語詞來準確理解和把握他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在此，理解在不同程度地取決於理解者能否有效進入或想象一種陌生但可能的生活。許多跨文化的人文社科的研究和交流因此常常依附於一些故事——一些關於他者生活生存的整體想象，這是理解所依賴的語境。 …

本文為蘇力於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中國大學出版社協會、在華國際出版商版權保護聯盟聯合主辦,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協辦的“中外大學出版社學術論壇”（北京，2019.8.26）上的發言。 

一、首先，為什麼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