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區四, “中國的銀行把錢大都借給了國企, 而私營企業很難獲得信用貸款”？拉迪提供的駁斥數據為, 從2009年到2012年的貸款餘額中, 國有企業的比重由56%下降到48%, 而私營企業的比重由26%上升到36%；銀行貸款流量中私營企業的比重也在2012年上升到了52%。拉迪認為, 盡管私企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服務, 但不能認為幾乎所有的貸款都進了國企。而私企的利息保障倍數達到了9.6%, 遠超國企的4.3%, 這一點加上私企的高資產回報率使銀行比從前更加願意為私企提供貸款。 

誤區五, “國有企業近年來重新卷土重來”？拉迪用數據表明, 無論從工業增加值、生產率還是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看, 私企的發展都比國企迅速。拉迪提出, 如果中國允許私企進入更多行業, 尤其是現代服務業, 將會推動中國經濟更快更好發展。一位來自印度的學生在討論環節中提問, 在如今的印度, 人們更加傾向於到政府部門的工作, 中國的年輕人似乎也在追捧政府、國企的職位？而這是否說明國企的崛起？對此, 拉迪沒有給出明確的回復, 他只是說人們對於不同機構的偏好是在不斷變化的。 

拋開觀點的正確與否, 拉迪這場講座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個西方學者在西方語境下，對一些關於中國重大問題如此系統駁斥, 值得尊敬。從結論來講, 我同意拉迪對中國改革的基本評價, 即, 過去30多年, 中國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深化, 產權明晰程度不斷提高, 否則就無法解釋中國持續經濟高增長的發生, 這對於改變西方一些以貼標簽的方式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政府支配資源配置的國家的人是有矯正效應的。但是, 如果我是在國內聽他的這場講座, 我一定會是另一種評價: 從解決中國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面臨的問題來看, 如果僅僅基於官方統計數據, 不對中國制度安排的複雜性有深入理解, 這樣的分析與質疑又有多大幫助呢？ 

增長減速（slowdown)。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哈佛訪問期間,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差不多是一個最為熱門的話題。到哈佛不久, 我就約了90年代初就相識的老朋友帕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相聚, 接著又讓肯尼迪學院中國留學生會請他專門做一次小范圍的講座, 在離開之前又與他聚會一次, 討論的主題都是關於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長下臺階的問題。我與帕金斯教授有兩次結緣, 一是他的名著《中國農業發展: 1368-1968》由我的復旦碩士導師翻譯, 另一次是90年代我陪同他及吳永泰、肖耿、黃一平、胡祖六前往甘肅和貴州的一次長途考察。帕金斯教授是眾所周知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名家, 在哈佛的中國大牛中, 他是為數不多的用現代經濟方法分析中國問題的學者, 他高超而簡明的統計分析能力、良好的實感、加上對東亞其他經濟體的比較眼光, 使他對中國經濟的分析非常客觀而有見地。他是最早提出中國增長減速的學者, 2005年他的《中國增長的挑戰》講座就對此有過系統分析。