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研究中國政治的老牌“中國通”, 他一點也不懷疑中國的越來越強大。但他也提醒, 實現“中國夢”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關鍵是如何深化改革與避免陷入戈爾巴喬夫綜合征。在他看來, 所有人都同意改革非常重要, 但也非常困難。在權衡進行哪些改革及如何推進時, 決策者要明確它們不會對國家和政權產生任何影響, 不能重韜戈爾巴喬夫的覆轍。戈爾巴喬夫錯誤地以為通過體制改革可以鞏固共產主義制度, 但是, 在他推行70天後發現, 前蘇聯的官僚們竭力反對改革。於是, 他不遺餘力地推行公開化, 全社會展開對官僚的批評, 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 形成社會分裂。然後, 他認為競選可以使共產黨團結起來, 但他本人卻從未支持競選。最後是葉利欽的賭博贏了, 接下來發生了人所共知的事。有戈爾巴喬夫的前車之鑒, 中國的決策者的選擇就可以理解了, 即必須要深化改革, 但一些影響政權的事情不能做。 

中國共產黨接下來將非常專注於推進經濟改革, 同時又確保政治舞臺的安靜, 使每一行動與經濟改革相匹配。他還對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的反腐進行了評論, 他認為, 中共的幾屆領導人都明了腐敗會亡黨亡國, 但是, 面臨的挑戰是, 在推進反腐的同時又要保持共產黨內的團結。反腐敗是針對所有腐敗分子, 包括任何領導幹部, “老虎蒼蠅一起打”, 這樣會使一些人感到不安。反腐是對共產黨領導的嚴峻考驗, 一方面是中共高層保持政治秩序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黨內幹部要有自覺維護團結局面的意識, 分裂必然導致災難。 

轉型的特質。聽傅高義教授講中國, 是每個在哈佛的中國學人的願望。有意思的是, 由於《鄧小平與中國轉型》的熱銷, 這位“中國先生”快變成“研究鄧小平的先生”了！與他講談和向他提問的人多集中於關於鄧小平的細節, 對於他在鄧小平研究中對中國社會轉型的觀察, 卻被大多數人忽略了。2000年當傅高義教授從哈佛退休時, 他做出的決定是, 專注於研究對理解今天的中國最為關鍵的問題, 即1978年後中國轉型的性質。他的英文書名《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一個人”和“最重要的一件事”並列的。在我看來, 作為一位在哈佛受過嚴格訓練的社會學家, 傅高義教授對中國轉型性質與挑戰的研究, 對於仍在處於巨變中的中國彌足珍貴。 

如何看待這一歷史轉型？傅教授高度評價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成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 “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里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他將促成這一轉型的要件歸納為: “高度發達的中國傳統, 中國社會的規模和多樣性, 當時世界格局的性質, 共享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全球體系的開放性,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 無數具有創造力和勤奮工作的人們的貢獻等等。”當然非常重要的是過渡時期鄧小平所擁有的權力、他的個人特質以及高超的治國術。這場偉大轉型的性質是什麽？傅教授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從亞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國。帝制時代的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全球大國, 甚至不是全球事務的積極參與者, 它只是亞洲的一個地區性大國。毛澤東在世時中國的大門僅僅打開了一條縫。只有鄧小平才真正打開了國家的大門, 領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直到鄧小平時代, 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才具備了足夠的政治眼光與魄力去超越帝國主義時代的痛苦記憶, 開始跟其他國家發展持久而積極的新型合作關係, 從而使中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